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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的建设:网络时代的电影批评思考

2017-03-25

美育学刊 2017年6期
关键词:批评家网络时代创作

周 星

(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 100875)

文艺批评的当代性思考

主持人:周星教授

主持人的话:这是一组关于当下文艺批评思考的文章。主持人约请不同艺术类型研究的师生围绕共同主题,对当下各门类艺术批评进行学术探究。其中包括有关于艺术批评人才组织的宏观研究,对于电影批评、音乐批评、舞蹈批评、美术批评、电视剧批评等在内的多门类艺术如何适应当下环境而进行艺术批评的思考。无疑,艺术批评是艺术构成中与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创作等相辅相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艺术批评的艺术是不完善的,没有艺术批评警示的艺术创作也难以实现阐释和创造的价值。艺术批评犹如一面镜子,可以映照出许多艺术创作者自身难以察觉的东西。传统艺术批评在互联网时代,既遭遇艺术创作所带来的诸多创作因素变化与传播导致的变化,又遭遇网络批评影响的艺术批评的对象接受与批评者风起云涌的现实。各门类艺术自身的变化也许是微妙的,但艺术批评所受到的影响却是明显的。因此艺术批评的当代性思考就需要兼顾多重因素而给予新的阐释,本专题也许可以具有参考价值。

审美文化的建设:网络时代的电影批评思考

周 星

(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 100875)

电影批评是一个和电影理论、电影史相互支撑的学理性存在,批评家需要文化涵养和理论支撑的认知。在网络时代,批评受到冲击也得到泛众拥戴,人人都可以做“批评家”,但电影批评适应时代却需要坚守价值观,需要有文化含量,从作品的针对性入手把握批评的审美追求和精神鞭策。电影批评家需要明白:适应时代而能超越时代,针对现实而能指点现实,给予电影切中艺术审美的分析,是电影批评的任务。

电影批评;网络时代;价值观;审美追求

近年来,电影批评已经泛化,人们关注电影市场扩大,也人人批评电影,以为批评就是随机点评几句,而自以为都成为批评家了。当然,随着电影在文化中的影响力日渐扩大,电影认知的广泛度和娱乐性能够相互促进,而电影批评的简单性与看低的趋向也相互拥抱,于是,电影批评的再认识也需要给予新的阐释了。实际上,这都与互联网以及大众文化发展相关。当下网络文化带来创作指向、传播境遇、观众需求以及审美趣味的诸多变化,许多方面今非昔比,于是艺术所接受的环境已经存在很大差异。理论的改变与批评的位移,使得如何看待批评成为认识不一的难题。批评有没有效应、批评的方式是不是需要适应当下受众、批评者的生存方式以及批评的分层等,都成为批评界热议的对象。网络时代电影批评显而易见已经不同以往,单论众多的网络“批评者”的涌现,自发和自命名的批评者带来的变化,似乎使得传统批评家有些失落,而作为视觉时代文化传播重要对象的电影,更为明显地显示出大众批评者的兴旺,随之传统批评家的失场不期而遇。新型的电影批评是否需要重新确认规则、理论依据与存在价值成为思考中无法回避的命题。无论人们如何看待、研判都不能不面对电影批评的境遇、电影批评的对象接受、电影批评的方式、批评者的分类、网络带来的批评多重性、电影批评的学术规则等现实问题。

我们难以回避的是网络时代的电影批评是什么,这似乎依然是基础问题,但显然认识已经有所变化:以往我们认定的批评,是包容着评价和批判等含义在内的理论话语解说。电影批评自然是对于电影本身的评价分析,其主要内容是对于作品给予好坏的判定、得失的所在分析,以及什么原因造就如此的理论界说,段落镜头长短处等研判。但网络时代的电影批评却似乎不全如此,一种产生于网络的直率批评样式,可以全然不顾创作大走向,完全从个人喜好的口吻来炮轰、鼓吹、挑剔、揶揄某个电影。于是当下“电影批评”成为个人自由评点、大众的喧哗喜好喷嘴对象,而蔚然成风的互联网时代批评时常成为随意吐槽、任性褒贬的语言玩笑。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正对电影批评所存在的现实,必须重新梳理并且设定适应时代的批评规则。

一、电影批评是对于电影作品的有理据的分析判断

一般而言,电影批评是有知识积累的人对于电影认知、分析的批评,因此,具备一定的电影知识和文化学养的批评才具有效力。但时过境迁,电影批评的泛众化局面,让人们以为批评就是个体简单的喜好说辞,而谁都可以说三道四又让批评的价值降低。最近网络上对于《战狼2》的主创吴京全家是外国籍的攻击性言论就引起轩然大波。这已是一种基于阴暗心理的议论,试图给予热度正旺的电影以重创。在网络受众不辨真伪的情况下,往往会造就不良的后果,幸好吴京本人出来驳斥,避免谎言流传。实际上,类似的电影评价随处可见,批评成为相互攻击的东西。

批评必须基于事实的基础,这在网络时代会遭遇不同程度的破坏。批评家更感受到严肃批评某种程度的失场。这一问题是基于网络时代众语喧哗的肆意评说而言,当人们以为电影批评就是一种随机性的语言张口即来,而无需去顾忌逻辑和对象整体时,似乎多样的民间批评,却成为绞杀批评存活的力量。巨量的所谓“评说式批评”造就了电影批评的泛化的“繁华”,不仅是民间众说纷纭的热闹,学术界也不能不日渐重视网络批评,但止不住的大众批评的随意性改变了批评的常态,失却规则而随波逐流渐成习惯。也许这就是网络时代强势造就的“批评”景观,新的一代人喜欢批评的惬意短促而自由,但显然,没有逻辑的恣意而行,让批评自身的价值沦为口舌之辩与“口水的战斗”绝非好事。对于大众而言,习惯了这一浅尝辄止的论说,也容易加入“批评”的行列,感性直接有余,但理性和深度却难免失却。问题在于,网络批评的长处是迅捷的谈论和直截了当的评点,批评口吻的大胆而不顾及创作环境与整体看待的弊端显而易见。电影作为大众容易感受的对象,直率的认知似乎容易,好恶的表达也无需遮掩,但艺术所蕴含的意味显然不能被纳入接受的范畴,艺术探索的样式被冷落也难以避免。总之,新的环境带来批评认识的差异性,如何看待批评的学术性与大众论说的合理价值,是当下批评需要思考并且确认原则的难题。

二、电影批评不是随意的感兴点评而是文化性的坚守

网络时代大众批评的兴旺,既是一种主动性评点的结果,也是改变精英型批评的必然,但随之的问题是批评的文化性状改变。电影批评是一种文化性质的论说,对于电影而言,无论是当成市场产品还是商业票房获取对象,电影本质上都是文化精神的承载对象。人们看待电影,哪怕是娱乐性十足、技术性叹赏,其实都没有脱开文化判断的喜好认知,都可以从中窥视到文化潮流和时尚趣味。显然,按照批评原本是给予创作文化点评和引导的功用而论,批评者的文化素养决定是否能承担批评的基础。网络上的“拍砖”和感兴式的语言,激愤而不着边际的责难,片言只语的随意发泄等,或多或少将批评变成了私人的感怀。遑论批评的分析引导必要性,就是批评本身可否给予人们文化气性的熏染都做不到,批评的泛众化造就了对于批评的误会,也稀释了批评的文化含量。直率不是缺点,但无遮拦的谩骂和泄愤的聚集,对于网络文化的反向影响令人忧虑。我们强调批评的基本职能是以理服人,批评者的文化担当是以理论述说来说服人心,缺乏基本理性和没有理论思维的基础,批评只能是随性而泛滥的情感语言,理据和逻辑都难以实现。

我们的批评无论是对于具体细节的分析还是对于电影现象的认知,文化评判都是一种背后的支撑,由此构成超越简单性的俗念论说的层次。比如,在2017年关于《闪光女孩》叩求排片的事件中,需要给予市场定律的必要性和未必合理性的解说。同时,对于创作作品是不是需要借用叩求以及叩求到底能起什么作用的判断,是回答大众莫衷一是议论的良方。文化分析显然是批评认识的核心。其实,这在早一年的《百鸟朝凤》跪求事件中已经有了端倪,而批评家需要作出辩证的分析。

《百鸟朝凤》初始阶段只有1%的市场排片,是因为按照以往市场接受的经验而不被看好而应付上映;而后来的一个反拨回潮,还是因为掀起了市场呼应观影的期望而开始改变排片习惯,居然就获得意外的逆袭。但显然,所有的经验都有人为的印记,排片的保守是过去经验的人为结果,后来的一跪翻盘依然是因为人为因素的改变……其实,人们受到呼吁和一次跪请召唤,开始进入影院,多半既有怀念吴天明和他的功绩,也不免带着对于艺术电影的惋惜之情,如此这般情怀,《百鸟朝凤》的情感因素,合理地抬高了影片的价值。……但单就影片而言,是一个顽强的坚守自己的时代,和抗拒被喧嚣漠视的精神,却难免因为坚持的固着性,在艺术表现上显得比较老套,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贬低创作,恰恰是需要提出有没有一种自我坚守的罔顾时代的顽强性。我们自然可以无限期望艺术可以保持一贯的态势,但涨落是一种自然现象。对于吴天明而言,创作也有高下不等的区别。只有站在更为客观的立场上,我们的电影长远发展才能有坚实的动力。[1]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网络批评如何抢夺受众,我们依然要坚守客观辩证的文化分析。事实上,在网络时代习气熏染中,一些传统批评家也学会了哗众取宠,用绝对性的语言来取得适应时代的批评存在,其实更降低了批评家本来应该具有的独特性存在。比如最近所谓中戏老师批评《战狼2》被总结为:

No.1《战狼2》靠血腥来制造燃点,反政府武装屠杀平民,没有政治信仰;No.2太血腥不适合小朋友看;No.3故事毫无逻辑;No.4剧中张翰的角色就是一个战争贩子;No.5导演简直是心理变态!刚总结完就遭到网友的怒怼![2]

电影自身并非一目了然地直白呈现,影像后面的情感精神表现,需要揭开和阐释,批评正是帮助观众理解得失,给予文化上的点拨。而文化应当是实事求是积极性的建设意见!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电影批评自身是否接地气和泛众的电影论说是否有文化含量,是左右电影批评改变的双向因素。

三、电影批评的价值观需要强化

在网络时代背景下,评价对象的认知差异性加大也许属于正常,众说纷纭之时,自由无拘的说辞也放任四散。但显然,电影批评是一种价值观支配的呈现,判断电影的得失也依据于批评者自身的价值观高下。无论是个人好恶还是针对创作表现的点评,都透露自身的价值取向。作为文化产品的电影艺术,无论如何娱乐或者坚守艺术风格,都包含着某种不由自主的价值选择。而观众在审看欣赏中,也必然用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来衡量好坏。问题在于,批评的意义在于指出创作的优劣得失,为观众展开可见或隐藏的内在因素,分析点评创作正误高下,于是电影批评就不仅是简单的观后感而是指点者的意见表达。

我们时常在网络中看到吐槽的堆积和攻击性的言论,依凭自身的情感喜好不遗余力地贬低对方抬高自己的爱物,而不允许他人的不同意见。这除了不知道批评就是研讨而不是专制外,还需要明了公正的分析和倾听才是批评建立的基础,并不只是针对创作而要兼顾他人的意见,自身的价值观是执守的核心。没有良好的价值观,一味任性地泄愤和褒贬,不是批评所需要的。

在网络时代,不仅大众抱持的观念不一,批评家也各有批评观念的差异。我们需要警觉的是,将放弃国家大局和核心价值观作为显示别具一格的存在,对主流形态的对象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予批评,既能迎合部分网络舆论的支持,又显示所谓独立反叛的标签,其实也只是投合某种潮流的不良心态而已。作为批评家不能强求显示整齐划一的价值观,但必须崇尚光明给予人间美好的期望。

所谓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批评家的时候,真正有见识的批评家更为重要,有高远理想和主流价值认知的批评家更为重要。英国人彼得·伯克所著的《知识社会史》中对于知识的认识,同样可以移用到对于批评家的要求:“伯克认为,知识是经过处理或系统化后的信息。”*转引自李果《知识与求真精神》,载《财经》,2017年第17期。实际上,批评家需要具备基本的理论知识,由此形成自己判断事务的标准,因此,无论是网络批评者还是传统批评家,混同流俗博取喝彩显然不是正道,尊重创作但具有高于创作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却是需要具备的。

四、电影批评的审美性应当放在重要位置

电影批评的审美性应当放在重要位置,这似乎还是老生常态,却是尤其需要凸显的要求。当电影成为市场产品的认知日渐强化时,对于电影仍是艺术创作的对象这一认识日渐式微,市场收益的票房指标几乎被认为是成功与否的简单标志,这固然与电影需要市场检验和认可息息相关,却未必是对于电影评判的全部要求。可惜,批评家们在一段时间内被商业性的市场指标左右,言必称票房,渐渐导致电影只有票房的认知标准。产业指标的重要性决定了电影生存,但其实电影生存和票房根本离不开内容产品的价值意义。

在谈论电影批评究竟应当如何把握时,我们至少可以从当下的误区来透视:除了上述论及看待电影只有市场指标,因而一切得失只注重票房的偏见外,对于电影只看到所谓工业成功和类型到位的言论也是另外一种偏见。近日对于《战狼2》创造华语电影第一高票房究竟该归咎什么原因时,一些批评家大呼是电影工业的成功,这显然就是一种只看到外在因素的延续。对于做足了电影工业就能成功的认知,既是简单化地崇拜成熟的好莱坞电影工业,也没有看到《长城》等创作更为地道的工业化却未必成功,更为重要的是依然漠视了电影在艺术创作上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战狼2》更需要从创作者的精神追求所导致的专业执念和审美追求的层面探讨来进行文化品质对于大众内心期盼的呼应分析。

近年来,批评的失场和创作的不甚如意一样,文化和审美上的坚守低于功利性的市场盘算与主观揣测,追风逐浪地想象观众需要而不是创造自己感知到的人生需要,一窝蜂地寻求他人成功的IP而不是探索原创的精神情感创作,将所谓有市场的“小鲜肉”捧上天而不是去创造适合角色的人性角色,依照所谓的大数据发布而试图投其所好地臆断题材拍摄而不是遵循大千世界的人生感悟等。简言之,创作不是出于自身热情的需要,且没有得到批评的审美性点拨。

对于电影批评的要求,无疑最重要的是注重艺术批评。作为艺术生产,电影在精神情感的表现上是体现创作者文化思想的追求,而电影作为现代艺术,其艺术审美的独特性正是观众接受的所在。因此,艺术审美的评判应当成为电影批评的主要内容。电影的审美判断,包括电影创作文化性观念的认知,艺术表现方式的体现,电影语言的掌握,人物性格的塑造,叙事逻辑性的表现,以及情感表现的深浅等要素。一部影片的诸多因素造就了电影的审美层次的高低优劣,电影批评如果不去触及而只在市场和票房数据上彷徨,永远不能获得批评的效应,更不会被创作者所接受。

五、电影批评的针对性和细致度是实现价值的重要基础

电影批评不是理论的转移,而是建立在理论准备基础上的实践盘点。电影评判需要有高屋建瓴的认知,对于具体的电影创作能够从社会文化层面看清其创作观念和精神实质,从内在里把握创作基于何种原因需要表达,在整个电影历史中做到了何等程度等。所以好的电影批评自然要有宏阔的历史观和审美把握,阐述具体作品与时代人心的关系。比如,《建军大业》上映后,发生了包括若干位早期军事战将后代对于电影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否定所谓的“小鲜肉”扮演他们的父辈们的角色,抗议机构容忍这一现象发生等。

作为批评者自有其情感的理由,但显然从抗议角色扮演选择的艺术角度看,锱铢必较未必合理,而且反对演员的理由和依据亦有不足,关键是这种亲属的反对其实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从1949年以前石挥在《假凤虚凰》中的扮演角色是理发师,而影片上映后曾经酿出上海理发师集体抗议对于所谓的理发师污蔑的事端,来比照此次的事件是否存在对于影片的苛求分析等。这些都是一种宏观的理论判断的所然,前述的批评需要价值观和审美意识等要求,正是强调宏观视野的意义。电影批评者需要把握主流批评的坚守信念和针对性的灵活度,需要具有学术批评的深入浅出与逻辑性要素相结合,尤其是不能忽略网络批评的鲜活性和文化性作品细读的批评守则,以及在尊重原作细致分析基础上的批评认知。

在批评问题上,网络大众所需要的显然是直接的针对性,尽管我们会挑剔众口难调的粗浅驳杂的议论,但其中透漏出的是直接观影对象的喜怒哀乐,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固然不合理,指向具体细节、人物和桥段却正是大众需要的批评。我们显然不能只是夸夸其谈大原则大走向,而忘却了电影是一个个镜头构成的影像,如果要实现电影批评对于青年受众的参考接受度,有针对性而不是虚浮的分析绝不可少。比如,对于历史影片,你要分析为什么《城南旧事》中小英子的眼神那样天真清纯,而她与张丰毅扮演的偷儿在草地上的对视和对话中包含了何等的人间关切,由此又怎样地透露出作者对于底层百姓不得已偷窃背后人性的善良心态。对于争议颇多的“小鲜肉”在《建军大业》中具体人物细节表现的分析,远比简单地概念揣度青年演员是不是合适饰演当年叶挺、林彪、周恩来、粟裕等来得有说服力。实际上针对细节的网络分析可以借鉴,比如一则文字:“《建军大业》最后的三河坝战役更是赚尽了在场所有人的眼泪。蔡晴川营长主动领命断后,朱老总说,父子二人上阵杀敌的,父亲留下;兄弟二人同赴沙场的,兄长留下。有战士喊着我要留下,他的兄长拉住他大吼‘我留下!’中国人自古讲一个忠义孝悌,在这种时刻,最能体现人性本来面目的时候,他们用自身行动证明给我们看到了,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中国革命军人舍小家为大家,舍生取义的精神,是永远不会变的。”上述具体性批评对于认识影像的意义在于哪怕有不同意见,也触及了创作实际而更有说服力。

电影批评是一个与电影理论、电影史相互支撑的学理性存在,在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做“批评家”,但电影批评家需要明白:适应时代而能超越时代,针对现实而能指点现实,给予电影切中艺术审美的分析,是电影批评的任务。

[1] 周星.媒介影响造就的艺术电影特异现象——《百鸟朝凤》思辨[J].艺术百家,2017(1):45-50.

[2] 《今日头条》网.中戏老师怒斥《战狼2》五大罪状:吴京简直是心理变态![EB/OL].[2017-08-11]. http://mb.yidianzixun.com/article/0H2kdy1e?ref=browser_news&s=mb.

(责任编辑:刘 晨)

ConstructionofanAestheticCulture:ReflectionsonFilmCriticismintheInternetEra

ZHOU Xing

(College of Arts and Medi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Film criticism is an academic entity which supports and is supported by film theory and film history and it is imperative for critics in this field to have cultural refinement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In the Internet era, criticism has been adversely affected as well as widely applauded as if everyone were a "critic", but while adapting to the needs of the age, film criticism must adhere to its values, retain a high cultural content and strive for aesthetic pursuit and spiritual encouragement. Movie critic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it is the task of film criticism to transcend the age while adapting to it, guide reality while adhering to it and criticize films aesthetically.

film criticism; network era; values; aesthetic pursuit

2017-08-19

周星(1958—),男,福建福州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学会美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与影视文化传播等研究。

J905

A

2095-0012(2017)06-00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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