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不少学者在评论清代中叶的乾嘉学者时，总是认为他们长年埋首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脱离社会现实，使学术完全脱离于实际生活，这些说法近些年来已经慢慢改观。事实上，他们中间有一些学者并不甘心于故纸堆中，他们一方面致力于考据学，另一方面他们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对历史上与现实中种种历史现象给予了极大关注，和历史上很多史学家不同的是，乾嘉学者没有形成讨论历史现象、阐述历史发展的专门著述，他们是通过考证历史的形式评论历史，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乾嘉学者对社会、民生等思考都寓于对历史的考证之中，因而在其对历史的评论中蕴藏其史学思想。

关键词：赵翼；钱大昕；汪辉祖；《元史》研究；史学思想

钱大昕、赵翼、汪辉祖三位学者在对《元史》的研究过程中，由于历史考证学本身的限制，三位学者之史在其研究过程中对一些史学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尽管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思想，但是我们可以在其研究《元史》的学术著作中看到他们发出的评论，不难看出三位学者对一些历史的深刻认识，其中就有很多的史学思想值得我们注意。

1 忠贞节义思想

赵翼和钱大昕同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一样，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对《元史》的考证过程中自然流露出表彰忠贞贬斥失节的思想。例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九《元史补见夏金宋殉节诸臣》条中补载夏、金、宋被杀或者被捕不屈而死的忠臣义士：“夏、金、宋皆灭于蒙古。夏无史，金、宋二史皆有《忠义传》，载末造抗节死事之臣。然以《元史》核对，尚有未备者，今为摘出，观者可以览焉”。[1]宋、金二史缺漏之处应该不止殉节之臣，赵翼不考虑其他人特意挑出殉节诸臣予以记载，反映了赵翼选择札记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忠贞节义思想的影响。

钱大昕不赞成对历史人物施加褒贬，他认为对历史人物做出的善恶评判，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在字句上随意评论历史人物，必然会有所偏失，所以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也很少看到他对历史人物直接的施加褒贬的相关言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钱大昕在对《元史》辨讹纠谬过程中可以發现他提倡忠义、贬斥奸佞的思想。例如他在考证洪福忠贞不屈的事迹时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贵莅杀其二子，次及福，福大骂，数贵不忠，请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国也。福之节义，皎皎如此。《元史》谓贵之城下而福降者，诬也”。[2]《元史》记载洪福背宋降元，但是事实却是洪福持节不降，被捕后请南向而死以明自己不背叛国家之志，是具有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由于《元史》不实之记载，使之长期蒙受背叛国家之耻。钱大昕通过考证《宋史》，还历史本来之面目，表彰洪福忠贞不屈之精神，贬斥夏贵等人投降变节。

2 爱民思想

赵翼在其著作中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同情民众的疾苦，因此对给人民和国家带来不利影响的弊政给予无情的批判，例如在《陔余丛考》卷十八《元时崇奉释教之滥》条，赵翼列举丰富的史料对元代全国上下由于崇奉佛教而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从而导致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务曲法以顺其意，延及数世，浸以成俗，而益至于积重而不可挽”。[3]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整个社会都迷信佛教从而造成土木之费、供养之费，给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佛教所拥有的形成的尾大不掉之势已经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挠，所以赵翼在元代由于崇信佛教而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给予了极大的同情。

赵翼深切地同情民众的苦难，例如《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条赵翼通过元初由于战争已经造成人民流离失所，但是元初诸将由于蒙古贵族的风俗，在战争之余更是私掠人民为奴，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予以的同情“元初起兵朔漠，耑以畜牧为业，故诸将多掠人户为奴……兵火之余，遍地涂炭，民之生于是时者，何以为生耶”。[4]

3 求真求实的治史原则

钱大昕、赵翼、汪辉祖他们在史学上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恪守直书精神，主张直书其事，即对历史讲求实事求是，不涉虚诞，反对书法褒贬，主张史家不虚美、不掩恶，对史事之美恶，不必横生意见，并以此作为评价的标准，并对《元史》的曲笔情况做了批评。

赵翼从求实的角度出发，批评明代官修《元史》时照录元代文人的家传、文集而不做考证，造成史书内容的不实：“《元史》亦多回护处，非明初修史诸人为之著其善而讳其恶也，盖元时所纂功臣等传本已如此，而修史者遂抄录成篇耳”。[5]赵翼认为宋濂、王祎等人在修《元史》时没有精心对史料进行剪裁，而是简单照抄前人史料而致误，还有就是对一些曲笔观点不加订正，完全沿袭而致误。在赵翼的心中要求客观的记载历史，做到不虚美，不掩恶，不存偏见才是史书编纂的最基本要求。

钱大昕对史家曲笔同样持批评的态度，钱大昕治学的中心思想就是“求真求实”，主张据实直书表达历史真相 “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为良，美恶不揜，各从其实”。[6]钱大昕对史书中讳恶虚美的纹饰加以批评、揭露，例如钱大昕在考证《元史·马扎儿台传》对马扎儿台抗命获罪一事曲笔不作记载，钱大昕认为是《元史》为其隐讳的结果，并对明初修史诸臣提出不满“元时史臣，或未免曲笔，明初修史诸人，何亦昧于上下之分，没而不书乎？宋、王两公不独无史才，并无史识矣”。[7]

汪辉祖的学术思想亦倾向于求真、求实，在《元史》的编纂上同样主张实事求是，反对曲笔隐晦。例如，汪辉祖依据《元史·文宗纪》和《元史·任速哥传》参互考证出《燕铁木儿传》中有曲笔隐讳之处：燕铁木儿谋立文宗在致和元年春，而泰定帝驾崩却在元年七月，后来燕铁木儿专权树党，政由己出，然而《燕铁木儿传》却不著录这些事迹，故汪辉祖批评此传“讳其文宗天历二年前种种不臣之实，曲笔如此，何以示信！”[8]表现了汪辉祖严谨的治学态度。

乾嘉学者强调史家撰写史书应当真实记载史事，力矫宋明以来空洞学风的弊病，突出了史书传信后世的重要性，力求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乾嘉学者正是在这种求真求实精神的驱使下，在研究《元史》的过程中对其曲笔之处，敢于直率的批评，形成了据事直书的考史方法，端正了中国的学术发展。

4 “鉴元知清”思想

乾嘉学者在对历史考证的过程中同样还重视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他们强调学者既要博古，更要重视通今，不能隔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但是清代的文字狱使许多学者对清代的历史望而却步，乾嘉时期的学者同样也不敢涉及清史，“唯有藉‘元史以解‘清愁”[9]。

赵翼“鉴元知清”的思想在《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条体现：“其长皆以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二焉……终元之世，非蒙古而为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尚系回回人，其汉人止史天泽、贺惟一耳”[10]。清朝同样是这种情况，朝中常常是满人为正职，汉人为副职，禁止满汉通婚，许多城市还有满城、汉城之分，同时又派遣八旗军驻防各地以防止汉人造反。清代统治者的这种种族意识与对汉人的不平等待遇和元代对汉人的政策有很大的相似性。

钱大昕所处的乾嘉时期虽然说乾嘉时期满汉种族问题已渐消融，可是满汉问题始终是存在的，以文字狱得祸的人仍然很多，钱大昕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自然不敢涉及清史，钱大昕研究《元史》实际就是了解清朝，柴德赓先生于《王西庄与钱竹汀》一文中曾说：“竹汀不敢涉及明史，更不敢讲清史，但是他很清楚，研究元史和研究清史的意义是一样的，了解元朝，也就容易了解清朝。他为了研究元代的氏族和元代的先世，讀《元秘史》；为了研究元朝的典章制度，读《元典章》，这种书，一般讲史学的人是不读的，也读不了他却深入钻研。照竹汀自己的话说，也算‘能为于举世不为之日者，其人必豪杰之士了。”[11]台湾学者吴宗儒同样这样认为：“不仅竹汀如此‘鉴元知清的思想，向来可以说是清儒治元史的一贯特质，此正是元史学在清代学术有其特殊地位的原因了。”[12]

清代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家最富于求真精神，主张对历史评论讲求实事求是，不涉虚诞，反对驰骋议论，反对书法褒贬，主张不掩恶不虚美。乾嘉学者在研究《元史》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评论最重视实事求是，形成了以实为据的学风。

参考文献

[1][清]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卷29《元史补见夏金宋殉节诸臣》，中华书局，1984年，第663页。

[2][清]钱大昕著：《廿二史考异》卷87《世祖纪》，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35页。

[3][清]赵翼著：《陔余丛考》卷18《元时崇奉释教之滥》，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307页

[4][清]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卷30《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中华书局，1984年，第703--704页。

[5][清]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卷29《元史回护处》，中华书局，1984年，第659页。

[6][清]钱大昕著：《潜研堂文集》卷24《史记志疑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80页。

[7][清]钱大昕著：《廿二史考异》卷96《马扎儿台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73页。

[8][清]汪辉祖著：《元史本证》卷19《燕铁木儿传》，中华书局，1984年，第203页。

[9]吴宗儒：《清儒与元史》，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10][清]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卷30《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中华书局，1984年，第689页

[11]柴德赓：《王西庄与钱竹汀》，收录于顾吉辰主编的《钱大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9页。

[12]吴宗儒：《清儒与元史》，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作者简介

徐雷（1985—），硕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郑州理工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