●孟家麒 吴碧君 王梦龙

新型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的社会学调查

●孟家麒 吴碧君 王梦龙

本文选取浙江省诸暨市作为研究地点，对新型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情况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新型留守儿童存在与同辈群体社会交往情况欠佳、社会交往技能欠缺、社会交往心理存在障碍等问题。这是由于其原生社会交往环境残缺、原生扩展社会交往环境不充分以及社会交往过程中学校角色缺位造成的。针对上述情况，本文认为应加强教育引导的针对性，进而解决存在的问题。

新型留守儿童；社会交往；家庭教育

一、引言

近年来，留守儿童问题受到社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2011年最新制定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强调了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工作规划，提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服务机制，加强对留守儿童心理、情感和行为的指导，提高留守儿童家长的监护意识和责任”[1]。但社会更多地将农村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而鲜有对发达地区城镇儿童的社会交往及生活现状进行研究。本文在叶敬忠教授定义的基础上界定的新型留守儿童是指由于条件限制不能长期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而被交由他人代为抚养、教育和管理的，居住在较发达地区、户籍为城市的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社会交往是儿童形成自我概念、获得情感支持、进行社会化的重要方式，社会交往能否正常进行关系到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和身心健康。在研究传统留守儿童的过程中，人口学研究指出留守儿童高度集中在四川、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份[2]，新型留守儿童或也将具有集中分布趋向；教育学研究则认为其家庭教育缺失和弱化并存在不合理性从而导致留守儿童的性格缺陷与不良人格因素；社会学视角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群体的社会化过程、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等来剖析情况[3]。在国内外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中，同样考虑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教育机制、户籍制度等。

社交退缩、攻击行为、孤独感、欺负和受欺负、被拒绝及被忽视等现象是比较常见的留守儿童社会交往问题。由此，笔者从新型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现状着手，把握其行为特征并进行原因分析，为解决留守儿童社会问题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本文以社会资本、社会交往为理论基础，以儿童社会交往情况为切入口，主要运用定量研究方法，辅以定性访谈，以期了解现状并做出原因分析。选择浙江省诸暨市作为研究地点是由于诸暨市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均收入常年居全国前列。2014年的抽样调查显示，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5790元，高于广州（42955元）等城市。而诸暨市民营企业的发达及经商风气的盛行也使居民大量外出经营，而将子女留在诸暨，由其祖父母照管或直接投入全日制寄宿学校中。符合定义的新型留守儿童数量较多，生活形态较为典型。

本文通过自编问卷了解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留守类型、监护类别等人口学资料；运用文献法，查阅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生活现状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运用访谈法与满足定义的儿童进行无结构访谈了解其日常生活状况、心理情绪等。最后，运用SPSS22.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卡方检验、多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

三、新型留守儿童社会交往现状分析

（一）存在与同辈群体社交困难问题

新型留守儿童与同辈群体间存在社交困难的问题。在与普通城镇儿童比较的独立样本T检验中，“与班上同学关系怎么样”“是否愿意主动与同学交流”问题的概率P-值分别为0.025、0.044，在95%的置信度下，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且在平均分上较普通儿童分值高0.29、0.22。根据赋值，可知其与班上同学关系较差、社交主动性更低。而在好友数量上，30.4%的留守儿童没有或仅有1个朋友，而非留守儿童此比例仅为6.25%。在朋友的选择方面，新型留守儿童也更愿意选择同班同学（41.8%）或是附近的人（22.7%）而不十分看重兴趣爱好相符（14.2%），远低于普通儿童41.2%的比例。他们交际圈子较小，友谊的建立依靠地缘；更难明确地认识自己的兴趣，因而难以与兴趣相投的同辈群体建立交往联系。此外，38.7%的留守儿童表示曾经受到过欺负或人身伤害，比例高于普通儿童。这反映出由于其社会交往状况欠佳、社会支持网络不完善，而容易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

（二）社会交往技能发展受限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一种以“理解为导向和目的的行为”，理解是交往的本质特征,交往行为的媒介是语言[4]。社会交往技能往往是在家庭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的，而长时间亲子互动的缺乏使其环节脱节。这不利于孩子建立与家庭成员的信任，其无法根据反馈的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技能中相对关键的理解社会交往情境的能力、监控社会交往过程和预测社会交往的能力等新型留守儿童均处于弱势。在与普通城镇儿童比较的T检验中，在“父母是否主动与你谈心”这一问题上，概率P-值为0.001，在95%的置信度下，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因此认为新型留守儿童父母与其交流时间更少。相比普通儿童，新型留守儿童几乎缺乏应对人际压力的机会，便也很难如其他儿童一样自然而然的形成如何与他人交往以及如何处理复杂社交问题的思维。在应对挫折时，更大比例的留守儿童选择逃避而非选择寻求亲友帮助。这不仅由于留守儿童拥有更少的朋友，也是由于留守儿童缺乏寻求帮助的策略——而寻求帮助本身即为促进社交的重要手段与途径。

（三）社会交往心理存在障碍

因与父母长期分隔造成的亲子关系的中断，留守儿童对关怀的渴求得不到满足，缺乏正确的引导和心理上的疏导，不良情绪如失落、愤怒、担忧、焦虑等得不到排解，造成其拥有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和孤独感。长期积累便形成了留守儿童孤僻、内向的性格倾向。[5]在社交主动性方面，与普通城镇儿童比较的独立样本T检验中，“交友意愿”该题中概率P-值为0.033，在95%的置信度下，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且在平均分上较普通儿童分值高0.21。根据赋值，可知其交友意愿更低。小A表示：“如果有人在我身后笑，我就会觉得是他们在嘲笑我，所以也会不自觉地疏远一点。”相比普通儿童，新型留守儿童对自己成绩的不满意度（43.2%）更高，并比普通儿童更自认为被“瞧不起”（12.3%）。这与访谈时掌握的新型留守儿童对自身满意度较低及自卑心理较重保持一致。部分留守男孩表现出叛逆、具有攻击性以及责任感缺失等心理特点。在消费观上，由于父母的补偿心理，他们往往能得到丰厚的物质支持。在未形成成熟的理性判断之时，过量零花钱的行动刺激下其容易拥有攀比心理与自傲心理，甚至过早地步入人情社会。以上退缩的社交心理与矛盾的性格倾向均不利于同辈群体中的社会交往。

四、新型留守儿童社交现状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原生社会交往环境残缺

家庭是儿童发展最直接的微观环境，父母教育卷入为他们学习成功和情绪适应提供了关键的环境因素。科尔曼认为，“家庭社会资本是促进群体中个体心理幸福感与能力的社会资源。父母、儿童以及其它社会成员相互联系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能够传递期望、规范与信息等资源给其它网络成员，这会增加个体的成长机会。”国内外相关学者认为，家庭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家庭中成员之间尤其是成年人与儿童的关系强度，主要来源于父母期望与父母卷入等[6]。与普通儿童的T检验比较中，在“父母间关系”“父母参加家长会频率”“父母带你玩游戏频率”“父母是否主动谈心”“父母是否带你参加他们朋友间的聚会”等问题上P-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且均分均高于普通儿童。根据赋值可知，亲子互动相较于普通城镇儿童是不足的，可见家庭社会资本较少。而根据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可知，这些互动行为对交友意愿、社交主动性、集团认同感等均具有显著影响。76.6%的留守儿童希望父母可以一周内与其联系沟通，而现实情况仅为39.4%。可知在沟通间隔上其父母未达到其期望。父母的外出本就造成相处时间、互动机会剧减，而其父母或因分居在子女的互动形式上尚未统一；或因外出经商由于高风险造成的深重压力导致无法调整心态卷入子女教育。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半数父母三个月之内便能返家一次。返家间隔的缩短使新型留守儿童仍能强烈感知到父母的在场意义，没有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抗拒心理，反而表示出较为强烈的沟通愿望。对父母感情并不淡漠却鲜有机会与父母团聚，进而造成儿童对生活满意度不高、压力颇大。这使得儿童们表现出对谈心、沟通以及娱乐活动的兴趣减弱，反向刺激父母去减少谈心、社交与游戏等活动，造成原生社会交往环境残缺。

（二）原生扩展社会交往环境不充分

本文提到的原生扩展社会交往环境主要是指监护人与构建起的社会交往环境，而其社交环境对于留守儿童仍起到了负面作用。首先受教育程度较低是诸暨市留守儿童的监护人的显著特征。其中，小学及以下占比35.5%，初中占比25.5%。依据监护类别，绝大部分新型留守儿童由父母单方监护或祖父母隔代监护。监护人更关注孩子的基本生活需求与人身安全，至于其他领域则力不从心。监护人群体并未在孩子陪伴需求的前提下给予其主动的、互动的、全身心投入的陪伴，相反更多则是无参与的陪伴。访谈可知，儿童与监护人亲密度较低、互动较少。

新型留守儿童的父母对其子女期望特别是学习成绩的期望相对较高，并将期望的实现委托于监护人身上，进而给予监护人沉重的压力。而限于受教育程度等的限制，他们无法意识到思想品德的塑造、社会网络的构建、综合素质发展的重要性，学习成绩成为能够即时反馈的可量化的指标用以体现自己监护水平，因而他们使用了比普通儿童父母更加严苛的教养模式。这直接导致情感上不能共享、情绪不能合理抒发与被理解。新型留守儿童也存在由于监护人的严苛管教而无法正常地理解社会行为以及社会赋予的各种角色的预期，更难适应社会甚至无法做好自我认同。

（三）社会交往过程中学校角色缺位

学校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化机制，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教育不仅给予学生文化知识，同样指导学生进行系统地学习社会规范、道德准则与价值观念等。对于在家庭内部无法获得满足感的新型留守儿童来说，学校扮演着生活中的核心角色。而在此过程中，教师无疑起到关键作用。根据对教师的访谈，部分教师并未意识到留守儿童的存在。“留守儿童可能西部农村多些吧，我们这样的重点小学不太有这样的孩子的。”暨阳小学教师W如此说道。

中小学阶段父母参加家长会的频率将较为直接地影响班主任对孩子的关注程度。上文已提到，新型留守儿童的家长参加家长会的频率更低。这将对孩子的学习动力、自信程度等方面造成影响。被老师忽略的同学更可能在班级中被同学孤立，进而影响其在班级内的人际交往。小E在访谈中表示：“同学们喜欢和老师表扬过的同学做朋友。”在交往理论视角下，师生关系应该强调师生交往的主体间性，实现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自由沟通和有效对话，从而实现真正的理解，实现交往的目的。然而，由于新型留守儿童的社交主动性的不足加之教育本身对心理健康与德育的相对忽视，留守儿童与教师间互动交流较少，进而导致其校园归属感不强。该群体在学校中获得的社会支持不足，学校作为重要角色在培养其社交行为的过程中缺位。

（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社会交往

家庭压力模型和家庭投资模型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社会交往状况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家庭压力模型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来影响其交往。而家庭投资包括生活必需品投资、学习资源投资、居住地投资和行为投资四个维度[7]。数据分析显示，中等收入的家庭（20-50万）的儿童在社交主动性、学习成绩等诸多方面强于两端即收入较低家庭及高收入家庭；在主要来源上，工资收入家庭则高于经营收入与投资收入。这是由于工薪阶层工作相对稳定，外出城市离家较近、相比经商压力更小、工作休息时间也相对固定，因此返家间隔和联系间隔更具规律性，进而导致父母养育和卷入行为增加，对行为的投资也相对增加。因而，留守儿童群体内部关于社会交往状况上仍然存在其差异性。

在全国范围内，由于诸暨市经济发展较好、人均收入较高，新型留守儿童家庭并不存在因城乡二元对立所造成的发展环境受限、资源稀缺等落后于现代信息社会的问题。相对农村留守儿童精神世界的单调闭塞，由于经济条件更加优越、社会环境更加发达，新型留守儿童能够接触更先进的文化娱乐设施，去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场馆也相当便利。但同样可能造成困扰，如由于缺乏监管，他们容易到违法接纳未成年人的网吧、游戏厅等进行消费，而受之负面影响较深，在其间建构的社会网络甚至容易引导其做出越轨行为。该群体亦可轻易接触到智能手机等设备，并加以运用网络交往手段。这易造成进一步淡化现实中多方位人际关系，削弱现实交往中信任感、道德感、责任感，进而弱化人际沟通能力等，不利于新型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

总之，个体的社会交往是受到行动者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和特定情境下建构性因素的双重影响[8]，正是在家庭、学校与社区的生活情境中，新型留守儿童建构了特有的社会交往逻辑。而这种社交逻辑不利于其自身心理及综合能力的发展。无法从家庭得到与其他儿童平等的关爱与照顾使得他们情绪低落，也无法把握合理的行为策略。这也不利于获取资源（如老师的关注、学校活动的参与机会、相关比赛的报名机会等），进而处于边缘状态。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新型留守儿童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较小，更多的家庭问题则是伴随社会变迁而来的家庭内部问题，如家庭结构断裂、家庭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弱化、家庭生活方式变异等[9]。外出父母与留守在家的其他家庭成员长时间地分开，家庭核心角色空缺和失调，这种状况影响了新型留守儿童的生活与社会交往，家庭功能得不到正常发挥。新型留守儿童同样遭受着与农村留守儿童相似的考验与挑战，遭受着自身发展的困境，成为城市中的相对弱势群体。因而，需要得到应有的关注，需要增强教育引导的针对性，进而解决存在的问题。

在此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外出父母尽可能调整与孩子的互动沟通方式，做到缺位不缺职。父母需要通过定时联络等创造更多的家庭教育卷入。第二，新型留守儿童监护人尽可能调整家庭教育方法。监护人首先需要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平时注重对孩子思想品德的引导，给他们工具性的支持,如多教给他们一些应对社会交往的策略与方法。同时，也要重视“缺席替代者”的作用。第三，学校需要提供更多心理健康教育、增进其社会交往机会的质量保障。留守儿童所在的班级班主任及任课老师需要针对新型留守儿童心理障碍和品德行为偏差问题，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注与关心，培养儿童健全人格、提高其心理素质，提高留守儿童心理训练与社会交往的能力。第四，发展社区工作。新型留守儿童家庭支持残缺不齐，学校支持能力有限；而出于对群体的不了解与不关注，社区和基层政府支持基本属于空白。因而，在社区层面通过社区工作给予帮助是必要的。如在社区内做“爱心妈妈”、建立社区俱乐部，通过团体辅导及游戏活动增加其自我认知，在游戏与互动中学习社交策略、增进友谊等；建立监护人合作社，社工进行小组工作，让情况相似的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互相探讨、交流经验。这些举措将给留守儿童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增加社会支持。

[1]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王宗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13(199)：37-49.

[2]高健.农村留守儿童自我意识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01):58-62.

[3]李明.对发展良好的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案例分析[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3.

[4]邓美德.家庭场域下文化反哺的抗阻及教育对策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4.

[5]王谊.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研究[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1.

[6]张妗帆.家庭社会资本与儿童社会交往的关系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2.

[7]周丽欣.流动儿童生活处境与生活满意感的调查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3.

[8]刘庆.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交往探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J].北京青年研究，2015(1)：73-78.

[9]高源.农村留守家庭社会支持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5.

2017-07-06

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47（2017）04-0070-04

孟家麒，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学生；吴碧君，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王梦龙，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学生。（四川 成都 610041）

责任编辑 杨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