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成, 李 晨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的学校教材编写及其特色

吴洪成1, 李 晨2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1956—1966年间是我国逐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时期，教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总结前一阶段教材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大胆探索，打破旧教材的编写体例，下放编写权力，学校教材先后经历了独立自编、调整统编、稳步再编和平缓重修几个阶段，取得了学校教材建设的突破性进展，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校教材建设推向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学校教材的编写呈现出了以下特色：一是学校教材的变革紧密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二是打破学校教材编写的旧框架，建立了新的学科系统；三是下放学校教材的编写权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的教材编写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虽有局限和缺失，但成绩显著，为当前的教学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诸多积极的现实启示，尤其是对教材编写中所涉及的教材的政治性、知识与能力的辩证关系、书本知识与生活实际的合理结合、教材编写参与者的多方合作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学校教材；学校教育；教材建设

1956—196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年轻的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奠定了前期基础。毛泽东在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以苏联在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鉴戒，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之后，已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阶级矛盾将不再是主要矛盾。从此，应着眼于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以尽快实现把我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工业国的世纪梦想。1958年，作为“八大”路线的继续和深化，毛泽东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举措。不尽如人意的是，这期间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特别是出现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重大失误，后通过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3年国民经济才出现了全面好转迹象。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标志着我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教育是社会前行态势的标尺，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发挥积极促进作用的教育活动必须以构成教育因素的合力结构为机制，否则是难以奏效的。其中学校教材作为教育课程资源的核心项目，便是上述教育构成因素中的内容，不可或缺，并具有独特价值。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进入了一个建设新阶段，学校教材根据社会形势和教育需求进行大胆探索和革新，取得了丰硕的成就。本文拟分为几个阶段对此加以探索，以弥补教育学界对该领域内容研究的不足，并为当今基础教育发展提供有益的资源。

一、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的学校教材编写阶段

(一)独立探索，自编学校教材(1956—1958)

1.社会背景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检省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且局部否定了斯大林执政时的思想理论。这一举措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震动，西方国家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病的暴露，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同时，这一会议的召开也打破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苏联建设经验及模式的盲从。同年的8月和10月，先后发生“波茨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暴露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进一步引起了人民群众对怎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

国际形势的重大变革也引起了我国领导人的关注与警醒，在总结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日渐注重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深入地调查，逐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经验教训也反映在教育领域，因而在这一时期，我国学校教材的建设走上了一条独立探索、自主编写的发展道路。

2.学校教材嬗变概述

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6年5月28日至6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肯定了学习苏联模式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批评了有些部门生搬硬套苏联教育经验的做法，明确指出对于苏联模式的学习“绝不能一概照搬过来”[1]。这次座谈会后，教育系统开始集中研究和着手解决教育工作中统得过死和集中过多的弊端，同时，学校教材的建设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1957年，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教育发展规律以及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提出新的教育方针，要求教育者不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发展”，还要努力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2]。教育方针是学校办学的灵魂，自然成为学校教材编写的直接依据，为学校教材设计与编写指明了总方向。具体来说，这一时期学校教材的演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学校教材管理权限的下放。1958年8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颁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下放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强调和指出了中央及地方教育部门的职责与任务。教育部应积极“组织和编写通用的基本教材、教科书”；各地教育部门应坚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的原则，对教育部及中央主管部门所颁发的各级各类教科书、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订”，也可以“自编教材和教科书”[3]228。同年9月，教育部发出了不再颁发教学用书表的通知，允许各地对所使用的教材进行自主编写。在上述教育背景下，各地教育部门竞相联合当地学校，纷纷将教育方针与自身实际相结合，掀起了一股自编学校教材的热潮。例如：1958年后，上海市教育局组织各方力量通过增加、删减、补充、替换等方式对原上海市的通用教材进行了自主修订，重新编写了小学语文、小学算术、乡土小学歌曲集等8类教材，共33册。

(2)学校教材思想政治意识的强化。早在1957年3月，毛泽东就曾致信周恩来、陈云等国家领导人，探讨关于中学政治课程设置及教材编写的问题，指出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并且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3]192。教育部于8月17日颁布了《关于中学、师范学校设置政治课的通知》，将原中学政治类各科课程，如“政治常识”“政治基础知识”等总称为“政治课”，并且具体规定了初、高中各年级所开设的各种政治课程，见表1。

表1 初高中各年级开设的政治课程

同年11月，教育部对“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做出进一步规范，颁行《关于中学和师范学校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目录》的通知，并且对初、高中各年级所设该课程的学习目的、讲授内容、教学原则及方法等方面做了详细说明，以便于各地在自主编写教材时可酌情参考和借鉴使用。此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据此《通知》内容，纷纷组织编撰“社会主义教育课”课本，例如广东省教育厅编写的《社会主义教育课教材》，就在“说明”部分第二段写道：“学习这些文件，是使学生掌握思想武器，提高政治认识，解决学生的政治思想问题，明辨大是大非。”[4]这就明显反映了学校教材编写活动对学生思想政治内容的强化。这是教材科学化同思想政治化相结合的典范。

1959年《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颁布，“社会主义教育课”被取消，该类教材仅存在了一年时间就匆匆退出历史舞台，重新回归到政治课系列相关教材的类别名称中去了。

(3)农业教材编写的加强。1958年3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讨论了教育普及、师资培养提高等问题，同时规定“一切学校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受各地农业生产状况的实际影响，编写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农业教材是十分困难且难以适应各地实际需要的，所以教育部认为农业教材在参考相关政策条文的前提下可以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小学农业教材的体例及内容主要依据1957年教育部颁发的《小学农业常识教学要点》；中学农业基础知识教材要求在参考初级中学实验园地实习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农业自身特色加以自主编写*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1958年编发的《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7年)》，第47-62页。。春水荡漾，苗木滋长。受政策规程的引领及感召，一时间农业教材的出版种类繁多，较为突出的是山东农业知识社于1958年编写的《农业知识》课本，不仅包含“社论”“改良耘锄”“农业社生产经营”等知识板块，同时还具有当地特色的农、牧、商业知识内容，例如“山东名产”板块，“全省小麦高额丰产”榜，诸如此类，都是地方实际与国家政策、规范相结合的教材典范[5]。

(4)乡土教材的开发。我国著名的课程专家、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研究员陈侠先生在谈及乡土教材时曾指出：“乡土教材，概而言之就是围绕着当地的史、政、经、文等内容来展开叙述和描写的地方教材。”[6]这种地方课程的教材文本是国家课程统编教材的有力补充。教育工作者在反思和学习苏联教材的同时，认识到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差异性较大，教材也应有乡土教材的一席之地。教育部于1958年1月发出了《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学校乡土教材的通知》，倡导各地自主编写具有地方风情及人文情怀的乡土教材。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广泛组织出版了乡土教材，具有代表性的有王维屏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省乡土地理教材》[7]，该教材共分为四个章节，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江苏省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江苏省区域文化全貌及发展现状。乡土教材是地方风俗特色及文化传统的载体，正如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先生所指出的，它“最原始”“最基本”“最唯物”[8]。该类教材在适应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的基础上，有效补充了统编教材的单一和不足，是对统编教材的拓展与延伸，同时也是对乡土文化的有效开发和积极弘扬。

学校教材的上述变革经历，不仅是学校教材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学校教材特色化形成的标志。这一阶段的教材发展呈现出了多样化、科学化、群众化的特色。多样化指的是学校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出现了层次多样、类型各异的特色。教育政策、法规作为国家制定并颁发的关于教材建设与发展的大政方针，是学校教材实现多样化的实践依据。其间出现了乡土教材、农业(基础)知识教材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课等各式各类教材，丰富了学校教材的构成体系。科学化指的是学校教材在设计与建构中如何使某一门学科的知识形成一条系统、完整的知识链；把握学科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知识网络，虑及受教育者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心理特征和认识规律。此期的学校教材，在内容处理上注重将科学知识同学生的实际需求相结合，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群众化指的是学校教材的编写能广泛吸纳各方力量，集体协作、高效完成任务的合作方式。1958年，教育战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革命”，学校教材组织及发行途径革新，采用了群众化的方式，集思广益。在当时享有盛誉的是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中文系的教材编写小组联合四川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的部分师生，仅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编写出了一套十年制汉语拼音课本和一套约350万字共计20册的语文课本。

学校教材是启迪人类智慧的精神食粮，作为反映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知识载体，凭借通俗晓畅的形式，阐述着人类的文明。从课程教材建设来说，多样化的特点是教材编写的必然选择，教育的对象是一个个独特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发展需求，在各自不同的生存发展空间内形成相异的认知结构和体验。教材编写方式的多样化，是对学生多元需求的正视，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基础上的全面发展。学校教材的科学化特点，是学校教材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关注并关怀受教育者的身心阶段特点，才能收到循序渐进、春风化雨的教育效果。群众化的协作互动方式，大大拓宽和丰富了教材的资源、体例及思路，有助于激发创新思维的火花；同时，群策群力的合作推进方式也有助于学校教材编写的高效建设。

(二)调整提高，统编学校教材(1959—1961)

由于受到“大跃进”运动中“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教育界日渐出现了浮夸、命令和干部特殊风[9]，并由此造成了教育比例失调、教育质量下降等严重失误，主要表现为：教育事业的过快发展，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物资供应紧张，由此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样，学校教材存在着的诸多质量问题也日渐暴露。为了保证学校教材的质量及水准，195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教学大纲需由教育部制订，学校教材由国家统一编写，供各地使用，各地可根据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地适当变动，但需保证全国应有的质量水平。1960年2月，教育部在天津、北京两地相继召开了普通教育会议，会上重点探讨了课程、教材等相关问题，并提出了学制改革方案，将原十二年学制调整为十年，还建议逐级下放部分课程，教材进行大改和小改并举。由此又掀起了一股学校教材建设的热潮。以下笔者拟从全国与地方两个维度加以举证分析。

1.第三套全国通用的学校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至1956年间编辑出版的第一、二套学校教材，初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注意吸收最新的科学成果，因此，其成效是明显的。但与此同时，广大师生普遍反映这套教材“要求高，分量重，内容深”。为了弥补业已暴露的缺点，并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1960年，教育部着手组织力量编辑了一套包括课本和教学参考书在内的“十年制教材”。该套教材包括课本26种77册，教学参考书22种72册(未编历史、地理、生物)，于1961年编成，程度上已达到当时十二年制的水平。从1961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实验十年制学校试用。以下从不同维度对该套教材加以分析和解读。

(1)编写方针。该套教材的编写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及方法阐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加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适当反映科学技术的新成就；知识技能及文化科技内容深浅安排得当，切合教学实际状况。在编辑各科教材思想观点时，坚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把适合学生接受能力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并提出“重视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同政治斗争、生产建设实际相结合”[10]。从中可知，教材的设计反映了“双基论”的课程论思想，并体现新时期社会政治意识的渗透与结合。

(2)编审情况。为了有效开展和落实学校教材的实际工作，教育部于1960年10月专门成立了中小学教材编审领导小组，由辛安亭、彭文、刘松涛等成员组成，戴伯韬任小组长，同时还聘请一批专家作为审查小学各科教材的顾问，又确立了编审制度，编辑人员根据编辑方针的要求，采用集体讨论、分工负责的形式开展工作。要求编辑者应有全局观点，将各学科之间密切联系，谨防同一学科各册之间的重复和脱节。为了保证教材质量，各科教材审查至关重要，教育部建立了严格的“三审制度”，对已编成呈送的学校教材，必须经过初审、复审和终审三个环节，有重大问题时需请示中央相关部门，对教材中的政治问题更是采取谨慎处理的态度，同时，对教材选文及事例的科学性和程度深浅等问题也应给予充分注意。经过审查后的教材再次组织集体讨论，有争论的问题由领导会同专家及优秀科任教师协商，做出结论。

(3)内容变革。这套学校教材的内容日渐现代化，删掉了原教材中一些不符合科学常识及逻辑思维的知识点，并考虑到学生的学习接受能力与身心发展特点，将部分繁难生僻的内容逐级分解，方便学生理解和掌握的同时，也适当提高了课程知识内容的理论抽象水平。具体到各科教材来看，分别有如下变动。

语文教材课本中选文的总量减少，文言文所占的比例有所降低；教材大多选编的是赞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时文作品，除鲁迅以外，现代作家的作品收录较少。算术教材在内容的选择上进行了大胆革新，将口算和笔算相结合，20以内加、减法以口算为主，100以内则主要以笔算为主；降低了复合应用题的难度及要求，适当进行了简化；增加了循环小数、比例分配等内容。英语教材在小学阶段并未组织编写，中学阶段分别编写了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英语(试用本)一、二、三册和十年制学校高中课本英语(试用本)一、二册。从1961年秋季起，这些英语课本在全国一些条件较好的十年制试验学校中开始试用推行。中学历史教材增补了很多当代的历史事件及文化知识，诸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将古代部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删减，这种“重今轻古”的做法，受到了当时史学界众多专家和学者的疑问或批评。地理教材共分两册，从编写内容上看，第一册主要涉及对“地球”相关基础常识及中国地理知识的学习，在全面了解我国的地理环境及水文条件后，后一学期开始有计划地学习第二册世界地理知识。教材在编写体例结构上，先摘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经典著作中有关地理的名言，当作理论武器，然后探讨存在争议的地理问题。在内容设计上，删除空泛的议论和难度过高的理论观点，增加中、外主要城市的基本地理知识，选编大量和我国关系友好国家的相关地理知识，使学生了解“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新编的化学教材中补充了一些化学基础知识，而实际生产知识、工农业生产中化学操作内容的应用占据了突出比例。中学生物学通用教材第一、二、三册课本依次相当于各学段学生之前所使用的《植物学》《动物学》以及高中《生物学》课本，带有学科知识整合的综合课程设计理念。中小学所使用的美术教材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所收作品将教育与各行业劳动者从事的生产劳动相结合，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力图通过作品的鉴赏与体验，创造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小学体育教材与旧教材相比，形式上略有不同，内容上都旨在加强学生的体质和体魄。新教材的编写注重从体操、田径、武术和游戏中选取内容，并且将劳动卫生与民兵训练相结合，考虑到了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征，还注重了教材的教育性和实践性。总之，这套教材的改革方向具有教育学、心理学的科学依据与规律性认识，在实际的教学运用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语文教材和历史教材的发展变革浸透着更为强烈的社会思想政治气息，需要专门加以有选择性地叙述及分析。

语文教材。以上海市五年制中学二年级第一学期所使用的《语文》(试用本)[11](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为例，选取此教材的部分目录：

第一课 西江月(井冈山)【毛泽东】

第二课 大跃进的锣鼓【选自《雨花》，1958年6月号】

第三课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

第四课 铁窗里【罗广斌、刘德彬、刘益言】

第五课 神灯【选自《新观察》1959年11月】

第六课 三峡笑迎毛主席【选自《建设长江的人们》】

第七课 西湖美，西湖公社更美【选自《旅行家》，1960年3月】

第八课 碴呀山飞出了金凤凰【选自《少年文艺》，1959年12月】

第九课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臧克家】

第十课 童山的时光【华山】

第十一课 追寻英雄的足迹【刘白羽】

第十二课 我们的力量所在【魏巍】

第十三课 桥梁远景图【茅以升】

第十四课 喜看绿叶成牡丹【张春桥】

第十五课 为了党的伟大事业刻苦学习【郝建秀】

从上列目录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语文教材收录的课文类型大多是以下几种：一是以毛主席命名，如《三峡笑迎毛主席》《毛主席向着黄河笑》；二是直接选录毛主席的文章，如《西江月(井冈山)》；三是缅怀革命先烈，如《追寻英雄的足迹》；四是选择“大跃进”“总路线”等现实题材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课文有《大跃进的锣鼓》《我们的力量所在》。教材政治气息浓厚，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发展潮流，同时充斥着革命的激情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兼具时代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历史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新编纂的《高级中学课本中国现代史》主要是在《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四册教材原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改编而成。教材的内容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例如，新课本的第一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相比之前课本中选用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一编，极大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有关“五四运动”的章节删去了之前课本中“文学革命运动”“革命文化的发展”等内容，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板块。最显著的是，课本重点突出了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引领作用，特别是在教材第一编的“毛泽东同志革命活动的开始”中，肯定并赞颂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并且在文末总结到：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进行了“认真钻研和创造性的运用”，“他对革命斗争的正确的领导和他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使他很快成为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12]。

1961年，“十年制教材”的发行供应结束了1958年以来各地自编教材的局面，较之前一阶段学校教材有了很大的进步，编写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重视了“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使学生在领略科技文化的同时，学到知识，掌握本领，培养道德，并进一步提升智能水平。当然，这套教材由于编写时间较短，未能完全避免系统性弱、理论多、材料少的缺失，仍嫌相对粗糙。

2.各地自编补充教材和乡土教材

1960年2月，教育部在普遍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教材可以大改小革并举，除基础知识外，也必须充分反映地方的特点[3]267。据此，各地除采用全国通用的学校课本外，还编写了一定数量的补充教材和乡土教材。

补充教材一般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人编写，主要编写农业常识之类的补充读物。这些教材的特点是同地方实际结合得比较紧密，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乡土教材必须富有教育意义，以中学及小学的语文、历史、地理、农业、音乐等学科为主，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接受能力，分量不能太多，以免造成学生的过重负担；中小学的教材各有侧重，有所不同。小学教材偏重县、市或专区的乡土社会教育价值资源；中学偏重省、市地域内各类有益学生成长的素材。在遵循和落实上述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各地的乡土教材自主编写工作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乡土教材的编写弥补了通用教材的不足，使学生了解了家乡，并激发了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是学校教材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程。

1961年4月24日，教育部发出通知，提出农村半日制初中教材以各省、市、自治区自编为宜，或者选用其他省、市编写的合适教材。当时，教育部已委托江苏、湖南省教育厅联合编写半日制初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教材的初稿，但是根据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的意见，认为这类教材还是由各省、市、自治区自己编写为好。此后，由各地自编的半日制初中教材就成了当地学校采用的正式教材。

(三)稳步调整，再编学校教材(1961—1963)

1960年，我国出现了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国家财政支出大幅增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粮食和农副产品短缺。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好转，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并在报告中首次提出极富创造性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要求各地参照执行[13]。教育事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是整个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后，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发出了重新编写学校教材的指示，教育系统也按照“八字方针”对学校教材的内容选取、编写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人民教育出版社重点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前使用的教材以及外国教材，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部及各地有益编写经验的基础上，统一参与人员的思想意识及编写原则，于1962年夏天正式启动了“全日制十二年制教材”的编写工作。同年秋季，新教材在少数学校开始尝试使用，具有课程教学实验性质，第二年秋季在小学及初中一年级开始正式推广。这套教材只出版了教学大纲14种14册，教科书和教学指导书19种46册，其余教材并未得到出版发行。以下拟从不同维度对该套教材加以分析和解读。

1.编写准备

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编写这套教材之前，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研究和讨论，更有一大批编辑积极投身到该项浩大的教育工程，身体力行，实地调研各地的教育发达程度及教材需要水平。还有一大批人员负责整理我国自清末废科举、办学堂以来各科教材的发展情况，同时收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为学校教材的编写提供历史资源，获得建构理论的依据。

2.编写理念

该套教材“总结‘教育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坚持中央精神和教育部的部署”；合理借鉴国外有益编写经验，力求在弘扬我国优良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对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及时地有所反映和评价，注重知识的“科学性”“思想性”和“系统性”[14]。

3.编写特点

该套教材在实际的编写过程中，力求将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同我国优秀的教育、教学传统相结合，重点加强主要课程的水平与质量，强化学校教材的“双基”，适度展现了当时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新成果和新成就，力图摸索出一条将毛泽东教育思想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材建设道路。

4.内容变革

该套学校教材的编写坚持教育方针不动摇，着重加强了对语、数、外等几门主科的质量要求，其他几门副科的编写也注重同工、农业生产、生活相联系，被称为“未完成的精品”。具体各科教材的变革情况如下。

语文教材严格遵循“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的指导思想，注重对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初步阅读文言文能力”的培养；明确指出学生的读写能力需加强，“作文要文理通顺，用词确切”“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字要写得端正，不写错别字”[15]，所选题材众多且涉略宽广，文质兼美；编排方面，编者能根据青少年的阶段性认知能力和身心发展特点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编排读与写方面的训练，符合少年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有效培养了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其他如课后习题方面，更是增设了许多对应习题，使学生加深并有效地巩固了课本内容的学习。数学教材在教材体系中举足轻重，《小学算术》课本是按照《全日制小学算术教学大纲(草案)》进行编写的，重新编入了1959年“四二制暂用课本”，并删除了1961年《十年制学校小学课本算术(试用课本)》中不当的内容，诸如部分运算定律和性质，最大公约数的求解方法、圆锥的体积等表述或例证中的不周延性以及容易发生学生理解混乱的材料；同时，又增加了一些与初中衔接的知识，如棱柱、棱锥的体积、初步的记账知识等。这些内容紧密联系学生的生产和生活实际，突出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练习。最值得一提的是，这套小学算术类教材首次提出要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这种要求是十分进步的。中学的数学课本，特别重视学生逻辑推理能力的培养，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判断、推理、分析和逻辑，同时也合理充分地添加了许多插图帮助学生理解例题，还配备了足够数量的“练习题”和“复习题”，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外语教材的编写渐渐受到重视，封面运用彩色图片，并且图文并茂，内容主要是单词、句型和课文，穿插有语法教学，选文多为歌颂党、歌颂国家的题材。新编历史教材采用了唯物史观的编写视角，编排体例调整了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内容比例，注重基础知识的讲解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客观分析和看待了历史人物。这是新中国历史教材中编写较为成功的一套。中学政治教材的编写经历了初稿、试验、最终定稿的过程，书中选用大量政治性的文章，例如试用教材《做革命的接班人》一书，就是由毛泽东语录、中共中央的报刊、材料和文献等编辑而成的，这体现了新时期国家政权对年青一代的思想维度和价值观念主观塑造和培养的强烈愿望。化学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和借鉴了中、外教材的编写经验，结合当时的中国实际，适当调整了化学基础知识的分配，将课本内容同自然界、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相联系，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培养，增加了化学基础知识的篇幅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初高中化学课本合起来共4套，受到了广大师生的好评和欢迎。生物教材主要是参照《全日制中学生物教学大纲(草案)》进行编写的，更加注重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能力的训练。美术教材主要是围绕“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这“五爱”进行编写的，选用了《欢乐的节日》《园地劳动》《浇花》等具有思想品德教育性质的作品，反映了人们对美与善之间的沟通，加深了对艺术的认识，激发了对实践尝试的渴望。

其中，历史教材和政治教材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有新的突破。

历史教材。《十二年制学校高级小学课本历史(试教本)》(1962年版)[16]由四册课本组成，前三册主要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历史”；第四册主要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世界历史”。因社会形势的变化，只印了前三册。较之前套教材，这套教材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首先，充分尊重和展示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客观而又真实的分析“女真族的兴起”“清朝前期的繁荣与强盛”等历史内容，不再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元朝”“清朝”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是给予了较大程度的肯定；其次，重视了民族历史中“文化史”部分的挖掘，用将近五分之一的内容介绍了如“三大发明”“造纸术”等文化主题，同时收录了众多历史文化名人，丰富了教材的体例和结构，开拓了学生的文化眼界。

1962年出版的《十二年制学校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试教本)》[17]四册书共十五编，一编至七编真实还原了原始社会到清朝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史部分，八编至十编生动展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时间跨度为自鸦片战争始至“五四”运动前，十一编至十五编详细描述了“五四”运动开始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从编排方式上看，这套教材在展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同时，注重与中国特色历史相结合，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大框架的划分前提下，将各个社会类型按照朝代进行细分，使社会发展规律与王朝的变迁更迭有机结合。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教材对我国历史上的不少风云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等做了较为正面的介绍和评价，这是对古代历史的客观论述和客观分析前提下积极肯定的反映。

政治教材。中学政治课本《做革命的接班人(试用教材)》[18]主要选用了毛泽东语录、党中央文献资源及报刊资料，是学校教材政治思想上扬的直接反应。例如该教材的第一章，章名为：“旧中国反动统治下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第一部分收录了“毛主席语录”，提纲挈领；第二部分选用了“罪恶的地主庄园”“活人的墓碑”“童工的地狱八间房”以及“表的故事”这四则材料，论证充足。再如该教材的第六章，章名是“立雄心壮志，做革命的接班人”，不仅引用了“毛主席语录”，同时还摘录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文，“材料”部分着重介绍了雷锋同志的生平、故事以及日记摘抄，紧紧围绕着“立长志、要接班”的政治思想，环环紧扣，深入人心。

这套教材，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投入最多、耗时最长所编写出的一套高质量的学校教材，既适当提高了主要课程的难度，又注重了基础知识与能力的加强，同时还注意切合了现实的教学实际，并及时而适当地反映了科学技术的新成就。

(四)持续平缓，重修学校教材(1964—1966)

1964年，教育界再次掀起了关于“教育革命”宣传活动及实践运动的浪潮。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甲辰年春节座谈会，指出：“课程多……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3]353。教育部基于上阶段“十二年制学校教材”繁难深重的问题，于当年5月发出了《关于精简中小学各科教材的通知》，开始进行学校教材的精简工作。同年9 月，《人民教育》发表了《教育革命的一项根本措施》社论，指出：“教育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19]在上述思想号召下，各地中、小学校纷纷组织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及著作，大量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育活动及体力劳动，强化了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的教育价值，使得正规化的学校教学、系统化的文化知识教育受到了忽视。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中宣部及教育部相关领导的引领下，积极深入到厂矿及农村，在大规模调研的基础上草拟了各科的“中改本”方案，修改并编订了刚刚投入使用的“十二年制学校教材”。新编的学校教材于1965年4月修订完成，贯彻“少而精”的编写原则，语言表述言简意赅，教学例题不落俗套，有助于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在联系具体生产和生活实际方面有了较大的改进。教材本拟于9月份出版、发行并投入使用，随后又延迟一年发行。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教材编辑们再次进行了实地调研，广泛征求各教育工作者及适龄学生的编写意见，进行了劳神费心的再次修改，部分修订版发行使用，也有不少地区对前段的学校教材略作修订暂时使用。

1965年夏，一则《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思量再三后，于7月3日致信了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指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3]382这就是著名的“七三指示”。同年，《人民日报》报社围绕这一“指示”发表了“教科书应精简，学生负担宜减轻”的社论。鉴于学校教材自身存在的瑕疵纰漏以及有关会议精神的号召，人民教育出版社决定秉持“少而精”的原则对教材再进行一次全面的修订和检查，真正减轻学生们的学习负担。但较为遗憾的是，教材的修订工作大致结束于1966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骤雨即将倾至，因而这套花费两年时间重新编写和修订的教材不能如愿出版发行。

综上所述，此期学校教材的发展一直处于持续平缓状态，仅仅是对前期学校教材进行了部分删改和修订，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拓展，学校教材建设在道路曲折中艰难前行。

二、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学校教材编写的特色及启示

1956年至1966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十年。在此期间，学校教材建设也和全国的发展形势一样，大胆探索，曲折前进，其历程先后经历了自主编写、恢复统编及适时重编等几个阶段，呈现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编写特色，从中可以揭示若干有价值的启迪，以有助于教学改革的高效推进。

(一)学校教材编写特色

1.学校教材的变革紧密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

这一阶段，由于对前苏联教育模式的重新审视，在新的教育背景下，我国开始了独立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新征程。学校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注重将国外教材资源同中国社会的教育实际相结合，坚持“扬弃”的哲学理念，在充分体现中国教育特点及要求的背景下，广泛吸收人类的科技文明成果，并编入学校教材之中。学校教材在建设过程中，广泛吸纳了社会各方的编写力量，尤其是发挥了中小学教师在教材建设队伍中的积极作用，将学校教材的内容与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学业成就差异及生活需要紧密结合。

2.打破学校教材编写的旧框架

社会主义建设对学生教育质量的新要求，是对以往教育的一种挑战。课程与教材是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除了知识内容的调整之外，体例、框架结构也十分重要。在当时的形势下，旧教材的编写框架不符合教育革命与“多快好省”高效率的精神，原有学校教材的体例、结构逐渐成为教育发展的障碍，因而在学校教材编写过程中必须打破原有的框架，这种尝试及努力在多部教材中均有体现：小学算术教材，将四则运算的公式、定理与代数知识相融合；地理教材，一改地球、地图、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及城市与乡村地理等板块各自为政的知识体系，将地理知识中的“自然”部分与“经济”部分相互穿插，建立起了新的学科系统。

3.下放学校教材的编写权力

各地教育机构及部门在贯彻和落实教育方针及各级学校教育目标的前提下，根据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规章要求，积极主动参与学校教材建设，编写许多反映地方风土人情、人文特色的学校教材及乡土教材。同时，在学校教材实际的编写过程中兼听各方面意见、有所损益，增加了现代科学技术及实验课程的相关内容，删减了部分重复的文化知识，避免了教学案例的反复循环，真正做到博采众长，编写出适用的学校教材，从而有效推动了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二)学校教材编写启示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的学校教材顺应了时代潮流不断变革和发展的要求，尽管仍有不少局限和缺失，但成绩是显著的，也为当前教学改革与发展带来积极的现实启示。

1.学校教材的编写应解决好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科知识传授之间的平衡关系

青少年身心健康若想得到全面发展，不仅需要丰富且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还需要坚定的思想政治路线与良好的道德品质。这是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基石，同时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源泉。学校教材的编写既反对单纯的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反对脱离学校教材具体内容、牵强附会、引用空洞的政治口号，应将政治思想教育寓于各科教材的学习之中，润物细无声，培养学生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社会主义信念。

2.学校教材的编写应明确“知识”与“能力”间唇齿相依、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知识是形成能力的阶梯与载体，而能力则是促使知识再获取、再理解、再内化的重要手段。广博的知识视野和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教育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因而在学校教材中，知识和能力不可偏废，应选择一些篇幅适中、难易适度的优美文章及精彩案例、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公式与定理，以奠定扎实的文化基础；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积极参与、自主学习及动手创造的能力，将“知识中心”逐渐向“能力中心”转移，力争达到学生发展、社会需求与学科特点这三者的有机统一。

3.学校教材应将书本知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

基础教育阶段所学的科学文化知识，主要目的是用于社会生活实践。因而，学校教材应秉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引导学生在理解基础知识及概念的同时，逐渐学会应用到实践中去。只讲理论不讲实际，学生很难理解和应用知识；只讲实际不讲理论，学生所学到的知识难成体系，支离破碎。

4.学校教材的编写应该将教育管理者、学科专家、教师及其他参与人员的各方力量结合

学校教材的编写者既要有专业的学科理论，还要有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更需要具有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的编辑人员以及熟悉教学实践、富有经验积累的学科大师。教材编写要相信多方合作推进的力量，进一步征求广大一线教师、学生和有关学生部门的意见，以保证所编教材的水平质量及运用效度。

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学校教材事业，在历史过程中虽然出现了政治气息过浓、意识形态夸大、主观愿望过盛等问题，但值得肯定的是成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教材建设史上的显著目标，顺利地将学校教材建设推向了高潮。令人遗憾的是，经过十年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这一教育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冲击，由此我国的学校教材建设进现入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时期。鉴于本文主题及篇幅的容量，对此不作探讨。

[1]陆定一.陆定一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62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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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人民教育出版社.十二年制学校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试教本)[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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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岳 岭]

The Compliation of Textbook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1956-1966 Socialist Construction Period

WU Hong-cheng, LI Chen

(School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The decade of 1956-1966 i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our country’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during which education cause also enters a new historical stage. As the important factor of education activity and the course medium, school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a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is end, the general education workers made bold explor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textbook reform in the previous stage, breaking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old ones and decentralizing writing power to the lower levels. The school teaching material has experienced stages of self-writing, unified writing, rewriting and revision and finally made breakthroughs, which pushed school textbook constru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 first peak.

the period of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school textbooks; schoo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

2016-10-11

1.吴洪成(1963— )，男，浙江省金华市人，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和教育学原理研究；2.李晨(1992— )，女，山西省晋中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研究。

K27

A

1002-6320(2017)01-0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