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凯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思想的代际差异：从知识分子观看熊十力徐复观思想之不同

谭 凯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作为新儒家阵营中的师徒，熊十力和徐复观的思想存在着代际差异。具体从知识分子观的角度来看，熊十力的思想专恃思辨，注重形上建构，因此对知识分子批判极为严苛，思想上表现出独裁性；徐复观的思想则立足于社会性和实践性，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是思想史的路径，注重民间与大众，表现出与乃师完全迥异的思想性格。

熊十力；徐复观；知识分子观；思想代际差异

熊十力是中国近代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杜维明说他是“壁立千仞”的思想家，认为熊对于那一代中国心灵，甚至全人类心灵的卓越贡献，都值得我们研究[1]。熊十力的哲学思想出入佛儒，平章华梵，采引西学，被后世公认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鼻祖。熊的弟子徐复观出身少将，年轻时代在军政两界周旋，因无法忍受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统治逐渐脱离现实政治，在四十岁前后遇到熊十力，便服膺熊十力的人品和学问，建立师徒关系，转而成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重镇之一。

熊十力、徐复观二人身处中西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时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随着科举制度的被废除，面临着身份的转变。作为知识分子，熊徐二人在这种大背景下，有许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作为学生，徐复观对熊十力的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但随着学习与研究的深入，徐复观的思想自成系统，与熊十力的思想出现了某些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本文以熊徐师徒二人的知识分子观为研究视角，分析熊、徐二人思想的代际差异。

一

在熊十力、徐复观师徒二人思想中，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师徒二人在分析从古至今的历代衰亡原因时，他们都认为其重要原因在于学术不明，而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载体，必然对历代兴亡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这也是熊、徐二人为什么如此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内在根由，也决定了他们二人在分析历代兴亡时，必然会对历代知识分子做相应的考察。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鼻祖，熊十力的贡献表现在哲学本体方面的建构，他重视形而上学的玄远思考，并建构了以《易》为中心的哲学体系。在针对知识分子问题时，熊十力是置历代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于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下，对其进行解剖分析的。这种理论思路，是以自身理论体系为先，对历代士大夫或知识分子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较为忽略，对他们面临这种环境时采取的种种改变之努力亦难有同情之了解。

从传统儒学中“心”的范畴出发，熊十力构建了一个以“本心”为核心的人生哲学观。本心就是从孟子到王阳明那里反复论证的良知良能。熊十力从王阳明的“心物一体”出发，发展为“体用不二”思想，本心(良知)，即是这里的体。在如何获得对本心(良知)的体认，王阳明重点论述了“致良知”的过程。后来，在如何看待致良知的问题上出现不同观点，阳明后学因此分化为侧重于“良知”的良知见成派与归寂派，以及侧重于“致”的功夫派。熊十力的体用不二思想，强调即用显体，也就是把本体看作是一个展开于具体现象之中的流行过程，而主体则在这一流行过程当中证会本体。熊十力体用兼重，从体的角度来看，熊十力认为，宇宙本体是既“空寂又刚健”的，空寂是无方所且极虚灵的；刚健是指本体的力用至大至强至神。但熊十力认为，人们的本心往往容易被“习心”所遮蔽禁锢，“一般人大抵都为无量无边的习气所缠缚团结，而习气直成为吾人的生命”[2]，如何克服习气而证见本心，这就需要修养工夫。因为宇宙本体是一个展开于具体现象之中的流行过程，所以，熊十力特别强调积极践履的动的修养工夫，反对静态安于寂灭虚无的修养工夫，张扬一种积极健动的人生哲学。在这样的哲学系统下，熊十力对中国历代思想文化的总体批评，是把儒学阐释为刚健有为的哲学，反对道家、佛学所主张的“虚寂”的人生哲学。熊十力的这种批评，首先就是针对历代知识分子。

我们不妨以时间为划分标准，梳理出熊十力对历代知识分子的论述和批评。熊十力认为，中国分别是在汉魏之际和唐代出现过文化衰落。在分析这两次文化衰落的原因时，熊十力从他的哲学体系出发分析得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沉湎于老庄和佛教学说中，视自己为“造化之玩具”，而体悟不到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应该要有宇宙本体“生生健动”之德，抛弃了儒家固有的刚健自强的人生观，所以才逐步养成自己的“玩世之思”。外族的入侵只不过是外在表现，知识分子首先沦落，才是国家落后的根源。具体而言，熊十力批评到：“魏晋以后，佛家思想浸淫社会，曹氏父子又以浮文靡辞导士夫为浮虚无用，儒生经世之业不可复睹，遂使五胡肇乱，惨毒生民”；魏晋时期的名士为了满足私欲只会玩弄“自矜文采，盗取浮名”的把戏，这种学风的影响下，唐代知识分子“下者溺诗辞，上者入浮屠，儒业亡绝，犹魏晋以来之流风也。”[3]为什么批评佛老？因为佛老思想在熊十力那里是将宇宙本体仅仅视为一虚寂且与人生达成两片悬隔在人生之上的东西，这和熊十力所谈到的有着“空寂健动”之德的宇宙本体完全不同，它不是悬隔在人生之上，而是与人生打成一片，知识分子在这种宇宙观下不会认为“天地不仁”，也不会认为宇宙本体为一死物，而能体悟到宇宙生生健动的特性，这样人生不会安于寂灭虚无的修养工夫，会表现出一种积极健动的人生态度。

熊十力这样分析文化衰亡的原因，其实是指向中国近代所面临的国家生存危机。同样，熊十力认为，这种生存危机的造成，依然需要从内部寻找根本原因，他找到的根本原因依然首先指向知识分子。晚晴以来，西风东渐，中国一时间涌现了很多新派人物，他们崇奉科学，并努力从中国文化内部寻找科学因子。乾嘉考据学派被这一新派人物当成是距离西方科学精神最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讲求考据训诂，这被新派知识分子看成是追求客观的科学精神之表现。熊十力则认为，乾嘉考据学派专以考据为务，而忽视了大本大根的人生问题。和当年陆九渊、王阳明同样的致思方式，熊十力认为，对宇宙本体的体悟才是最本源的问题，如果忽视了这个问题，则必然是舍本逐末。而与陆九渊、王阳明不同的是，熊十力还把这种不求宇宙本源带来的后果与国家社会命运结合起来，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新特征。熊十力说：“清儒反对高深学术，而徒以考据之琐碎知识是尚，将何以维系其身心？何以充实其生活？民质不良，至清世而已极”[4]，认为清代考据学家导致了百姓“民质不良”。知识分子是国家与社会价值的捍卫者，也是其他民众的文化领导者，所以熊十力才将“民质不良”的原因归结为知识分子。这种士习，又上承汉魏和唐士，下启近代新派知识分子，他们在熊十力眼中，才是导致中国文化无力抗拒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根源。熊十力对知识分子的期待极高，他认为民族之兴衰在文化，文化之兴衰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同时也是社会上其他阶层的领导者，引领社会和文化的健康发展。正因为有极高的期待，所以才有上述他对知识分子的严苛批评。

那么，在中西激烈碰撞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怎么办？熊十力给出的答案是，既要深刻掌握体认中国本土文化，复归心之本体，又要把握西方文化乃至印度文化的精髓，在更高层面上汇通，创新自己的本土文化，但这种创新依然是立基于自己的本土文化之上。只有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才有出路；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真正做到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才可以以一种更包容且自信的方式面对西方文化，化解中西文化的冲突。

二

与熊十力一样，徐复观也认为文化对于国家与民族前途具有决定意义，他也曾仔细检讨过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精神，对他们也曾做过深刻批评，但却远没有熊十力般严苛。与熊十力不同，徐复观不是运思于形而上问题的哲学家，而是思想史家，他在检讨历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时候，便能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对历代知识分子做同情之了解，对他们的人生抉择之艰难、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所感受的苦痛深有体会。不仅如此，从徐复观自身的一生经历来看，作为国民党的少将，他出入军政两界，是以参与者的身份置身于时代洪流中，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有最直接的感受，所以，徐复观对历代身处专制时代下的知识分子进行批评时，往往能对他们在专制时代的压力感同身受。徐复观认为，专制制度绝不允许出现一种与它不相容的进步力量，也不可能有与专制制度并行不悖的进步力量，但是知识分子恰是进步力量最集中的代表，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与专制制度存在着天然的对抗，中国学术要想有所发展，“只有长期在此一死巷中纠缠挣扎，很难打开一条顺应学术文化的自律性所要求的康庄坦途；因而一直走的是崎岖曲折而又艰险的小径”；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则“常常是在生死之间的选择中来考验自己的良心，进行自己的学术活动”[5]。徐复观是从外部制度与知识分子的对立来考察知识分子，意识到历代知识分子在专制制度下的抗争和命运的艰难。很显然，这是和徐复观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

基于此，徐复观对历代知识分子虽有很多批评，但他看到知识分子所作出的努力，并且对这种努力给予了认可，“知识分子依然是站在皇帝与老百姓的中间，发生一种贯穿平衡的作用”，而且知识分子自身“即在此贯穿平衡的作用中，对政治保持了相当的尊严，维持住若干的人格”[6]。这里徐复观只说维持住若干的人格，是因为多数知识分子在专制压力下面，都最终丧失了人格而成为“软骨动物”，沦为专制制度的帮凶。所以，在这种专制制度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历代知识分子，虽然对于塑造中国历史性格有重要价值，但他们毕竟不可能代表中国历史的性格，中国历史并不是由知识分子来决定的，在徐复观看来，中国历史的命运却是由一直被忽视的农民所决定的，他说[7]：

我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是就过去说的“士”、“士人”、“士大夫”，及普通所称为“读书人”的此一集团中的最大多数而言。由今人所看到的此一集团中的特出之士，除非他偶然取得政治上的机遇，否则在当时所占的份量，实际是微乎其微。因之中国的历史，是由此在历史中只有集体记录而无各个记录的绝大多数的士人所塑造的。此绝大多数人的性格，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历史的性格，因为除了他们外，还有更多数的由中国文化所陶冶的善良农民。但他们的性格，一直到现在止，依然可以决定中国历史的命运；因为决定命运的政治与文化还是在这般人手里。于是他们的命运，也几乎就是中国历史的命运。

在徐复观这里，除了少数在政治上取得某种地位的特出之士，知识分子原来在历史上所占的分量“微乎其微”。熊十力则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理应被知识分子所领导，熊氏还是站在传统“士农工商”四民排序的立场上来看待知识分子的，所以他对知识分子给予了最高最大的期待，也因此对他们的批评则更严苛。徐复观则抛弃了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排序立场，看到了历史深处占中国人多数的农民的价值，所以他的眼光下移，认为农民才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历史的命运还是掌握在农民手中。从这一点亦可以看出，熊十力的思想精英主义色彩浓郁，徐复观则在走向平民、走向大地、走向现代。

三

上面我们只是从知识分子角度，分析了熊十力徐复观师徒二人在此问题上的不同。我们现在虽然把熊、徐都归结为现代新儒家阵营，但他们思想的个体性差异和代际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代际之间也存在一个演变的问题。徐复观写《两汉思想史》的时候曾说：“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思想，虽有时带有形上学的意味，但归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8]这似乎是在潜意识中与其师熊十力做比较，而这又表现出徐复观的思想带有大众性与现实性的特征。熊十力的哲学思想则是要为现代新儒学奠定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基础，所以他的思想更多地表现在形而上的观念世界，难免带有形上性、抽象性，甚至是绝对性。

1949年以后，熊十力、徐复观师徒一人在大陆，一人在台湾，但身在台湾的学生徐复观依然很关注老师熊十力的生存状况，对于熊十力出版的学术著作自然也会多方搜求，格外关注。1950年，身处大陆的熊十力出版了《原儒》一书，徐复观读后大为震动，对其中很多观点深不以为然。透过这一步著作，徐复观认为，昔日老师思想的形上性、抽象性进一步演变为独裁性。身处台湾的徐复观甚至准备倡议学界来批判这部著作，此事最终因熊门另一著名弟子牟宗三劝阻而没有展开。到了1980年，此时熊十力早已不在人世，徐复观读到熊十力生前所著的《乾坤衍》时，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不满，但也没有公开声讨，只是在日记中提到，熊十力“其立言猖狂纵咨(恣)，凡与其思想不合之文献，皆斥其为伪，皆骂其为奸”，这显然不符合严谨客观的治学精神，徐复观在日记中接着评论到，熊十力“虽提倡民主，而其性格实非常独裁”[9]。熟读熊十力的著作，我们可以得知，作为五四这一代文化人，同时又是同盟会的革命先驱，熊十力并不反对民主科学，同时，在很多新学人将儒学贴上反民主科学的标签、学术界都在声讨儒学、儒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熊十力毅然决然地维护儒学传统，并著书立说，多方论证儒学与现代民主、科学之间的相融性，试图使儒学在现代中国焕发新的生机，延续民族慧命。但在论说过程中，熊十力专恃自己的思辨，安于观念世界，最终走向性格的独裁。徐复观说熊“性格独裁”，更多地应该是指学术思想性格的独裁。相反，徐复观的思想立基于思想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是思想史的路径，注重民间与大众，表现出与乃师完全迥异的思想性格。

从所引徐复观日记中对熊十力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徐复观出自熊门，其思想当然有一脉相承之处，但也表现出了代际之间的不同。徐复观在日记中最后写到：“我不了解他何以疯狂至此。”[10]何以疯狂至此？徐复观没有给出答案。而熊十力思想性格的独裁性却与思想内容的民主要求截然相反，形成一个有趣的悖论。

美国当代学者托马斯·索维尔(ThomasSowell)研究发现，现代知识分子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圣化构想”(thevisionoftheanointed)，即与强调经验和审慎的态度相对立的一种完美化的构想，它常常设定一个完美社会的图景来批判现实社会，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种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认为自己的这种方案将会引领社会脱离愚昧走向光明[11]。在他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索维尔还援引了许多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的著名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民主世界，思想主张也强调民主，但二十世纪很多掌握绝对权力的独裁者，都曾受到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支持。这都是源于知识分子的这种“圣化构想”的特征。笔者认为，熊十力也是这样一位“圣化构想”的知识分子。他对历代知识分子的痛斥、对持不同思想者的批评，以及思想中呈现的唯我独尊的意味，都深刻地表明了这种“圣化构想”的特征。这种“圣化构想”加上中国士大夫根深蒂固的救世情结，使得熊十力思想走向绝对性和排他性，思想内容上虽然有民主的要求，但思想性格依然被徐复观批评为独裁。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他们负责制造理念和传播理念，但是让自己的理念接受社会实践验证的道德责任往往被忽略。正因为此，知识分子的言论更应该审慎。索维尔在书中引用了英国近代著名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AlfredNorthWhitehead)的一句话：“才智是指理解事物时的一种敏锐性，它明显不同于这样一种能力——对被理解了的事物采取明智行动的能力。”[1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徐复观的思想因其更为审慎而能为大众所接受。

具体到知识分子观方面，徐复观因其思想的社会性与大众性，所以他对历代知识分子在专制压力下所做的努力给予了深切同情和认可，也看到了多数知识分子在这种压力下的无力感，所以他主张，要摆脱这种历史困局，需要借助外在的科学与民主的制度，一方面，“可以把中国文化精神从主观状态中迎接出来，使道德客观化为法治”；另一方面，“有科学民主而提供了我们以新的生活条件与方法，使我们可以解决二千年久悬不决的问题”[13]。

[1]杜维明.探究真实的存在：略论熊十力[A].罗义俊.评新儒家[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熊十力.新唯识论[A].熊十力全集(卷3)[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熊十力.十力语要[A].熊十力全集(卷4)[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4]熊十力.读经示要[A].熊十力全集(卷3)[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5][8]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1)[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6][7][13]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命运[J].民主评论，1954，(8).

[9][10]徐复观.无惭尺布裹头归——徐复观最后日记[M].台北：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

[11][12]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责任编校：简小烜)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Thoughts: Thoughts Difference Between XIONG Shili and XU Fuguan from the View of Intellectuals

TAN Kai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205, China)

As the master and apprentice in the neo-Confucian camp, there ar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XIONG Shili and XU Fuguan’s thoughts. From the view of intellectual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XIONG Shili focuses on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s and metaphysics, while XU Fuguan pays attention to the folk. XIONG Shili severely criticizes the intellectuals, and assumes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dictatorship, XU Fuguan’s thoughts are based on society and practice, which present a different thoughts character from his master XIONG Shili.

XIONG Shili; XU Fuguan; intellectual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of thoughts

2017-03-09

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现代新儒家思想的代际演变——以熊十力、徐复观为研究对象”，编号：14C0264。

谭凯(1982— )，男，湖南攸县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

B26

A

1008-4681(2017)04-008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