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小说家。曾获“郁达夫小说奖”，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鲁彦周文学奖”，“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青年文学》《十月》《当代》《西部》《飞天》等刊物奖，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提名。著有长篇小说《我们的踟蹰》等五部，小说集《刘晓东》等十部，随笔集《犹在缸中》等两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题目这句话，原句是“优者萎靡不振，劣者干劲冲天”，语出博尔赫斯，具体的语境忘记了——他是在调侃福克纳？——但的确是句漂亮的警句，与爱因斯坦那句“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之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光是骨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一样，都曾经塑造过我的世界观。

我刚刚出了本随笔集，书名是《犹在缸中》。这本集子收录的文字，前后基本是在一年内写下的。在这一年里，《湖南文学》抬爱，敦促我开了撰写读书随笔的专栏，于是只好开足马力，一期不落地干起来。干得过程充满着自我动摇，有时甚或会自我厌弃。是格非先生的一句话令我将所“干”之事找到了一些干下去的理由，他对我说：一个作品有几个人认同，似乎已经足够。但这几个人是谁并非无关紧要。那么好吧，干劲冲天好像就不再显得那么令人难堪了。这部分文章，是这本集子的主体。集子还有一个所谓的“附辑”，收入了数篇我与批评家的对话。这个部分，好像更有令人汗颜的理由——说是“扯闲篇儿”，也不能算是完全的自贬。于今此类“对话”已是一个作家的日常事务之一，大家说的，越来越比干的多了。收进来的对话，已然经过取舍。事实上，这一年我大约跟人“扯”了两倍这样的内容。好在跟我“对扯”的，都是令我尊重的对象，从他们的身上我受教良多，也的确廓清了一些自己的观念，并且有助于自己相对清晰地眺望前路。

于是，就有了这本随笔集。显而易见，它亦是今天我們文学现场“过度谈论文学”的一个结果。

一个小说家，如何分配读与写的比重，这本不是问题，有些经验的，都知道阅读何其重要。但读后所写下的，约定俗成，好像更应当兑现在具体的创作上，如果一年之间，居然写了十多万字“读后感”，似乎就有些不那么好意思了。

好吧，除此而外，这一年我也有“务正业”的计划——写一本小说集。

这本小说集一个字没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名目——《丙申故事集》。我想写一本篇章固定，不会再交叉着拼凑进任何一本小说集的书。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愿望，完全是基于这些年自己出书的感受——东拉西扯，旧作与新作混搭，大致攒够字数，挑个名目，就是一本集子了。这种“攒集子”的方式，大约也是我们文学出版语境中的常态了，的确草率，对读者、对自己，诚然也有点不负责任。国外作家似乎不这么干，《九故事》会拆分混搭进塞林格其他的集子里吗？当然不会；《米格尔街》不会，《骑兵军》也不会……

兑现这个写作计划的确很难。上帝保佑，它并不是难在我的写作能力上。这是纯属私人的写作计划，没有谁布置任务，敦促着我的，依然是一个小说家的职业感和尚未消减的写作能力与虚构热情。事实上，前半年有那么三个月左右，我写得相当顺畅。其间，我按时作息，按时锻炼，按时写作，一切都在一种美妙的、有规律的状态下运行着。写作期间，我严格遵照医嘱喝着汤药，每天走上万步，有种“春华秋实”、劳作者自力更生的踏实感。于是，我格外在每一篇小说的后面都郑重记下了具体的写作时间（以前我并没有养成这样的写作习惯）。我想，我记录下的，将是这一年自己精神生活的轨迹，将是草芥被那阵风吹送着的旅程。为此，我再一次自我蒙蔽，认为自己也许能挽回什么，镌刻下什么，对那个念兹在兹却永难谋面的“意义”，有了一个又一个瞬间的捕捉。这挺美好的。

《随园》是这本小说集的开篇，我觉得，它开了个好头。不是说这个短篇已经写得无懈可击，是说，它令我一开始就进入了应有的工作状态——得以从纷扰的世相之中抽身，心怀莫名的伤感，沉浸在一个小说家应有的情绪里。如果说这种情绪异于常态，也并非在否定常态的合理，而是深感写作者岂能深陷在“常态”的泥潭里。谁都知道，“常态”会如何地消磨人。在这个意义上，写作便是对“常态”的抵抗。它让我的眼睛不只是盯着微信上的朋友圈，盯着貌似孤立的一桩桩社会事件，而是极目远眺，凝望那无论白昼还是黑夜都发着光的雪山。这对视力好，对颈椎好，对清洁的精神和宝贵的记忆好，也有益于自己理解身处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地“成了这般”与“只能这般”。

但这种美妙的“非常态”很快便被打乱了。世相依旧得以纷扰我，我也依旧软弱得无力抵御之。各种蹉跎，精疲力竭，眼见便到了年末。如果丙申年过去，这个写作计划便注定泡汤了。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跟出版机构商量，不足十万字把它出版了吧！而我当然深知，这样的“退而求其次”将会怎样的戕害自己的人格与写作。

“常态”中的我，自感有如蝼蚁；工作时的、“非常态”的我，自感有如草芥。这两者本无差别，但我顽固地觉得，草芥也许更有漂浮的姿态，也许一阵风，便能令其无远弗届，至少在假想中挣脱了沉重的拘囿与残酷的践踏。这当然是自欺，可小说家有时候就是这么依赖自我的蒙蔽；可小说家如此的自我蒙蔽，也已然难逃那“退而求其次”的不断自欺。

一部随笔集，一部小说集，两相合并，真的就有点儿“干劲冲天”的意思了。

可是在情感上，我更愿意自己是一个“萎靡不振”者。不是自认为“优者”，是自己从禀赋到性情乃至到肉体，都不大能够负担起一个“干劲冲天”者的重荷。事情就是这么复杂，人就是这么拧巴——一个一百三十斤的人，在力图滚动三百一十斤的石头。不，我不是在说西绪弗斯，但的确是在说虚无和抵抗虚无。

近些年出书似乎也有些“干劲冲天”。大约今年还是会有三到四本集子付梓。这已经开始令人尴尬。是的，是需要纠正这样的草率和盲目了。

这两本集子也许就是一个纠正的开始。

《犹在缸中》的责编，我所敬重的那位兄长，说：“这是我编辑生涯做的最后一本书。”我的不安可以想见——这十几万字，显然无法和这句话的重量相匹配。他的编辑思路是让这本书反映出我的“小说观”。相知多年，尽管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反对我的某些观念，但他就是如此的宽大我，容忍和尊重我浅薄的异见，并且，也愿意将与己相左的异见设想为具有一定的价值。他做文学批评，曾经就职于那本著名的刊物——《当代文艺思潮》。这样的前辈，亦师亦兄，遇到了，便是我的幸运。它的另一位责编，可能正在“干劲冲天”的当口。于是这本集子从装帧设计到印行策划，都浸泡着他的心血。他是可以预见的优者，是成长着的有抱负的出版人，有志于将一家地方出版社做成一流的出版机构。他和我差不多算是同龄人，不由得，我就想和他一同成长。他们，都是我纠正自己、鞭策自己的力量。于是，我们有所共识——尽量让这本集子不要太水，避免拼凑。完全做到了吗？可能没有。首先我在这一年写下的，依旧只在一个“一百三十斤”的人所能负荷的重量之内，“水”避免不了，但“不水”的愿望的确是终于有了。我知道自己的局限。这局限有如书名——犹在缸中。

犹在缸中，来自李敬泽先生的一次戏谑之语——于今我们的文坛，吃了吐吐了吃，大家都在同一口缸中。这是重要的洞察和自纠，借来做集子的书名，算是我对自己的提醒与棒喝。

诚如那位兄长的编辑思路，这本随笔集子都是在说小说，它反映的，是我的“小说观”。但是，置换一下，我想也许我所写下的，亦都是自己的“世界观”。写作经年，犹在缸中，我越来越觉得，决定一个小说家的，其实最终仍是他的世界观，是他看待世界的心情，是他看待生命的态度。如果这种感觉不谬，许多文学的问题、生活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谁为什么写得不好，谁为什么活得不对，都有了一个基本的答案。

落脚在世界观上，所以我将与杨晓帆的对话放在了这本集子的最后。整本集子基本上是以写作的时序排列的，这个对话算是个有意的例外。我想用它压一下自己散乱的阵脚。它有个“三百一十斤”般的题目——《以虚无至实有》。并且，它的最后一句话，差强人意，说出了我今天的心情：

因为人生也不是很长，基本上一半也活过去了。

责任编辑 李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