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辛格，黄茜芸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禹之谟教育救国思想略论

熊辛格，黄茜芸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近代，同盟会湖南分会长禹之谟深感国力日囧，认为唯有通过开设工厂、兴办教育、开启民智、宣传民主，方能改变命运。禹之谟将自己教育救国理念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促进了湖南民众运动的发展和反清革命力量的增长。

禹之谟；教育救国思想；社会实践

禹之谟(1866—1907年)，字稽亭，湖南湘乡人。年少赴江淮，为张典通门客，研习学问，张氏兄弟对禹之谟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启蒙作用。其后入刘坤一帐下负责军营粮饷运输，并提拔为五品翎顶。甲午战败，禹之谟痛恨清廷之腐败无能，时事日非，放弃仕途，毅然走上维新变法的救国之路。遂参与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藏于南京。后赴日本，在日期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对禹之谟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作用[1]。不论是主动参与同盟会活动，还是全力投身实业救国，创办学堂，禹之谟对湖南的辛亥革命均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值得深入探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学术界对禹之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革命思想、革命实践以及阶级属性等方面。其中，郭世佑的《禹之谟与辛亥革命志士属性新论》从禹之谟的创业实际情况、创业目的和救国思想三个方面重新阐述了禹之谟阶级属性的观点，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资产阶级中下层代表。但是，该文并未进一步探究禹之谟教育办学和救国思想之间的逻辑关联，没有具体地分析禹之谟办学思想的特征。禹坚白的《禹之谟的实践活动及其实践观》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了禹之谟革命实践观的产生、形成和落实的过程，认为禹之谟是学和行的统一，他的实践活动与时代脉搏息息相通。但是，作者没有通过具体的案例，结合史料分析禹之谟的实践，更没有深入探讨禹之谟救国思想与实践的关系。综上所述，目前缺乏对禹之谟教育救国思想的深入探讨，故本文将对之进行分析。

一 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

禹之谟出生于湘中小商人之家，彼时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和王船山的儒学理论对少年禹之谟都有很强的吸引力。禹之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喜好读书，且阅读广泛，常常闭门不出，通宵读书，他认为读书不是为了科举，“不屑为咕哔科举之学，平局持躬甚严，恶恶尤甚。年十五，比邻有妇殴其姑者，夫懦不能制；君怒，猝入其室，撵妇于市，痛责之”[2]。由此可知，禹之谟从小便好打抱不平，嫉恶如仇；团结爱护亲人，维护公平正义，具有侠义情怀。青年后，赴江浙地区谋生，当时正值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之际，而江浙地区的外国人更是特别欺负中国人，禹之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随后军营的经历使禹之谟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国家的危机，也促使其爱国思想和救国思想的萌发。甲午战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列强的特权更加完备，中国的主权有名无实，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禹之谟怒清政府之不争，弃官回湘乡，结识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士，赞同“实业救国，与列强抗争”的方针。谭嗣同被杀后，禹之谟深受打击，对清政府的面目有了重新的认识，认为他们仅为维护满清贵族的利益，根本不考虑全国人民的疾苦。他曾说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依赖异族政府改新法，等于与虎谋皮。遂力倡革命救亡之说。”[3]可见禹之谟的民族主义思想与革命派类似，不仅认为清政府是异类，而且居心叵测，非除去不可。由此，禹之谟的维新改良思想转化为民主革命思想，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和传播民主革命思想。诚如湖南同盟会会员曾稚所说“湖南维新之风，开自戊戌。至倡言种族大义，以隐胎前岁之革命，则自丙午始，而禹先生实鼓吹之。”[4]

禹之谟参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策划，是他的民主革命思想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的第一步，他从此走上武装反清的道路。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禹之谟逃往日本，当时留日中国学生大都发起爱国革命组织，并且以湖南人居多，禹之谟到达日本后，都要想尽办法参加这样的会社[5]。由于经历革命的失败，禹之谟抱着学习的态度到达日本，他希望结识更多的革命之士，这就是他到日本的主要目的[6]。另外，他在大阪和千代田感受到日本工业的强盛，有意识地进入工厂学习工艺，为实业救国理论奠定基础。在日期间，深入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考察了日本变法图强的情况，逐渐形成通过兴办工厂、学校，向群众普及近代科学来拯救国家的思想。禹之谟兴办教育事业的宗旨是“保种存国”。他采取两方面的方法：一是教养，一是教育。禹之谟主张“人各自主”，“脱离奴籍”[7]。禹之谟希望国人早日觉醒，摆脱满政府和列强的奴役；汉人自强，成为对国家有帮助的人。禹之谟希望创办工厂和学校，使它们成为反清革命的机关，实际就是培养新时代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才。回国后，禹之谟首先创办织布厂，广招学徒，除了传授技艺和文化知识外，还注重培养青年的自主自强精神，尤其是女青年的自主精神。回国三年后，趁清朝废科举、办学校之机会，禹之谟开始创办新学堂，先后促进并创办湘乡中学堂和师范学堂，以及唯一学堂[8]。正是通过办工厂和办学堂，禹之谟的教育救国思想逐渐形成并成熟，并将他们付诸实践。也正是这些实体的创办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使更多的爱国青年可以参与其中。不仅如此，禹之谟更是加入华兴会，成为湖南反清革命的领袖人物，凭借其声望，先后成为湖南实业界和教育界群众运动的代表。此后不久，组织和领导了几桩群众运动，先后参与“反对英人索要”、“抵制美货运动”等，有利地促进了反清革命思想在湖南的传播。由于禹之谟出色的组织工作，同盟会成立不久，受黄兴委托与陈家鼎一同创办同盟会湖南分会，并大力推动《民报》的发行。此后禹之谟将教育救国思想更深入地投入实践，愈发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1906年，公葬陈天华和姚宏业于岳麓山之事，形成数十万人游行之盛况，并展开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也正是这些事情，导致官府下令关闭湘利黔工厂和唯一学堂，将禹之谟投入大牢，致使禹之谟在靖州被杀害。

纵观禹之谟的革命生涯，其教育救国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886年到1900年赴日之前，是禹之谟教育救国思想的萌发期。仗义正直的性格和热血爱国的情怀，促使禹之谟对社会不公和朝廷官僚腐败现象非常愤怒，久而久之，逐渐产生了改革清政府腐败制度的想法。甲午之败，禹之谟辞官回湘，期间与维新派的接触，对“实业救国”思想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后禹之谟开始同情并支持维新运动。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不仅使禹之谟痛失好友，而且得出经验教训，认定“依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无异与虎谋皮”[9]。受到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影响，禹之谟的革命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想开始萌发。此后，禹之谟东渡日本，决心学习纺织工艺和应用化学，为回归创办实业做准备。

第二个时期，1900年赴日到1902年从日本归国，是禹之谟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和成熟时期。1900年禹之谟在上海参与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事件，失败后，东渡日本，抱着学习先进工艺技术和救国保种的目的，在大阪、千代田等地实习操作技能，更重要的是，联络爱国青年，为革命救国作人才和思想上的准备。正如彭重威在其回忆录中所言“其时，我国留日学生中湖南人极多。他特别热忱于联络广大同志的工作，几乎我国留日学生在那时所发起的每一个爱国组织和活动，他都要想尽办法参加。这是他留日的主要目的。”[10]通过与留日学生的交流，禹之谟接触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还考察了日本变法的实际情况，这激发禹之谟的民主革命思想进一步的提升。此后，禹之谟教育救国思想开始成熟，他认为回国后不仅要兴办实业，更需要开设新学堂，培养爱国青年，传播民主和民权思想，为革命创造后备力量。

第三个时期，1902年归国到1907年被杀害，是禹之谟将教育救国思想付诸行动的时期。归国后，禹之谟开始兴办实业，创设学校，逐渐成为开展反清革命活动的地下机关。禹之谟认为“办厂非仅关乎一家，即社会上实业发达系之；吾家负有先觉之望，若因循不进，或一蹶不振，其负罪于社会也深矣。”[11]由此可见，禹之谟怀着拯救国家，启蒙国民之理想而办理工厂。1903年在湘潭创办湘利黔织布厂，暗为革命机关，鼓吹反清革命。禹之谟还常常去长沙与黄兴密谈。第二年，为便于开展革命，禹将工厂迁往长沙，并开始大量招收有志青年入厂学徒。在教授工艺技能的同时，进行反满革命的宣传。不仅如此，禹之谟还希望通过这些学徒将革命书籍扩散更广，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正如彭重威在回忆录中说道：“我在每个星期六下午没有功课和每个星期日休息的时候，必定到他厂里去，而我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去阅读他那里所设置的各种有关宣传反满革命的书籍。禹之谟有时让我带回去借给要好的同学看，还要我带他们到厂里去玩。”[12]他随后加入刚成立的华兴会，深得黄兴等人的器重，主要负责领导湖南的革命运动。1905年科举废除，禹之谟本着“保种存国”的办学宗旨，主张“人各有志，脱离奴籍”的办学思路，积极组织并筹划新式学堂的建设。不仅改革旧湘乡驻长沙试馆，而且还出资建设唯一学堂，专门招收一般失业和无力求学的青少年，还到乡下发动青年到长沙学堂学习科学技术。此后，禹之谟将学子们组织起来，创办了学生自治会，经常聚会鼓吹革命。

二 教育救国思想的实践

1902年归国后，禹之谟将精力投入到开办工厂的准备中，不仅为了造福乡梓，更重要是宣传民主思想，培养革命力量。除此之外，禹之谟还创办学堂、发行报刊从而宣传革命和民主思想。从办厂到办学堂再到加入同盟会湖南分会，禹之谟的实业活动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征，表现出思想不断升华、革命热情不断高涨的特点，通过社会实践，禹之谟将民权思想、革命思想和启蒙运动有机地结合，配合了同盟会在湖南的宣传和培养革命力量的工作，继承了维新运动的优点，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思想和力量基础。

第一阶段，禹之谟创办工厂的初次尝试。禹之谟首先利用从日本购回的机器，在安庆开设织布厂，其实质是传播反清革命思想的地下机关。开启了实业救国、不断摸索前进的序幕。由于影响较大，被清政府通缉，只好返回家乡暂避风头。1903年回湘潭后，设立湘利黔织布厂，为掩人耳目，将总部设在一家宾馆内。正值黄兴在长沙筹办华兴会之时，禹之谟通过其后来的妹夫，湖南同盟会会员之一，当时在黄兴授课的经正学堂读书的陈松藤，与黄兴结识，经常赴经正学堂与黄兴畅谈反满大事。为方便宣传和领导革命，1904年，禹之谟将湘利黔织布厂迁到长沙，培养了大批实业人才和爱国热血青年。他亲自参与生产实践，悉心传授技艺和文化知识。此后，禹之谟的徒弟们在衡山、宁乡、常德、湘乡各地开立工厂，使湖南省工业逐渐发达[13]。禹之谟提倡男女平等，对女工人特别关注，经常向她们宣传男女平等的观念，揭露封建思想对她们的毒害，并且打算专办一个女子工厂，开启了风气之先河。即使是被关押在靖州狱中，禹之谟也没有停止对实业的关注。正如禹坚白回忆录中提到的，“当他在狱中闻长沙敬修纸厂试验成功时，就向家中函信造纸原料与化学药料，以便在靖州推广。”[14]可见，禹之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即使身在监牢，仍不忘造福社会，启蒙众人。

第二阶段，禹之谟将主要精力从办厂转移到开设新学堂，为“保种存国”而展开教育事业。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逐一将教育救国的理念转化为实践，但是处于小规模的活动，未扩大影响。禹之谟曾说过，“今稍有识者，无不研求学术，思想发达，欲破网冲飞，不可牢笼。”[15]可见禹之谟对于办学育人的认识有非常深刻而正确的理解。他办学遵循教育和教养并重的方法，不仅教授知识，而且更要传授为人的道理。禹之谟主张“人各自主”，“脱离奴籍”，希望启蒙人们的民主、民权思想，从而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1905年趁清末废科举之际，禹之谟开始在长沙组织创办新学堂，首先改制湘乡试馆为驻省湘乡中学堂，后出资亲自创办唯一学堂，开始招收乡下青年和无钱读书的青年，教授国文、算术、体操等。上课之余，乐意和同学们谈论国家大事，以“爱国保种，而一以实行”为宗旨，借此影响和培养更多的学生以国家前途为己任。随后，禹之谟组织更多的同学在天心阁开展讨论会，成为学生自治会的雏形。湖南的革命宣传阵地逐渐形成，正如盛楙所言：“创办唯一学堂即学生自治会，隐以革命学说鼓吹社会，而唯一学校实为湘中一革命机关。”[16]通过创办唯一学堂和学生自治会等机构，禹之谟将其教育救国思想逐一实现，希望培养爱国青年，为中国的未来奋斗。禹之谟对学生自治会的成立表示非常欢迎，曾经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所希望之学生自治会，幸诸君之大魄力，于大风潮、大势力、兴大狱之际，放大光明于黑暗世界。以自治会为政党会、新国会之基础，其责任之重大也如此，诸君勉之。”[17]这段文字表达了禹之谟建立学堂、自治会的目的，为今后的国会选举做准备，并且可以发扬光大，为全省的楷模。禹之谟更希望通过学生自治会，将学界、军界、工商界联合起来，互相学习，交流意见，组成一个联合阵线，对抗腐败的清政府。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些目的，禹之谟兼任省教育会、工商会会长，并且在这些机关中发行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使得湖南的革命风气愈发浓厚。

第三阶段，禹之谟成为教育会和商会会长后，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于是开始组织和领导了几桩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禹之谟将反清斗争群众化和公开化。1904年，清政府在日俄议和之时，提出以福建省换东三省，禹之谟知道后，非常愤怒，立即发动全省绅商学界联名通电，得到全国响应。1905年，为响应全国的反对美帝国虐待华工，并强迫清政府签订限制华工条约一事，禹之谟又积极地发动工商学界联会，将反美的报纸和刊物广泛地宣传，后策动学生和教员到城内外集合演讲，开展抵制美货的宣传。逐渐升温的抵制美货运动，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响应和认可，人们纷纷加入这个行列。清政府开始感受到民变的压力，不仅与美帝国狼狈为奸，镇压群众，而且对禹之谟恨之入骨，开始密切监视禹的行动。虽然湖南的抵制美货运动在镇压下逐渐消沉，却体现了禹之谟出色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为今后更大的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之后不久，清政府为防止本国留日学生结党集会，策动反清的革命运动，向日本政府申请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日本政府随即通过申请。这引起了陈天华为代表的广大留学生的愤怒，陈天华为了表达不满，采取投海自尽的方式，希望唤起国人和留学生的觉悟。随后，湖南另一个留学生姚宏业，为了抵制该规则，于1906年回到上海，筹划成立中国公学，遭到清政府的抵制，姚宏业遂效法陈天华，投黄浦江而死。陈天华和姚宏业为国捐躯之事，引起湖南教育界特别是青年的极大反响。以禹之谟和宁调元为代表，极力建议对陈、姚二人举行公葬。1906年，禹之谟发动全城学生和工厂工人，声势浩大地为陈天华、姚宏业举行葬礼，湖南巡抚庞鸿书等害怕民变升级，无法控制，担心自己官位不保，派兵镇压公葬。尽管遇到困难，禹之谟仍然不屈不挠地展开斗争，发动学生公开教育局学务处监督俞诰庆的腐败作风，试图营救被捕学生。1906年，禹之谟回到湘乡就反对盐税浮收充作教育款之事，召集数百人，与县官陶福曾发生争执，未获结果。回长沙后，从友人口中得知，湖南巡抚庞鸿书将以聚众闹事之罪捉拿禹之谟，但拒绝友人的避难建议，于1906年8月10日被捕入狱，此后被押送至靖州，最终英勇就义。

三 结语

事必躬亲的实践，使禹之谟的教育救国思想给湖南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其创办的工厂带动了湘潭和长沙等地近代纺织业的起步，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而禹之谟创办的湘乡中学堂、唯一学堂和学生自治会等机构，培养了许多心怀国家的热血青年，更是成为传播民主革命的前沿阵地，也为湖南同盟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禹之谟发动的民众运动也进一步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而他的死，进一步使人民清楚地认识到清政府的残酷面目。因此，禹之谟的教育救国思想不仅是贯穿其革命生涯的重要精神力量，更是促进近代湖南民众思想开化的源泉，为今后的反清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2][4][5][6][7][9][10][12][13][15][17]陈新宪，禹坚白.禹之谟史料[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3]湖南省文献委员会.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8]禹坚白，禹问樵.禹之谟年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1][14]禹坚白.追忆我们的祖父——禹之谟[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16]盛楙,曾稚,邓添我.学生祭禹烈士文[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校：简小烜)

On YU Zhimo’s Thoughts of National Salvation Through Education

XIONG Xinge, HUANG Qianyu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Modern China was full of poverty and sufferings. YU Zhimo who was the chairman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League of Hunan province, proposed that people could be enlightened with democracy only through settlement of factory and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school. Therefore, after combination of ideal thoughts with social activities by YU Zhimo, the anti-government mass movements and forces in Hunan province had been developed gradually.

YU Zhimo; educational salvation; social activities

2017-05-26

熊辛格(1985— )，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近代中外条约与制度。黄茜芸(1989— )，女，湖南湘潭人，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

K252

A

1008-4681(2017)04-00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