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烨含

钟嵘《诗品》的“怨”之审美

◎李烨含

该文拟从文本角度阐释《诗品》的“怨”作为创作论以及审美标准的意义，并通过论述“怨”与钟嵘的其他两个审美标准“雅”“清”之间的有机联系，得出“怨”作为钟嵘的最高审美标准的地位的结论。

《诗品》 怨 雅 清

“怨”最早见于《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怨刺上政。”这应当是符合孔子“思无邪”的原意的。《毛诗序》所说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是由此而来。《礼记》有云：“温柔敦厚，诗教也。”此时的诗可美刺上政，教化人伦。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辩》中所说：“‘诗言志’简直就是‘诗以明道’了——这个‘道’却只指政教。这也能阐明‘诗言志’一语的本旨。”

秦汉以来，“诗言志”之“志”渐渐融入“情”的内涵，由表达政教功用引申到士大夫一己穷通；直到陆机《文赋》第一次提出“诗缘情”，开始直视诗“感物”而作的无功利审美价值。此时钟嵘《诗品》出现，不仅肯定了诗因“物之感人”而作，还提出“怨”即为个人遭际之怨。是诗“感荡心灵”所在。本文拟从文本细读出发，分析《诗品》中作为创作论和作为审美标准的“怨”；除此之外，通过与钟嵘的其他审美标准的关系，探讨“怨”在钟嵘的审美标准的有机体系中的地位。

一、《诗品》之“怨”

（一）创作论之“怨”

《诗品序》开篇有言，诗是“摇荡性情”而作，是诗人因物有感而作，即“诗缘情”。“情”就是诗人创作的原因。而具体来说，钟嵘认为诗所表达的“怨情”是“情”的核心。《诗品序》中的一节连续举了八个“感荡心灵”的例子，所谓“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直到“解佩出朝”“扬蛾入宠”，都是人生遭际、个人穷通之感，无一不是怨情。钱钟书先生也感慨道：“这一节差不多是钟嵘同时人江淹那两篇名文——《别赋》和《恨赋》——的提纲。”同时诗人可以通过作诗“展其义”“骋其情”来排遣怨情，“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这是诗对于创作个体的意义。

除《诗品序》之外，钟嵘在评诗过程中常论及诗人遭际，从创作论的角度来评其诗之“怨”。如上品李陵：“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以李陵自身经历为其“文多凄怆”做了注解，自是“怨者之流”。下品赵壹：“散愤兰蕙，指斥囊钱。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怀才不遇，激愤怨世。钟嵘感慨：“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二）审美标准之“怨”

在《诗品》中，钟嵘将“怨”作为评诗的主要标准，“怨”被拔高到一个前无古人的位置。研读文本可以统计出，《诗品》在评价过程中提及“怨”字有8处，其中上品有5处。

这些“怨”各不相同，以上品为例。古诗之“怨”是“哀怨”，如《西北有高楼》：“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将知音难觅的哀情描摹得委婉曲折，钟嵘称其“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曹植之“怨”是“雅怨”，如《杂诗》：“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怨而不怒，温柔敦厚，是为“雅怨”。李陵之“怨”与左思之“怨”是自伤身世，是对遭际之怨。李陵《与苏武诗》：“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李陵“文多凄怆”，而左思“得讽喻之致”。班婕妤之“怨”是深闺之“怨”，以团扇喻，“怨深文绮”。

除直接提及“怨”之外，《诗品》还有多处与“怨”的审美内涵相近之词，如“愀怆”“感恨”等，共9处，其中上品2处。

王粲“发愀怆之词”，《七哀》抒乱世之怨：“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阮籍“颇多感慨之词”，以《咏怀》“发幽思”：“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刘琨“善为凄戾之词”，钟嵘称其“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郭璞“词多慷慨”，其《游仙诗》“坎壈咏怀”。班固《咏史》“有感叹之词”；郦炎《见志诗》“托咏灵芝，怀寄不浅”；赵壹“散愤兰蕙，指斥囊钱”；曹操“甚有悲凉之句”；夏侯湛《挽歌》，“唯以造哀尔”。

综合来讲，上品共12人（严格说来古诗并非一人），其中诗中带“怨”这一特质的就有7人。在《诗品序》的结尾，钟嵘列举的范作也大多为怨诗。可以看出，《诗品》确实倾向于以“怨”评诗，钟嵘不仅以“怨”选诗，且将“怨”作为好诗的最高标准，称这些怨诗为“五言之警策”。

二、“怨”与《诗品》其他审美标准

（一）“怨”与“雅”

“雅”与“怨”可以说是钟嵘并行不悖的两条最高审美标准，它们在曹植的身上得到了同一：“情兼雅怨”。单从数量上来看，钟嵘在评11人时提到了“雅”，其中一半都在中品。如评阮籍“洋洋乎会于风雅”，颜延之“经纶文雅”，谢庄“气候清雅”等。

“雅”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首先，“雅”与“俗”对举，钟嵘如此看重“雅”，另一方面也忌“俗”。如评鲍照：“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因“险俗”而伤“清雅”。评袁宏诗：“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可以看到钟嵘是很忌“俗”的。然而《诗品序》中钟嵘提到“专取五言”的原因是“会与流俗”，这岂不是矛盾吗？王叔岷先生有言：“盖取五言以从俗，评五言则忌俗也。”虽然从文体上五言比之四言更为流俗，却不妨碍钟嵘评诗以艺术性为主要标准，“雅”就是艺术性审美的最高水平。

其次，《毛诗序》有言：“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雅”即为雅正，是儒家一脉相承的评诗标准。钟嵘评任昉诗“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评檀超、谢超宗等七人“得士大夫之雅致”，雅为“士大夫”“国士之风”；而评应璩“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可以看出“雅”是士大夫之美刺，有讽喻之意，符合儒家“温柔敦厚”之旨。另一方面，钟嵘评嵇康为“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讦直露才”是“雅”的反面，这与班固在《离骚序》中评屈原“露才扬己”一样，并认为他是“狂狷景行之士”，不符儒家“怨而不怒”的传统。所以反过来说，“雅”即代表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雅正传统。

尽管钟嵘以“怨”评诗，在《诗品序》中对儒家“诗言志”的传统一句不提，他依然把“雅”作为好诗的另一个最高标准，他的诗学理想是“情兼雅怨”的。那么“怨”和“雅”在钟嵘看来孰轻孰重呢？只要看两个标准的分布即可一目了然：评价中带“怨”及相近内涵的诗人，在上品中占了7人，超过半数；而评价为“雅”的，上品仅有2人，中品有6人。因此《诗品》依然将“怨”，即诗作的情感作为评诗的最高标准。 与此同时，从“情兼雅怨”我们可以看出，钟嵘的诗学理想并非毫无节制的“怨”，而是在“怨”作为诗的情感内核的基础上，符合《国风》“雅”的传统。

（二）“怨”与“清”

“清”是钟嵘比较偏爱的一个审美概念，这个字出现的次数已经大大超过了“怨”和“雅”，多达19次。“清”还常与“怨”和“雅”联用，如评沈约“清怨”，谢庄“清雅”。《诗品序》中两次提到了“清”：“辨彰清浊”和“清浊通流”。可以看出“清”与“浊”对举，“清”是好诗的标准之一。

对于《诗品》中评价高的诗人，“清”字随处可见：如古诗是“清音”，班婕妤诗“词旨清捷”，嵇康诗“托喻清远”，陶渊明诗“风华清靡”，范云诗“清便宛转”，戴逵“有清工之句”，谢庄诗“气候清雅”，鲍令晖诗“崭绝清巧”，江祏诗“猗猗清润”，虞羲“奇句清拔”等。《说文解字》解释“清”为“凡洁曰清”，即“清”的本意为洁净，不繁琐。钟嵘评鲍照曾曰“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在这里钟嵘将“清雅”和“险俗”对举，其中“清”的反面为“险”。何为“险”？“贵尚巧似，不避危仄”为“险”，即雕琢。可以看出“清”其实对应的是钟嵘的“自然英旨”，即“直寻”。

《诗品序》中对于“直寻”有很详尽的叙述，钟嵘重自然直寻而反对雕琢、用典，体现在“清”这一评价的反复出现。不仅如此，钟嵘还在论诗人过程中间接提及，如评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刘祯诗“贞骨凌霜，高风跨俗”“雕润恨少”，曹植“骨气奇高”，则都表现出钟嵘对“清”这一风格的追求。

除此之外，钟嵘对于“自然英旨”的追求还体现在音韵自然的要求上。《诗品序》中有言：“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评古诗以“清音”，未尝没有言其音韵自然之意。上品评张协诗：“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在对比中我们发现，提及“怨”的诗人往往有“清”的评价，如班婕妤“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刘琨“多感恨之词”“清拔之气”，沈约“长于清怨”等。钟嵘所重的“自然”“直寻”，即是真实地让“怨”情自然流露，而不是通过雕琢、用典来描摹巧似，这样“伤其真美”。所以相比于“怨”这一最高审美标准，“清”是钟嵘“自然英旨”的体现，是“怨”情的表现风格。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诗品》中的“怨”是钟嵘评诗的最高审美标准，同时“怨”并不是钟嵘评诗的唯一标准，它与“雅”“清”等概念共同构成了钟嵘的诗学审美体系。本文仅从文本角度做了一些探讨，并未延伸至文化阐释角度，如“情兼雅怨”与钟嵘所在的六朝文坛之间的关系、“清”这一审美标准所反映的六朝佛道文化，以及钟嵘所提及的诗之三义“赋比兴”在评诗中的地位等，这些问题留待以后进一步对《诗品》进行研读和思考。

[1]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朱自清.诗言志辨[M].长沙：岳麓书社，2011.

[4]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5]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葛星星）

李烨含，女，研究生，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宋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