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松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一带一路”话语建构

张劲松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6)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是建构“一带一路”话语的重要理论资源。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是“一带一路”战略起源的方法论基础，事物的本质与非本质联系是区分这一战略与其它国家相关战略的重要思维方式。马克思的矛盾分析法决定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原则既要寻求普遍性，又要尊重特殊性。“一带一路”的发展愿景是实现合作共赢、财富共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国际延伸和全球共享。

一带一路；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

一种实践行为和观念系统是通过话语体系而得以呈现、传播并得到人们的认同。要使“一带一路”战略能够顺利推进，就必须建构一种科学的、整体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的建构取决于对“一带一路”内含价值和行动理念的深刻挖掘和客观阐释，而这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原理和方法无疑是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在青年学生群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重大理论方法政策的主要渠道，在课程中建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传播“一带一路”的精神理念和行动目标，一方面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将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融入到课程的日常教学内容之中；另一方面有利于让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学生正确、全面地认识“一带一路”战略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愿景，建构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诚如习近平所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1]。

一 “一带一路”的战略缘起：世界普遍联系的结果

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着重介绍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内容，而其中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总观点和总特征就是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它坚信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的，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着的有机整体。世界的普遍联系观点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发点和主要动力，这一战略正是在全球化时代该区域沿线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互依存状态的必然选择。在近代世界史上，资本主义的到来使人类社会从单个的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快速发展的生产力极大地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普遍联系，从而加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与合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和地区的经济依赖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资源优化配置、道路交通互接互通、反对恐怖主义、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使命，从而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带一路”构想使这些不同层面的普遍联系转化为协作共赢、成果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与其它国家针对该地区的经济战略和政治结盟不同，“一带一路”体现了这一区域人们之间的本质联系。本质联系是事物内在的、必然的、规律性的、稳定的联系，它对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非本质联系是事物及事物之间外部的、表面的、偶然的、不稳定的联系，它对事物的发展只起影响的作用。这种本质联系首先体现为地缘上的天然相近。“一带一路”穿越广袤的欧亚大陆，环绕漫长的海岸线，将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联结在一起，它形成一种从东到西延绵两万余里的天然共同体。其次，这种本质联系还表现为这一区域人们的血脉相联。从族群的渊源看，“一带一路”环线的土地上，由东到西主要生活着蒙古人、欧罗巴人和赤道人种及其混合族群。在“一带一路”环线地带虽然生活着不同的民族成分和族群部落，但在最原始的生物特征上，他们具有共同的、固有的、自然的生理特征。第三，这种本质联系更深刻地体现在这一区域的文化相亲。宗教是“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在这一广阔空间中，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和谐共处，引导着不同人们的观念世界。这些不同的宗教神灵穿梭于亚非欧大陆，带来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信仰互通和精神碰撞，为不同地区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等多层次的交往提供了思想纽带。

只有理解“一带一路”的本质联系在于其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精神基石，才能使之有别于服务资本增殖和政治意图的其它战略。针对亚欧大陆的广阔腹地，1997年日本提出“丝绸之路外交”，1999年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2000年俄罗斯、印度、伊朗三国发起“北南走廊计划”。美国和日本的计划虽然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但因为主导者乃局外之人，地理上的距离使计划的实行困难重重，而俄罗斯和印度等国的计划又缺乏历史或文化的关联。这些计划是这一区域国家之间的外部的、非本质的联系，它们注定无法取得丰硕的成果，而“一带一路”立足于地理、历史和文化中的内在、本质联系，它必将打造成一个普惠沿线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二 “一带一路”的合作原则：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运用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中，矛盾分析法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对所有的社会问题和现象具有普遍适用性。矛盾反映了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状态，它表现为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相互统一，这种统一既是事物自身固有的辩证法，也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遵循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规律，矛盾的普遍性或共性体现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属性和特征，在应对生态危机、局部武装冲突、疾病传播、毒品泛滥等问题时具有共同的使命和责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具有相似经济禀赋和生产要素，各国劳动力丰富、能源储备尚未充分开发、生产技术仍然落后、资本流动机制还不完善。因此，亟待超越个体国家的界限进行协调和整合，形成优势互补的利益共同体。在发展任务上，“一带一路”沿线大多国家的共同任务是要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此有必要以共同体的思维建设“一带一路”，打造新的生产体系和消费市场，改变旧有的国际分工格局，提升共同体各国在国际财富分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力。此外，“一带一路”是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活动比较集中的区域，这也使得共同打击暴力犯罪、维护地区稳定成为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原则是要寻找所有参与主体的普遍性和共性，形成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

共同的经济特征和安全责任并不能掩盖各国发展道路、政治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各个层面呈现出丰富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经济总量上既有全球GDP总量第二的中国，也有总量和实力弱小的国家；经济体制既有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有封闭的计划色彩浓厚的国家；政治制度上既有“三权分立”体制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又存在中东地区政教合一与家族统治相结合的君主立宪制，同时也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文化上分布着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等多种形态。因此，在“一带一路”共同体的建设实践中，要包容每一个主体在经济发展程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上的差异，尊重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所作的道路选择。诚如习近平2013年 3月23日在莫斯科演讲时指出：“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3]。

“一带一路”的合作共赢理念贯穿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它是构建和传播“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当代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路径。在全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过度强调和尊崇事物的普遍性，将他们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价值理念、生活方式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从而导致不同文化话语、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一带一路”在寻找普遍性的同时，更突显事物的特殊性，从而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因为普遍性并不能完全抹杀和消除各个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每个国家在遵守共同规则的同时也必须坚持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一带一路”的建构原则尊重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从而试图摈弃和超越西方资本主义逻辑主导的、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等旗号的普遍主义价值观。

三 “一带一路”的发展愿景：中国道路制度优势的全球共享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体系的核心课程之一，它着重介绍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挫败和探索的历程，从而展现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并提炼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含价值观和巨大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含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多个层次，以全体人民共有拥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宏观调控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等内容为其核心要素。毛泽东曾非常有信心地指出，中国道路及其制度体系能够引领中国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现代化，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到21世纪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为克服当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生态恶化等各种弊端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

“一带一路”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延伸了中国道路的制度形式。共同发展、共同分享的理念以局部地区和世界整体的利益为目标，强调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血脉相亲、利益共享、责任共担，追求各方合作、互利、共赢。美国学者里米·里夫金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外，一种“协同共享”的新经济体制正在逐渐形成，“到2050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而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体制将丧失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5]。这种“共享”发展理念具体表现为在生产要素上进行资源互通和优化配置，形成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在共同的发展任务上，携手行动改变旧有的国际分工格局，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财富分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竞争力，实现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和均衡发展；在应付集体的危机和难题时，沿线国家步调一致地共同采取措施，逐步减缓、共同应对金融风暴、生态危机、能源枯竭、人口膨胀、地震与海啸等全球性的威胁和挑战。“一带一路”要求各个成员统筹兼顾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在不损害他国利益的前提下谋求本国利益，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弘扬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精神，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奉行以人为本、造福于民的宗旨，将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6]。“一带一路”的行动目的和最高愿景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人人平等共有、协调机构宏观调控、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特征，它成为中国道路及其制度的一种崭新探索并赋予其特定的内涵。

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去建构“一带一路”话语，能够充分地展现其中的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等理念，并使之具有克服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等世界历史意义。“一带一路”共同体以共同利益为最高行动准则，努力实现共享经济资源、共同协调经济行动，这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理念的具体实现和当代延伸。这是一条“不可避免地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它必将是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漫长过程，也必然是将历史文明与未来的社会主义相互连接的进程”[7]。因此，它倡导的合作共赢理念能够克服由绝对自由主义产生的各种弊端，推广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并使之拓展新空间。

总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内容和教学体系是建构“一带一路”话语的重要理论资源，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清晰地解析“一带一路”战略的起源和基础，事物的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的区分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辨析这一战略与其它国家相关战略的根本差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有助于我们把握“一带一路”的合作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体系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带一路”的行动目标和愿景是为了实现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财富共享和共同发展。因此，通过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体系建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可以全面地展现其中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可以揭示“一带一路”共同体所具有的超越西方现代性模式、探索新型发展道路的理论价值。同时，“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建构原则和实践探索也为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具体内涵。只有借助于具体的“一带一路”战略，我们才能在崭新的时代中不断地激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命力和解释力，才能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不断地开拓马克思主义的全球视野和国际空间，才能在复杂的意识形态争锋中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1]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5-08-3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1)[M].1995.

[3]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N].人民日报，2013-03-24.

[4]毛泽东文集(卷7)[M].1999.

[5]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M].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6]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重大经济问题论述摘编[EB/OL].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6/0112/c385475-28040684.html，2016-01-12.

[7]汪晖.“一带一路”走出历史终结论阴影[N].环球时报，2015-04-08.

(责任编校：余中华)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One Road” Discourse i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ZHANG Jingsong

(College of Marxism,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6, China)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are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One Belt, One Road”. The universal theor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origin for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ssential and non-essential relations is helpful to distinguish the strategy of“One Belt, One Road”and the strategies advocated by other countries. The contradiction analysis enlightened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of “One Belt, One Road” should not only seek universal, but also respect particularity of everybody in the community. The target of “One Belt, One Road”is win-win cooperation and fortune sharing, and it is an international extension and global share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e Belt, One Roa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discourse

2017-04-14

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项目“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与意义”，编号：FJ2016B009。

张劲松(1976— )，男，福建泉州人，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B0-0，G641

A

1008-4681(2017)04-012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