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

苦难的亲证与民间的歌吟
——刘志成散文论

唐小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

刘志成的散文书写在题材主题上主要聚焦于苦难行状和陕北民歌，在情感表达上显得漫无节制，深陷于苦难疼痛而不能自拔，纠缠于道德义愤和情感冲动之间而不能释然，呈现出价值立场上的迷思。这种伦理负载和心理围城，导致他的散文在精神的探索上，在存在的勘探上都大打折扣，不能制造独特的心灵奇迹，不能出示准确的时代证词，也构成了他未来写作所面临的难度。

刘志成；苦难书写；陕北民歌；价值迷思

对于一直关注内蒙古散文乃至西部散文创作态势的读者来说，刘志成这个名字恐怕不会陌生。截至目前，围绕刘志成其人其文，拢共有这么几个关键时间和事件：一是他的《怀念红狐》被选入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二是2003年内蒙古作协和《草原》杂志联合召开刘志成散文作品研讨会，他又接连斩获《草原》文学奖、“索隆嘎”奖和“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使得当年的内蒙古文学年被认为是“刘志成散文年”；三是2007年西部散文学会挂牌成立，他当选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主席，并担任《西部散文家》《西部散文选刊》两本刊物的主编。由于刘志成贫寒的家庭出身和坎坷的创作经历，因此又被有的论者视为“底层散文家”[1]；又由于刘志成在组织上领衔西部散文的编辑、出版和传播，也被史小溪称为“西部散文的标志和僭越”[2]。那么，抛开外在的身份标签，单从其散文作品的来龙去脉看，刘志成散文对于中国当代散文究竟出示了什么？从“青春写作”到“人到中年”——刘志成出生于1975年，至今已过不惑——其创作又经历了哪些起伏嬗变，面临何种困惑及难度，需要怎样的清理才能向“青草更青处”漫溯？——这都是我们极感兴趣的议题，也是下文尝试做出初步梳理的基本思路。

一

让我们试着从《怀念红狐》入手。与动辄上万字的文化大散文不同，这篇文章篇幅不长，才1700来字，写一只红狐叼走“我”家一只鸡，出于报复，我和父亲把它还未断奶的4只狐崽捧回了屋，由母亲用玉米面糊糊喂养着；过了不久，红狐找上门来，母亲仁慈地把4只狐崽轻放到大门外，任其叼走消失在夜色茫茫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本，一个生命之间互相尊重和守望的文本，思想正确而且情感纯真，因而打动了很多读者的心弦。单从主题看，无非是老生常谈，从语言看也是朴实无华老妪能解，构思上也无甚新奇之处，纯然是朱自清《荷塘月色》的结构，其中提到屠格涅夫《麻雀》里面的一段文字，无论在点题的功能上，还是在承上启下的位置上，与《荷塘月色》里提及的《西洲曲》真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军旅散文作家周涛的《二十四片犁铧》也是遥相呼应。那么，它动人心弦的独特性是什么？我想，不外乎两点：一是情感的真挚，二是细节的敏感。前者来自于作家的心灵品质，后者得益于作家的艺术修养。与此相类似的作品还有《祭奠白鸭》，也是围绕人对微小动物的感情来立意行文。

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刘志成就是一位生态作家，因为上述写人与动物关系的作品只是其散文天地的冰山一角，并未构成主潮和重心；在刘志成迄今发表的散文中，描写现实中苦难生命的抗争和煎熬，描写孤独个体在命运中颠簸的行状，占去绝大部分的版图。这型塑了刘志成散文的情感基调和精神面貌，也是大多数论者念兹在兹的关键部分。《待葬的姑娘》和《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篇，被收入史小溪主编的《中国西部散文精选》(第一卷)，置于周涛《巩乃斯的马》《稀世之鸟》之后。《待葬的姑娘》是一篇读来令人胆寒、恐惧的悲悯之作，写“我”和患痴呆症的表哥二拴在土窑洞里遭遇一个瘫痪了的哑巴姑娘，她是二拴的二叔——一个十六年前就死去的男人新“娶”回来的媳妇，养了半年还没死招人嫌恶(在陕北，12岁以上的光棍男子在死后要买未出阁女子的骨殖陪葬)，她像个四五岁(实际年龄已21岁)的孩子，坐在糜烂的草布上，“涂了蜡似的脸色浮肿得如遭了霜的农作物蔫蔫地提不起精神”，“干裂的嘴唇布满了血痂，一张一合地扯着微弱的气息，下身盖着一块极脏的红布，一角已被她抓在鸡爪似的手里，机慢地抖动着，半截沾满屎尿的裸腿露了出来，瘦得像沤过的麻柴”，二拴端起我们带来的饭盒，用饭匙喂，她的嘴巴一直紧闭，眼光里有说不出的恐惧，不耐烦的二拴一拳打在她鼻子上，淡紫的血从鼻孔涌出。其悲其惨，怵目惊心，让人联想起高尔基的《在人间》，久久无以释怀。如果仅仅是一味的诉苦，那就难逃展览苦难的嫌疑，作者出奇制胜的地方在于，除了表达情不自禁的哀怨和愤怒，还表达了朦胧的希望：“窑内阳光如箫声流动，它该是唯一能包扎女孩伤口的天使”。

《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是作者苦难抒写的又一佳构。陕西窟野河上下游地区的生活条件差别很大，上游拥有煤山和乔灌木，而下游却是“一冬半春为炭忙，年三十拉炭在半路上，”“水如油，炭如金，要娶婆姨攒三冬”。所以每逢发洪季节，下游地区的男女老少都赤条条地跳进翻腾的河水中捞财，在舅舅的鼓励下，“我”也加入了捞财大军。同村的二牛为捞一株两尺多的大树，不顾乡民的劝阻，一个猛子扎进河心，转瞬即被巨浪冲走不见人影。二牛娘当场昏倒，他爹却又跳下水，继续他的捞财盛事。在严峻的生存法则面前，一切“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说教都显得苍白，一切血浓于水的儿女情长都显得轻飘，滔滔的浊流里不知流走了陕北人多少悲酸的歌！这里，不仅有悲情，而且有激情，不仅有麻木，而且有务实——正是这多重情感的交织缠绕，才形成作品丰富的精神意蕴和空间，才引发出读者既悲又怜、既恨又爱的复杂的心理和审美感受。

相较于上述两篇作品的直陈其事、直抒胸臆，《被泪淋湿的哀颤》无论在情感抒发上，还是在描写方式上，都要隐忍、内敛得多。文章开头引用了拉美特利的一段话，认为有三种诱惑折磨着人类：性欲、骄傲和贪财，人类所有的痛苦和不幸都源于这三种诱惑。那么，如何驱除这三重魔障呢？与叔本华的避而远之不同，拉美特利的做法是改善自己的内在，也就是修身养性。接着文章开始写一个女性在婚姻中的无奈境遇：丈夫在外面胡来，儿子出于义愤给丈夫吃耗子药，住院期间女人把丈夫照顾得无微不至，但还是免不了丈夫清醒后的恶言相骂；然后在某一天的清晨，当“我”在公园里读海顿斯坦的诗，女人竟然也不期而至，并且夺过书本双肩颤抖地朗诵起来，那惨白的脸上瞬间潮起一层红润，眼神也变得神采奕奕。细心的读者可能忍不住要发问，这是21世纪的中国可能发生的事情吗？城市少妇和蹬三轮车的卖浆者流竟然同在公园里读诗？言下之意，这样的场景太过刺眼，只能发生在电影里，在欧美国家中。我们无法也无意去考证事件的真伪，但文章隐约透示出来的那种混合着怜香惜玉、人生无常的情愫和感慨，在我们身历的日常生活中，却并不陌生，甚至习以为常。它道出了我们“心中有之，不能言之”的东西，使自然熟悉的东西陌生化、戏剧化，从而让我们记住了它。

二

刘志成苦难抒写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站在高处俯瞰众生世相，不站在一侧袖手旁观，而以自己的亲身生活体验为样本，以自己的苦难历程为解剖对象，推己及人，走向民胞物与。他的体验不是一般的作协组织的下基层蹲点式的体验生活，与沈从文、艾芜、赵树理、刘庆邦、阎连科等现当代作家相仿，刘志成属于真正从泥土里拱出来的作家。这有他的一系列自传性回忆散文为证，比如《流失在三轮车上的岁月》《灵魂之约》《边地罹忧》等等。简要地说，他讨过米、挖过煤、修过车，当过戴草帽的三轮车夫，当过富婆的私人侦探，也干过晚报的临时编辑。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传奇性的人生经历，就不可能有作为散文家的刘志成；不客气地说，也正是因为这些传奇性的经历，限制了散文家刘志成的骨架、气象和格局。

刘志成散文的第三类题材或主题，恐怕就要数陕北民歌了，代表作有《陕北歌悠悠》和《一条歌的河流》。关于陕北民歌，我们最初的常识来自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接着才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三十里铺》《兰花花》《走西口》《黄土高坡》等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只要一提起陕北民歌，我们头脑里就会想起信天游、小调、酒歌，冒出土气又大气的山野之声、里巷之曲，但是对民歌背后的故事则知之甚少。刘志成通过对390多位民歌手的走访，搜集整理并自费出版了《活格睁睁扔下妹妹你走呀》这本民歌集，又写出了《塞北风情录》的民俗散文集，接通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刘半农、俞平伯等学者的民歌搜集事业，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民俗价值。但它的重要性还远不止此，具体到散文创作，它为作者摆脱陈旧的话语制度、另辟新路提供了可能。他把陕北民歌深深地嵌入个人和群体的命运之中，人在歌兴，人去歌息，从而在以往围绕陕北民歌的俗套的公共话语之侧，写出了充满个性、自由而锐利的陕北的“民歌史”和陕北人的“心灵史”，这是刘志成陕北民歌题材散文的独特发现和贡献。《陕北歌悠悠》采用倒叙的手法，追记了“我”所亲历的陕北人与民歌的默契和机缘。“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给同学们唱民歌；正月闹社火，头系白羊肚手巾的汉子们吼民歌；丢了女儿患了精神病的婶婶逢人便唱民歌；瘸腿丧妻的羊倌在借酒浇愁以后扯开嗓子叫民歌……对于陕北民间的普罗大众来说，民歌不仅仅是“言之不足”才“歌以咏之”的一条情感宣泄通道，它根本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份精神寄托，甚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宿命。《一条歌的河流》其实是关于陕北民歌的一篇简“注”，只不过注解都是一连串故事罢了。作者穿行在民歌的河流上，眺望两岸的山山峁茆，悲凉之情油然而生。让我们小引几首，看看陕北民歌到底在“歌”些什么。

初五十五二十五/姐弟二人磨豆腐

磨的豆腐稀糊糊/这盅盅烧酒洗屁股

小妹子嘴唇一点红/细细的眉毛像弯弓

年轻轻男女成双对/红缎被子遮球了个黑洞洞

阳婆婆出来照西墙/爱妹妹的心思一肚肚装

手拿上刀刀磨石上处/你不信我就豁开肚

雪花打墙冰盖房/露水夫妻不久长

白云照在茅粪坑/赌博场上没好人

正月里闹元宵/村子里好热闹

龙灯狮子跑呀/水船后面摇

船里边坐得二袅袅/实实生得好

郎在丘上放牛羊/姐在河边洗衣裳

郎望姐，姐望郎/牛羊跑上打麦场

搓板打在脸盆上

这种“青杨柳树活剥皮，掏出良心爱妹妹”的纯真恋情，不要说在欲望都市难觅其踪，恐怕在陕北乡间也是稀罕宝贝了。时代这样实感，生存如此严峻，还有多少男女怀抱有爱情的执念拒绝苟且，还有多少姻缘是死生契阔、充满了深情激越？亲历陕北民歌里的爱情如风一样远逝，作者的心快乐不起来，终于在疼痛中决意抢救那些濒临消逝的音符，这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两本民歌集。

由此，我们似乎发现了刘志成散文写作的难度，那就是深陷于苦难疼痛而不能自拔，纠缠于道德义愤和情感冲动之间而不能释然，这种伦理负载和心理围城，导致他的散文在精神的探索上，在存在的勘探上，都大打折扣，不能制造独特的心灵奇迹，无法出示准确的时代证词。下面，我想从刘志成散文的语言、情感表达、精神资源和价值立场上，来具体分析他下一步写作所面临的难度，所亟需清理的迷思。

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说，散文是一种最小的话语，是思想的最经济的手段，因为它祛除了诗歌那些装饰性的语言属性，比如格律、韵脚和意象规则等等[3]。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的语言确实应该注重选词炼句，追求精当、节俭的效果，一如苏东坡所说的“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但精当不是无限压缩，节俭不是无限雕琢。刘志成散文的语言往往表现出过于生涩的特点，而且斧痕历历，把语词的操练变成“长吉体”的焦思苦吟，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因为在字斟句酌的推敲中，灵感的闪现，语言的敏感，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小概率事件，不可能长时段地持续下去；最后造成的局面就是有名句，无名篇。李清照早就提过醒，她在词论中说，“虽时时有名句，然破碎何足名家。”这是刘志成需要警惕的地方。试以作品为例。单从他部分散文的题名看，便不难发现这个特点。比如“沙柳蕤蕤在生命的高地上”，这里的“蕤蕤”改用更常见的“葳蕤”可能会更好；又如，“被泪淋湿的哀颤”，这里的“哀颤”似乎是想表达因过于悲哀而伴随的身体或心灵的颤抖，但词语组合似乎过于“浓缩”；再如“裸袒的渴意”，这里的“裸袒”出自李白的《夏日山中》，原诗为“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用在本文中是指工人们偷窥河里洗澡女子的情欲状态，改用“裸露”既通俗易懂，也能更生动地传递出工人们那种在长期压抑下的“渴意”。类似这样的语言上的生涩，在具体行文中比比皆是，限于篇幅，此处就不一一点明了。

在情感表达上，刘志成的散文显然是过于漫漶无边、宣泄无度了。读他的散文，扑面而来的都是些“祭奠”、“独舞”、“燃烧”、“激情”、“璀璨”、“苦难”、“绝望”一类的词语，我们仿佛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深锁着眉、扭曲着脸、紧握着拳的男子，坐在书桌前，像老牛背犁那样在板结的泥田里艰难地耕耘，像石匠刻碑那样在坚硬的花岗岩上火星四溅地凿簪。在一个层面，这可能会被礼赞为流汗的写作，淌血的饮泣；但在另一个层面，它也可能被怀疑为肤浅的写作，矫情的呻吟。毕竟，散文不是报告文学，不是新闻报道，不是非虚构的纪录片，它自有其语言规律和文体尊严。我丝毫不怀疑刘志成的真诚，他的坎坷经历，他对文学的虔诚，他之于造物的悲悯，在在昭示着，他有反抗的基因和机缘，有宣泄的动机和动力，不过这反抗必是文学的反抗，这宣泄必是文学的宣泄。何谓文学的反抗，何谓文学的宣泄？鲁迅的《故乡》是一例，巴金的《随想录》又是一例。它们不同于泼妇骂街，区别于处士横议之处在于，激情与理智并辔而行，反抗与反省联袂而至。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要“诗意的裁判”。从这个规定性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刘志成的散文怨天尤人的暴戾多，反求诸己的冷静少；单枪匹马的血性孤勇多，运筹帷幄的理性思辨少，从而呈现出某种宗教的偏执、狂热和狭隘——它不但会灼伤散文的文本肌理，而且会降低作者的思想和心灵质量，这是最令人感到惋惜和遗憾的地方。

三

与上述情感表达上的漫无节制相表里的，还有作者价值立场上的迷思。刘志成本身来自最底层，他二十年来的散文创作主要表达的也是底层人群的底层经验，长此以往，容易造成一种幻象，那就是唯底层是从，唯底层是真。具体到作品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苦难的讴歌，或写自身流离颠簸之苦，如《流失在三轮车上的岁月》《灵魂之约》，或写他人的苦难生存境况，如《儿是爹心头一根勾魂线》《在城市的夜色里歌唱》；另一个是对底层苦难民众的竭力开脱和辩护。在《灵魂中的另一种疼痛》中，两个技术员拥着一台测量仪偷窥女子洗澡，本是最能暴露人性的举动，作者基于技术员生活的清苦寂寞，极力为其开脱，认为他们的偷窥与“那些糜烂的男人罪愆淫浮的目光”不能相提并论。这种辩护实在有些勉强，技术员的偷窥和富翁的偷窥同为偷窥，岂能因贫富而定高下？贫困和苦难的道德优越性，金钱和都市的道德原罪，在西部散文甚至大部分底层写作那里都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症候，刘志成的散文亦不例外。这属于另外一个大议题，远非本文所能展开[4]。我想要指出的是，刘志成的散文在价值立场上的迷误，限制了作者的观察视角，从而规约了散文创作的题材或主题，给作者初心追求的那些价值，比如正义、真理、和谐、纯文学、好人间等等，带来致命的伤害。

刘志成在散文中曾经提到了昌耀的一句诗：我必庄重。这也许暗示了一个精神谱系，他很可能是以昌耀为明镜的。如果从中国当代散文的演变脉络来看，刘志成的散文创作，其实处于一个连续而又蜿蜒的漫长链条上。先有前辈作家昌耀、巴金，继而是1990年代张承志的《清洁的精神》《牧人笔记》、张炜的《融入野地》、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摩罗的《耻辱者手记》、余杰的《火与冰》，再往后有彭玉明的《娘》、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等等，这个名单当然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刘志成的特殊之处在于没有接受过科班的现代高等教育，没有经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和熏陶，这既为他避开公共话语去独辟蹊径提供了可能，也造成了他知识上、思想上和艺术修养上的欠缺。因而，尽管读者对他的肯定来自方方面面，散文界给予的总体评价也不算低，但不得不遗憾而客观地说，他的作品在气象和格局上，还是与上述名单中的大部分作品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距离。这是明眼人一望即知，无需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事实。然而我必须立即补充道，这不是论者的有意苛责，恰恰相反，它是一丝隐忧，一种鞭策，一份期待。刘志成如果无视前人“此路不通”的路牌，继续循此路径下去，“一条道走到黑”，会不会成为下一个“90年代的张承志”？或者相反，随着年齿渐长，阅事渐增，声誉日隆，从激情飞扬走向现世安稳，竟能另开新枝、另臻别境？在娱乐至死的消费社会，真正的理想主义确实难能可贵，它像暗夜的流星刺破蒙昧的天空，像沙漠的甘泉滋养饥渴的路人；但流星只有瞬间的炫目，甘泉也只够方寸间的滋养，我们拿什么来慰藉和拯救那步步紧逼的日常生活？联系到去年华东师大江绪林博士的自杀事件以及学界对那些孤独的思想者讨论，我想借用学者刘擎在悼词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理想主义是可贵的，但健全的现实感以及审慎、妥协甚至迂回的精神也同样是可贵的品质，也同样有古典思想的渊源；追寻理想的道路漫长，我们走得慢，才能走得更远。”[5]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刘志成。在这里，我写下了对他的热爱和苛求(因为，他是新世纪内蒙古散文界我最敬佩的作家之一，尽管与安宁、艾平等作家的散文相比，他的散文水准并不见得高出几分，在区外的市场影响和声誉也难追后者)，也写下了对他未来写作所面临难度的私人预测，愿他道路漫长。

[1]胡平.一位底层散文家的崛起——论刘志成及其散文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2014，(9).

[2]史小溪.西部散文的标志和僭越[N].内蒙古日报(汉)，2010-01-08.

[3]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傅翔.散文创作中的几个关键词——读刘志成散文有感[J].文艺评论，2009，(1).

[5]刘擎.追忆与启迪：江绪林博士告别仪式上的悼词[EB/OL].http://www.aisixiang.com，2016-02-25.

(责任编校：余中华)

Suffering Misery and Singing in the Folk

TANG Xiaoxiang

(College of Litera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LIU Zhicheng’s essay writings mainly focus on the traces of suffering and northern Shaanxi folk songs in terms of the themes, and are seemingly unrestrained in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They are stuck in deep pains and unable to extricate themselves, and entangle in moral indignation and emotional impulses and cannot relieve, which show the lost value position. This ethical load and psychological siege make the exploration of spirit and presence in his proses greatly reduced, not being able to create a unique spiritual miracle and produce accurate testimony of the times, and also cause the difficulty for his future writing.

LIU Zhicheng; suffering writing; folk songs in northern Shannxi; lost value position

2017-05-05

唐小祥(1990— )，男，湖南邵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I206.7

A

1008-4681(2017)04-01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