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之维：《硕鼠》庶民理想国奥义新论

2017-03-24郝建杰

贵州文史丛刊 2017年1期

郝建杰

摘要：《硕鼠》所展示的庶民理想国近于“极真”而远于“极幻”，这种强烈的现实意味起源于农业社会，而由理想者主体的庶民身份所决定。它产生的深层原因是魏国统治者以横征暴敛取代了周初设计的恩顾庶民政策。经济生态平衡的破坏引发了庶民的不满，于是逃往理想的国度便成为庶民的选择。此外，庶民理想国还缘于魏国的国境狭小。局缩于周、秦、晋等大国之间的魏国人民崇敬和向往大国，是国人产生去国离家而前往理想国度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诗经魏风硕鼠理想国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1-61-66

《魏风》作为先秦河汾地区的地域方音，歌哭叹唱，极尽人情，虑深忧远，发人深省。其中的《硕鼠》一首十分独特，该诗在怨怼盘剥声中竟然幻设出一个离苦得乐的理想国，这在风诗中绝无仅有。尽管诗中不乏现世情状，但如果从“誓将去汝”的未然状态来观察，诗所描绘的图景确为春秋魏国人所幻设的理想国。拙文以文化生态为视角，就这一理想国的特征、经济制度根源、文化地理生成三个方面来探讨其中奥义。

一、近于“极真”远于“极幻”的理想世界

举凡理想社会、幻设之国，一般都难以实现，因此均具有玄虚特性。然而即便如此，各种理想社会与现实世界也存在玄远与近切之分，于“极真”与“极幻”区间内游移于不同位置。比较而言，魏人幻设的理想世界，属于现实世界向理想世界的自然延伸，是苦难人群对适意人生的激烈呼唤，故近于“极真”而远于“极幻”。这一特点源自于当时的农业社会，取决于幻设者的庶民身份。具细言之，有如下表现：

首先，与道家相比，魏人的理想国务实性强而玄想性弱。在道家奉为经典的《列子·黄帝篇》中有一个华胥氏之国。那是一方玄想家的逍遥乐土，其文云：“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擿无痟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碍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1显而易见，这一理想的乐土在人世间根本难以觅其踪影，属于道家兼仙家头脑中的产物，非玄想不能实现。相比之下，魏人的理想国则有国有郊，有官有长，俨然为周代城国建制。再者，国中之人对各自的物质财富也很珍视，做不到“无嗜欲”，更做不到“不知亲己，不知疏物”；他们乐愿公平分配，厌弃刻薄贪渎，对官长的作为“背逆”“向顺”之心分明，完全达不到“无爱憎”、“无利害”的超然境界。此外，国中之人更没有乘空、寝虚等特异功能，而是双脚踏在现实的土地上。总之，其玄想性十分微弱。

其次，道家的理想世界钟爱返古，而魏人的理想社会则朝向现实。老子于《道德经》中曾幻设了一个“小国寡民”的境界，其间人物弃智而近愚，摈巧而就拙，对种种人造工具委弃不用，“使民复结绳而用之”。1考察《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这样的记载，2可知“结绳而治”属于上古时先民的社会治理方式，从而可知老子的“小国寡民”之境当属原始部落形态。另外，《庄子·山木》中有一南越“建德之国”，其国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3民心纯净，世风淡泊。可以推想，这种民智未开而且没有私有观念的社会一定不是“家天下”以后的情形，而是原始共产制时期的社会写照。这种理想国充满历史回响，返古特征极为鲜明。《硕鼠》中理想社会与上述社会例不相属，诗中“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的呼告，本身表明人与人之间彼此在财物上各守蕃篱，以互不侵夺为限，显然，自私是此一社会的基本特点。由此可知，魏人的理想国不仅存在财产私有制，而且承认私有制的合理性，而这正是现实世界屡见不鲜的现象。

再次，魏人的理想社会具有开放非自足的特点。老子所幻设的“小国”中，“民重死而不远徙”，“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4这种小邦之民互不往来、互相隔绝的状态既阻断邻邦之间物质资源的交易，也隔绝了思想精神的交流，属于封闭式、自足式社会。相形这下，魏人的理想社会则开放的多，其人可以“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人员流动自由，而这正是其它社会元素流动的管钥。

第四、魏人的理想国从未超然物外，而是充满私利算计。在庄子“建德之国”中，国人“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报”，5只求奉献而不求回报，超然物外，憨痴可爱，备极轻松。儒家在《礼记·礼运》所设想的“大同”社会则另具面目，因为“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6这个“大同”社会虽比“建德之国”重视功利，却不自私自利，利益源于共同劳动，利益也归于共同享用，一派祥和气象。魏人的理想国却非常重视私利自守，毫无超脱之想，缺乏共用共享意识，唯主张自力自养，各享其成，而反对据他人之物为己有，人人设防，气氛沉重。

第五，魏人理想国推崇德治，笃拥有德之主。前述南越“建德之国”虽号称“建德”，然此“德”与通常作为社会规范之道德却殊途异路。在儒家认为，义、礼本为维系社会秩序之德，此间人物却“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将义、礼视为无处措置的方外之物。实际上，这一理想国的幻设意欲消弥人君有为而治的国体，达到无为而治的境地。返观魏人的理想国，庶民们既未主张君主无为而治，也未弃道德如敝履，反而求告君主“德我”、“顾我”，寄望他以德为纲来维护社会上下平等和谐。重德作为周代普世观念，自周初即被视作治国根本而加以推行。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1德经过事、功环节，最终令人民各安其食。可见，德是维护社会平衡且属自上而下进行治理的精神工具。魏人这种德治理想可视为对周初德治观念的复古和周礼制度的回归，与道家大异其趣。

综上所述，魏人理想国近于“极真”而远于“极幻”，而究其决定因素，则是理想者的庶民身份。毛《序》云：“《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2如此言之，则“国人”是《硕鼠》诗的创作者，理想国的提出者。提及“国人”，需先简述春秋以上时代的社会分类分层。横向言之，有“国人”和“野人”之分；纵向言之，“国人”可再加细化。史学家童书业云：“春秋以上之所谓‘国人，主要指国都之人，尤其是国都城内之人……指国都范围内士、农、工、商四民之‘国人，固包括农民在内矣；指国都城内之人之‘国人，则主要指‘士与‘工、‘商也”。3显而易见，毛《序》所云“国人”一定是当时有“庶民”或“庶人”之称的农民。西周、春秋时期，社会各阶层早已形成一个结构稳定、内圆自足的社会生态系统。《硕鼠》理想国近于“极真”的特性，正由庶民阶层在这一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特殊位置所致。《左传·桓公二年》载晋师服曰：“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4如此，则天子居于社会生态系统的顶端，其次是诸侯，再次是卿，再次是大夫，再次是士，处于生态系统底端的是庶人、工、商。由于该社会生态系统内不同阶层所据有的社会资源不同，为适应各自处境，其社会诉求和思想观念也各异，从而在观念上形成各具社会根柢而又难于实现的理想世界。道、儒、墨、农、法诸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大夫、士，因其位处社会生态系统中段，生活较为优裕，闲暇较多，故思想观念亦较多奇思逸想，其理想社会的玄虚成份也因之而较多；而那些生活备极苦难、以农为务的庶民，因为他们处于生态系统的底端，所以其理想国就很少有玄虚成份，这正是魏人理想社会近于“极真”远于“极幻”的原因。

二、经济生态激变土壤上的理想之花

西周立国之初，即已形成上下相衔的经济生态系统，而庶人居于经济生态系统底端，这在王畿及各国成为普遍现象。《周礼·夏官·职方氏》：“凡邦国小大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5此处表明，各诸侯国供奉位居金字塔尖的周王，形成向心式经济生态系统。《国语·晋语四》所载晋文公治国举措规定：“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6可见，诸侯国中层层相食，形成链条传导式经济生态系统，庶人作为被“食”对象而处于其最底端。魏、晋同为周之同姓封国，其经济生态原本与周王朝整体设计相类似，又因二国共处河汾地区，故又具有地区相近性。然而与晋国不同的是，魏国当政者的不当施政导致国内经济生态激变，这为魏人的社会幻想提供了土壤，于是开出了社会形态的理想之花。

回顾西周之初，为保持王朝整体生态系统之平衡和完整，设制了种种政令，直接恩顾庶民的税收政策即是其一。如《孟子·滕文公上》：“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7十取其一，为历代惜民力、爱民财之善政。这种恩顾庶民的政令自然顺民心得民意，为人称颂。再如《汉书·食货志》记董仲舒语云：“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1又如，《尚书·大传》卷二：“王者十一而税，而颂声作矣。”2上述文献均以为十税其一为常政，且顺应民心，故有颂声之作。

有的政令虽不专属于庶民，却也包含庶民在内。如《周礼·地官·大司徒》云：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3大司徒之责，即在灾荒年份，施行十二种政令：散利为贷种子粮食给民；薄征为减轻赋税；弛力为减去徭役；舍禁为放宽取利的途径；去几为不征关市之税，皆为减少人民经济负担的善政。即使在正常年份，亦调多济少，慈惠不时之需，积藏备用，以待凶荒年馑，如《周礼·地官·遗人》云：“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羇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4这类设官济民的政令，不独施行于王畿之地，在各诸候国中也是如此。上述与庶民相关的善政保证了庶民阶层的稳定，整个生态系统也因而处于平衡状态。

限制人口流动为保证生态系统正常运行的另一重要举措，此举虽然不针对庶民但却包括庶民在内。早在文王时，周人就有防止人民逃亡的法令。《左传·昭公七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5意即奴隶若有逃亡，即在大规模搜索。如此可见，人口逃亡行为不被允许。比及后世，正常迁徙与非正常迁徙设有不同对策。如《周礼·地官·比长》云：“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6郑《注》：“徙谓不便其居也。或国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国中，皆从而付所处之事，明无罪恶。”“徙于他，谓出居异乡也。授之者有节乃达。”“乡中无授，出乡无节，过所则呵问，系之圜土，考辟之也。圜土者，狱城也。狱必圜者，规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狱，闵于出之。”7由此可知，人民迁徙须履行官方手续，否则将不被允许。郑玄又曾将《硕鼠》所反映的国民逃亡之事与“三岁大比”相牵合，其《笺》云：“我事女三岁矣，曾无教令恩德来顾眷我，又疾其不修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8即使于此时迁徙，也不过是在国中与乡之间发生，断然不容许徙于他国。大约上述迁徙仅指治世情况，或许其中也杂有后世理想成份，然大略而言应该有所依据。

然而当统治者施政不当而政局动荡、社会经济生态遭罹破坏时，人口迁徙必然突破上述限制，处于经济生态底端的庶民，必为迁徙者中愿望最迫切者。就迁出地而言，国内乱局成为直接动因。举春秋梁国为例，《公羊传·僖公十九年》云：“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鱼烂而亡也。”9《注》：“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国之中，无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状若鱼烂。鱼烂从内发，故云尔者。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当绝者。”10梁国灭亡非因外敌入侵，而源于其严刑峻法。严刑峻法必然干扰人民，故而引发国中百姓弃国而去。显然，这种举国迁徙行为一定不会被官方所批准应允，因此也不需履行官方手续。就迁入地而言，在春秋时期的国际形势中，国运存亡绝续往往系于人口，出于此种考虑，人口迁入已不限于一般个体自发行为，甚或為一种官方行为。《管子·霸形》记齐桓公欲霸，管仲以轻赋敛、重农时、省刑罚谏之。桓公接受后，“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1大批人口归往齐国，其根由正是齐国乘某些侯国税负沉重、人民怨愤之机实行轻徭薄赋，而“税者百一钟”正针对庶民而设。

不无遗憾，传世史书对春秋时魏国史事记载几近于无，故仅能就一般来演绎个别，由普遍来推明特殊。若结合《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等句来分析《硕鼠》“三岁贯汝，莫我肯顾”之愤责之情，似可做出结论：上述各种救济政策在当时的魏国一定没有获得实施，或者此前虽曾有过德政但最后也被横征暴敛政策所取代。税负的繁重打破了此前经济生态的平衡，庶民利益备受折损，从而引发其对统治者的愤慨之声，逃往观念中的理想国度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加之魏国土地狭小，无论从国中迁徙于郊，还是自郊徙至国中，都没有逃避重敛的幸运。综此，庶民们“适彼乐国”、“适彼乐郊”、“适彼乐土”之理想若能实现，或不止于在国境以内迁徙，而是迁往国境以外的其它诸侯国。

三、对“河北”局促地理的观念超越

人类创想理想国存在一个有趣现象，即不同国度缘于其相异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而存在种种不同特征。基于国土疆域之广狭、人口员额之多寡、资源种类和数量之差异等诸如此类的环境因素，某种程度上其理想国的生成也各有适应其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特色。魏国的情形正可成为诠释之例。

魏国国境狭小及人口众多为产生“适彼乐国”理想的客观驱动力量。魏国国境狭小，多见载于史籍。如《史记·货殖列传》云：“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2司马迁所云“河东”指西汉时河东郡。汉河东郡承秦而设，《汉书·地理志》载：“河东郡，户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万二千九百一十二。县二十四：安邑，大阳，猗氏，解，蒲反，河北，左邑，汾阴，闻喜，濩泽，端氏，临汾，垣，皮氏，长脩，平阳，襄陵，彘，杨，北屈，蒲子，绛，狐讘，骐。”3其中河北县即产生《魏风》之魏国，“《诗》魏国，晋献公灭之，以封大夫毕万，曾孙绛徙安邑。”4如果将所属各县与西周春秋时各诸侯国和地区一一对照度量，就会发现魏国疆域确实狭小。国家疆域或大或小，需采用不同政策加以治理。宋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卷三论《十亩之间》云：“《十亩之间》，刺国小而不能居。此旧说也。虽然，国虽小，视人君之处心何如耳。汤之国七十里尔，文王之国百里尔，当时不闻汤、文之民以其国为小也。汤、文国虽狭，其心之处民则广矣，大矣。魏国褊小，其君之心亦能广大而容民乎？想其心焦然不宁，自处既狭，其处民亦狭，而斯民始有不足。”5若仔细揣摩吕祖谦处民、处心之论，则会发现国境狭小一般会致使国人心地浇薄狭隘，即使如国君也不例外。事实也正是如此：一般而言，大国之君民多自信开放，有海纳百川之心，可凝民心，聚民力。大国在与弱小国家交往之中也往往产生凌霸弱小的心理倾向，当然有时也会表现出同情怜悯之心而给予其种种援助，如春秋时之齐桓、晋文、秦穆之辈对卫、郑、鲁诸国等皆是；小国、弱国之君民则往往自卑、褊急，偏激而缺少自信，崇尚大国强国。当在位者施政得宜时尚可维系民心，施政不当时人民弃国离家的心理就自然产生。魏国地处“河北”，与关中、河南隔河相望，局缩于周、秦、晋等大国之间，国人原本就崇敬和向往大国，加之魏国统治者施政不当，产生去国离家而奔往所谓乐国之心理也势属必然。换言之，魏国庶民们产生“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外徙心理正是对“河北”局促地理的观念超越。

综上所述，《硕鼠》中庶民理想国具有面向现实、近于“极真”之特征。其所以产生，正缘于庶民在魏国社会生态系统中之低层位置及国家经济生态失衡之恶劣状况，而国土狭小的地理生态环境亦为促其产生之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即使是像魏人理想国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社会理想，也是由复杂且深刻的文化生态合力作用导致的。

The Discuss of The Cultural Ecology About The Creation of The Subaltern Utopia of Fertile Field Mice

Hao Jian jie

Abstract：The subaltern utopia of Fertile field mice is a ideal world not far away from the shore of the world.This characteristic is originated in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determined by the main body of the ideal at the end of the chain of common identity.The system designer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nitially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balance and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e social ecological chain， so the aristocracy used tax revenue policy to take care of the farmers.This relief policy has not been implemented at the time of the kingdom of Wei.But the heavy tax burden must seriously damage the interests of the crime and patriotism and Escaping tyranny became one of the options.As a small country the kingdom of Wei had admiration power mentality.The ruler of the kingdom of Wei governance in case of improper， national nature will have to leave their own country and shipped to countries with good psychological.

Key words：Text of Shih King， Weifeng，Fertile Field mice，The subaltern utopia， Kingdom of Wei， Cultural ecology

責任编辑：黄万机

1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79年，第41—42页。

1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2008年，第190页。

2 [魏]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嘉庆刊本，2009年，第181页。

3 [清]王先谦集解：《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8年，第168页。

4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2008年，第190页。

5 [清]王先谦集解：《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8年，第168页。

6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嘉庆刊本，2009年，第3062页。

1 [晋] 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嘉庆刊本，2009年，第4041页。

2 [汉] 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嘉庆刊本，2009年，第761页。

3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收《童书业著作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