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军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其伟大的历史性贡献之一就是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认为，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是指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即列宁所说的“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他曾回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重要成员还有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

全面整顿奠定群众基础

1975年1月至1976年4月，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重要阶段。作为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在这一时期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并先后主持过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以1975年1月军队整顿为突破口，领导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整顿，直至后来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

197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坚决支持下，邓小平相继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时国内外普遍认为，这是中国主要领导人新老交替的重要征兆。6月，一些外宾在与邓小平会面时表示：邓先生负有重大责任了，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祝贺和敬意。当客人对他曾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攻击过”，现在却又成了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中国政府的第三号人物”而大惑不解时，邓小平谦逊地说：我也不是什么第三号人物，我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做一部分具体工作的人。当客人称赞中国有他“这样一个领袖也是中国的一个荣幸”时，他仍旧谦逊地说：我是一个做具体工作的。

当有的外宾提出：在毛主席或周总理健康情况都不太好的情况下，中国准备怎样解决领导的连续性、怎样保持国家稳定的问题时，邓小平一方面解释毛、周现在仍旧过问国内外一切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则根据当时历史條件坦率地告诉对方：我们党和毛主席经常关心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就是从中央领导机构到地方企事业单位各级领导班子都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原则。他举例说：党中央、国务院、人民代表大会组成，就是不仅有老年的，中年的，也有青年的。他还根据中美两国不同政治体制，回答了美国总统离职副总统自动接班而中国怎样做的问题。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需要决定什么人居于什么职务时，党中央征求全国人民意见，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他还认为，我们讲路线决定一切，但路线也要由什么人来执行。特别是领导核心，不加强就不能执行好的路线，就没有力量。这是邓小平根据我们党成立后组建的不成熟、不稳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教训，和遵义会议以来形成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而做出的科学结论。

邓小平上述谈话，集中反映了他结合正在着手的全面整顿工作，对培养党政军接班人问题重要性、迫切性的深刻思考。他强调：现在第一步需要一些老同志出来工作，进行整顿，把风搞正，第二步是选一批四十岁左右的人接班。要一步一步地发现品质好、党性好、正派的人，提拔干部要上台阶，快些可以。军队师以上干部，现在就要注意怎样选拔人。

这时，叶剑英也讲，老年人有一个任务就是物色、培养接班人，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接班人，因为培养接班人“是党中央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要吸取我们党在历史上的教训，在人民群众中发现、培养、选择新一代的接班人。连重病缠身的周恩来，在1975年9月7日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时，也郑重地讲：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现在，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将会继续执行我们党的内外方针。这时，毛泽东心目中，也是把邓作为周的接班人或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同月，他在会见外宾时曾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八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他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明确而坚定地提出了全面整顿的要求。随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叶剑英、李先念等的配合下，他果断地对被搞乱的各条战线进行了整顿，提出摆脱动乱、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拨乱反正。

全面整顿卓有成效，但各方面整顿的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并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出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既触怒了“四人帮”，也渐渐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因为毛泽东把发动“文化大革命”视为是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而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对“文革”的抵制。随后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迫使邓小平于1976年2月“只管外事”工作，叶剑英也被说成“生病”，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4月，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次被打倒。

但是，如同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得到拥护一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在“文革”实践中被证明是党的正确领导，得到了广大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拥护。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实的群众基础由此而奠定。

叶剑英等重要成员清除障碍

1976年4月至1977年7月，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又一重要阶段。这一阶段，后来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叶剑英、李先念等，和华国锋、汪东兴等一起，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在陈云等老同志积极努力下，恢复了邓小平的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从而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清除了基本障碍。

“文化大革命”期間，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史上和我们党在培养接班人方面的经验教训，着重指明苏联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教训，提出了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等重要观点。他们认为，苏共是列宁建立的党，苏联是列宁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坚持列宁的路线。列宁、斯大林算是第一代。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自1954年上台以后的20多年中，把列宁建立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算第二代，第二代就变了。西方国家鉴于苏联第二代出了问题，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所以，我们要总结这个经验，对青年进行教育，引导青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邓小平曾对外宾风趣地说：事情要靠年轻人了，这种话可能对年轻同志来说有点不敬了，摆老资格了，但这是自然规律，老的总要慢慢地退出舞台，由年轻人来接班。总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归根到底要决定在青年的身上”。

实际上，邓小平在1965年12月就已经明确地讲到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过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问题。他认为，人总是要见马克思的，这是肯定的。去见马克思，就要有接班人。党总是要有接班人的，接班人也要去见马克思的。因此必须把党的正确的思想、组织、政治路线坚持下去。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他反复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他还举例讲：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在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后，不是都靠不住了吗？

可见，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权交给什么样的年轻人，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1975年，当71岁的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时，心怀不满的王洪文避到上海讲：十年后再看。当时，王40岁，就年龄而言占优势。所以，邓小平同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决定要选择一批经受过考验、能够联系群众、为群众爱戴的领袖，选择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接班人。由此可见，建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问题不仅极为重大，而且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重病中的毛泽东含蓄地讲自己一生中没有做完的两件大事，应交给下一代。他断言：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因此，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党中央日常工作前后，许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也先后重返重要领导岗位，例如，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李先念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常务副总理。正是这一大批被“解放”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执重任，团结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才使全面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也使“文革”破坏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特别是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积蓄了强大的干部力量，作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从组织上打垮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破灭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确保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这是一场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特殊斗争。关键在于，一是江青等趁毛泽东年事已高或重病缠身，篡党夺权的活动迫不及待，更加猖狂。二是毛泽东病逝，原来领导集体中健在的成员仅有陈云、邓小平，前者遭到排挤，后者又被打倒。“文革”后期发挥作用的叶剑英、李先念也先后被变相停止工作。连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也被污蔑为“修正主义头子”。“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不能立起来。不破‘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如果让“四人帮”上台，“就断送了我们党，断送了我们的国家”。所以，粉碎“四人帮”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导下，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领导及汪东兴具体指挥下，中央政治局果断行动，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一措施终于解决了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大问题，对于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对于自己的失败，江青并不甘心，她在1980年1月写的《我的一点看法》中说，“邓、叶之流久蓄阴谋”，把她赶下台是“反革命政变”。她将自己一伙封为“好人”，说自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此刻被关进监狱；而说“邓、叶之流”等是“坏人”，是“阴谋家”和“修正主义分子”，却坐天下，这是“地富反坏右翻天”，“资本主义复辟”，“开倒车”。

其实，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这种主导作用始终是存在着。1976年10月，陈云就建议：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工作。在两年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是他率先提出：应当讨论解决历史遗留的影响大涉及面广的“薄一波61人叛徒集团案”“陶铸、王鹤寿问题”“彭德怀问题”等6个问题。这些建议成为揭批“四人帮”基础上批判“左”倾错误的新突破口。邓小平得知陈云讲话的内容后及时做出反应。这样，使一个原本讨论经济工作的党中央工作会议，开成了一个重新确立党的思想、组织和政治路线的会议，并在紧随其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予以确认。

邓小平核心地位逐步确立

1977年7月至1978年12月，是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最终确立阶段。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就和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一起，推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思想、政治、组织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最终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由于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历史功勋，他作为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的历史地位，他在担任十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期间所起的重大作用和丰富的革命、建设经验，特别是他在“文革”中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在主持全面整顿工作期间取得的显著成效，使他在党和人民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威望。因此，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就极力主张：“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在他们积极推动下，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

但是，邓小平出于对党和国家、人民事业的考虑，提出：“文革”中我就想到，我们这样的年龄总要见马克思，即使不犯错误，做事也是有限的。实在有一种忧虑啊！当时，我和李先念、叶剑英，还有周总理就交换过意见，共同观点是怎样从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里选择比较年轻的人，大家来帮助接班。邓小平当时就认为：郑重选择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是党的事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搞好的关键性问题。老同志责任重大，最大的责任就是从比较年轻同志中，通过热情帮助，选择一批马克思主义接班人，决不能让“四人帮”夺取党政军最高领导权。

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初那样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曾经支持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他们认为，华国锋坚决处理了“四人帮”，又年纪轻，可以干下去。但随后的实践证明，由于他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未能根本改变错误做法，又由于他缺乏胜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能力，很明显，由他来领导全党及时纠正党内“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于是，鄧小平勇敢地站出来。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就和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一起，首先推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他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讲话中，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实际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参与主持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对此，叶剑英在两年后指出：“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政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

不过，1978年的时候，在中央领导层中，有人还在说要准备对付“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陈云讲：现在党内议论纷纷，就怕政治局常委出问题。许多同志因为叶帅老了，怕将来党内要出事，就怕邓小平同志再被打下去。许世友还对邓小平、李先念讲，你们七十多岁了，我为你们担心哪！实践证明，邓小平恢复以往的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为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中核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前提。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郑重宣布：“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这段历史评价虽然文字不长，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科学地概括了“文革”后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相继病重，党和国家处于艰难困苦、积重难返境地，邓小平坚持代表正确路线的政治勇气和反复实践。因此，这次会议期间和会后，邓小平虽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但他代表的正确思想和实践已经被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所认识、接受、拥护，可谓众望所归。这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与此同时，曾经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陈云，当选为中央副主席，成为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连同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等，实际上开始形成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两大历史贡献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其伟大历史贡献正如他自己高度概括的那样：“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掌握了全面拨乱反正的主动权。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全党工作重点以后，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在一系列报告、讲话中，反复阐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大转变的重要性和如何实行转变的问题，公开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邓小平等认为：我们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要坚持下去的，一步一步地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因为只要符合国家的利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人民就欢迎，谁也改变不了。

不过，当时国民经济中重大比例失调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陈云、李先念及时上书党中央，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为我们在实行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之后创造一个良好的新开端。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指导方针。但是，方针贯彻之初，由于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经济形势严重性认识不足，致使调整收效不大。此后，党中央坚决纠正前些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使国民经济内部在积累和消费、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和推动下，党中央在组织方面连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首先是大刀阔斧地平反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老干部得以解放出来，把掌握在帮派分子手中的领导权夺了回来。从1979年至1982年短短的几年中，党迅速地、有步骤地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调整被严重扰乱的各方面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在这期间，先后为300多万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他们的领导职务，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很显然，没有这一重大举措，就无法使党从思想上、组织上排除重重阻力，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就无法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在此前后，平反“右派”工作全面开展，这在党内外、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给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的农村地富反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定为社员，地富出身子女也一律定为社员，并为86万工商业者中的70多万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逐步理顺了各种社会关系，清除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障碍，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坚持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就是抓住了指导拨乱反正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即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结合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和罗荣桓就批评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当作一个体系来看待的错误做法。“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毛泽东神圣化，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使我们党几乎陷于绝境。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出现了“两个凡是”和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于是，邓小平和陈云等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多次作重要谈话，反复强调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重申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可以说，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施的这一重要举措，现实意义重大，历史影响深远，真正达到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团结全国人民的目的。同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确处理领袖、政党、群众之间关系等重大问题，也提供了宝贵而又新鲜的经验。

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同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及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邓小平认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因为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革我国已往的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在农村迈开改革的步伐，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此，邓小平解释说：这是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实际出发的。因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

對农村旧经济体制的改革，安徽、四川两省首先起步，随后各地农村纷纷试行生产责任制的改革实践。结果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合作经济新体制，代替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旧体制。由于这种制度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因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其见效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与农村改革相比，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复杂得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中也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特别是中共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其特点是：农村改革在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全国改革的重点逐步地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中的经济改革由试点开展到全面铺开，从而拉动其他领域的改革也迈出重大的步伐。当然，所有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还表现在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之一。第一步是决定给予靠近港澳的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第二步是决定设置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采取多种形式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五年后建立海南省，把全省作为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包括天津、上海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一年后又把长江、珠江、厦泉漳三角州（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沿海形成了包括两个直辖市、25个省辖市、67个县、约1.5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党坚持改革开放指导方针，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基本生产结构大体合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进出口贸易总额成倍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

上述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正确而坚强有力。

责任编辑 /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