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

中国共产党人自1924年同国民党正式建立合作关系，便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之中。这时党的领导人也明白在中国开展工农运动离不开军事力量的保护，于是以参加黄埔军校的工作为开端，准备建立自己的军队。正如毛泽东后来对党的工作所总结的那样：“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在北伐战争中被誉为“铁军”的叶挺部队，就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创建军队的最重要成果。

通过参加黄埔军校，为党培养军事骨干

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初期，主要开展了工人运动。1923年2月，京汉铁路上发生了“二七惨案”，清楚地表明没有强有力的革命武装力量，便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开展工农运动并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派。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共产党以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建立了国共双方党内合作。随后中共中央便考虑运用苏俄红军的经验，把国民党在广东的现有军队改造成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军，以实现党的二大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基本任务。

孙中山通过长期的奋斗，深感利用军阀武装推动革命靠不住，在国民党—大召开后便在广州城东的黄埔岛上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准备建立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一机会，用隐语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通告第六十二号”，其中强调：“望各地迅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注：指共青团）同学及民校（注：指国民党）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

当时国内大部分省份的国民党党部改组是共产党人起主要作用，因此共产党人在许多地区实际上主持了黄埔军校的招生。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致辞，许多共产党员也以政治工作人员、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典礼。周恩来后来对黄埔第一期情况曾回忆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斗争史，从此掀开了第一页。

黄埔军校开学后，因国民党没有搞政工的人才和经验，政治教育工作实际委托给首任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员张申府主持。随后他又向军校代表廖仲恺推荐，认为留学西欧的周恩来是最优秀的人才。1924年11月，周恩来回到广州后到黄埔军校接任了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接任主任，同時又在中共党内担任两广区委军事部长。

周恩来主持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后，把学到的法国和苏俄革命的政治工作经验应用于军校教育。中共两广区委还先后委派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熊雄、张秋人、包惠僧、高语罕、鲁易等到黄埔军校担任各项负责工作。不少人称黄埔是“国民党的军校，共产党的政治教育”。除中共党组织派来的学员外，众多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引导下陆续加入党的队伍，后来党创建红军的一大部分领导骨干如徐向前、刘志丹、陈赓、许继慎、左权、黄公略、段德昌、周逸群、卢德铭、吴光浩、曾中生等，都曾就学于黄埔军校。从1924年至1927年夏天，黄埔军校及其分校共培训出1万余名学员，其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2000余人。朱德后来《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此指出：“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党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到黄埔军校学习，好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

创建铁甲车队，在此基础上建立叶挺独立团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大多数人被蒋介石用于建立了两个黄埔军教导团。此时周恩来也从共产党员毕业生中抽调了周士第、赵自选、徐成章三人，再由中共两广区委派来政工干部廖乾五、曹汝谦，由中共广东区委自己出资，在广州大沙头主持建立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该队招收了130多名出身工农的战士，以周士第为队长。这支武装名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主要是为了在军队番号复杂的广州地区起掩护身份的作用，实际上该部根本不去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也没有铁甲车，只装备步枪、手枪，完全由中共广东区委指挥，担任了支持工农运动的任务。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根据地，铁甲车队招收兵员只得实行雇佣制，当兵者每月发8至10元银洋。旧军队连级军官月薪都在百元以上，铁甲车队规定干部月薪最高只有30元，官兵待遇差别已不像旧军阀部队那样悬殊。铁甲车队内都要吃一样的伙食，并实行革命的政治教育。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军队成立后，又马上随“广东农王”彭湃一起到广宁县援助农军，打击那里的地主武装。1925年该队又参加第一次东征，接着回师广州援助省港罢工，和工人纠察队一起封锁香港，并在平定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的叛乱中参加了战斗。

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至1925年秋，蒋介石在广东的实力发展得最快。通过两次东征获胜，加之补充了第二、第三期毕业的1000多学生并大量招兵，原有3000人的两个黄埔教导团已经发展到3个师2万余人，就此成为广东拥兵最多的实力派。这时中共中央的负责人陈独秀和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还未感到危机来临，周恩来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却认为应该尽快扩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至少要先建立一个团。

中共广东区委建立新的团队时，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合并了飞机掩护队，由自己出资、出干部和招募士兵。为了不公开暴露这支武装的政治面貌，中共广东区委得到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同意，将其番号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四团。1925年11月，该团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官除了由原铁甲车队的骨干提升外，大多由中共广东区委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中抽调，并招募湖南、广西的一些贫苦农民来当兵，全团官兵总共为2100人，由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叶挺任团长，原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任参谋长。次年该团改称第四军独立团，人们却通常以团长的名字称其为叶挺独立团。

叶挺独立团刚建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建立新式革命军队的经验，部队中管理规章制度还是模仿旧军队，士兵采取雇佣制。当时团内军官虽大多是共产党员黄埔毕业生，却有不少人习惯于按照军阀部队的旧方式打骂下级，军官薪金和伙食等待遇也远高于士兵。团内虽然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却只有一个支部和党员20余人。

中共广东区委得知叶挺独立团的情况后，为了改造部队，专门向独立团下达了四条指示：1.加强团内团结，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民主，每周开一次党小组会；2.注意发展党组织，具备条件的干部要吸收入党；3.加强部队政治教育，严禁打人骂人；4.严禁贪污，连队官兵吃一样的伙食。

独立团接到广东区委的指示后，马上开展了反对旧军队不良习气的斗争，并进行了革命的政治教育。不过这时士兵仍是雇佣而来，并非是后来那种由土地革命暴动出来的翻身农民，不可能彻底克服雇佣观念，独立团中的党组织尚未成为士兵的核心。由于叶挺等负责干部忠实于党，全团在北伐期间始终能服从中共中央的命令，不过遇到险恶和艰难的环境，一些基层单位就很难经得起考验。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曾总结这段经验时说：“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尽管叶挺独立团初创时因缺乏经验，在党组织建设上存在一些缺陷，不过该团的干部任免、调动和人员补充都由中共党组织独立决定，所以这支部队已经是共产党领导和掌握的武装。

独立团在北伐中，屡立战功，被誉为“铁军”先锋

1926年春，湖南军阀集团发生分化，湘南的唐生智部投靠广东国民政府，因而遭到北洋军阀的进攻。在唐生智向广东求援时，各军因对前景没有把握，都舍不得牺牲自己的实力派兵援助。第四军的军长李济深却愿意派出独立团前往湘南，是因为这个团实际上不是他自己的部队。

1926年5月1日，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部队从肇庆出发前往湘南，同北洋军阀军队作战。独立团出发途经广州时，中共广东区委的军委书记周恩来召集全团连以上干部到叶挺家中开会，他说：“现在有些军都不愿意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会议结束时，周恩来鼓励大家，希望能“饮马长江”，还与每个参加者握手告别说：“武汉见面。”

6月4日，叶挺独立团进入湖南安仁前线，首战即遭到北洋军阀部队6个团的进攻。独立团利用雨天发起猛冲，并以农民武装一部迂回敌后助威，结果不仅打退敌人进攻，而且乘胜追击连克茶陵、攸县，自己仅伤亡63人。当时叶挺独立团主要是靠“三猛战术”连连告捷，即猛打、猛冲、猛追。由于敌我火力都不强，北洋军阀部队又腐败无能，叶挺独立团靠着英勇精神和迅猛的进攻，又有当地农民支援，便能以少胜多连战告捷。

作为北伐先遣队的叶挺独立团出师告捷，广西李宗仁部和歸顺广东国民政府的湘军唐生智部也作战获胜。1926年7月间，广东政府正式决定北伐，并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为数10万人的广东、广西各派军队编为北伐军，各怀自身目的参加了对北洋军阀的战争。

由广东籍军官为主的第四军在北伐中充当了先锋，叶挺独立团又在第四军中战功最为卓著。在北伐军击败吴佩孚的汀泗桥一战中，叶挺独立团在熟悉道路的农民引导下于深夜插入敌后，使当地吴佩孚军前后受敌全部北溃。独立团首先拿下了这座险桥，为全军打开了通道。在贺胜桥一战中，担任前卫的叶挺独立团又顶住了吴佩孚集中精锐反扑，双方白刃相向，待后续部队赶到后终于杀散吴军，一直追到武昌城下。

叶挺独立团跟随北伐军主力进抵武昌城下，在攻城战中又出现了极其悲壮的一幕。攻城前各军选择奋勇队，独立团第一营全体参加。在营长曹渊带领下，大家把钱物都交付文书转寄家中，并写下了遗书表示愿为革命牺牲。攻城令一下，奋勇队齐呼“革命万岁”口号，在夜幕掩护下冲到城下以云梯爬城。因守敌投下炸药包、手榴弹并以机枪扫射，爬城官兵全部牺牲，20分钟之内全营仅剩10余人，营长曹渊也中弹牺牲。经过前仆后继的顽强进攻，1927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第四军因战功最突出被誉为“铁军”，独立团又在军中评为首功，因此人们也习惯地将独立团称为“铁军”。

在北伐期间，叶挺独立团作战伤亡很大，只是因不顾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规定自行建立特别大队和补充营，才能不断弥补损失。北伐军占领武昌时，正值黄埔第四期毕业生1000多人从广州赶来前线，其中有200余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武昌的中央军委机关报到，大多数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其中包括第四期学生林彪），正好为扩编部队解决了军官来源。独立团对军官的任免和扩编，都是先造成既成事实再上报第四军，第四军后任军长张发奎便对叶挺说：“你们真是独立的，总是先斩后奏。”

独立团一分为六，共产党的武装有一定发展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国民政府对有功人员进行了嘉奖晋级。当时团长的军衔都是上校，只有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因战功卓著被破格晋升为少将。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只一个团的军队，却已在北伐战争中显示出全新的革命精神和强大的战斗力，为后来的发展壮大奠了最初的基础。

北伐战争开始后，参战的各派军队都乘胜扩大自己的实力。例如湖南军唐生智部在半年中大力招降纳叛，兵力由1万多人膨胀到近10万人。当时中共中央军委也认为应扩大叶挺的部队，经过把北伐时独立团留下的伤病人员集中起来作为骨干，再补充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和招募新兵，第四军独立团一分为五，变成了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共5个团，8000余人，后来成为南昌起义的主要力量（第二十五师中有一个团系国民党拨来，在南昌起义中拒不参加）。此外，独立团里还抽出了一批骨干并招募新兵，建立了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兵力约2000人。这个团由于负责警卫武昌国民政府，被称为国府警卫团，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骨干。

在北伐各军的大扩编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的正规军叶挺独立团虽然扩编有成绩，与同期的蒋介石和湖南军唐生智等部相比却又逊色得多。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着重于民众运动，对抓军队的重要性仍认识不够，假如能抓住那个重要机遇，利用党所掌握的军事骨干并从工农运动中吸收兵员，可以建立10个师的军队。毛泽东在1927年的中央八七会议上也对北伐时的中央工作批评说：“从前我們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

尽管中共中央未能在北伐中大量扩军，不过叶挺独立团还是由1个团扩编为6个团共1万人。1926年末，设在广州黄埔的中央政治军事学校一分为二，半数左右人员北移武昌建立分校。武昌分校实际由总政治教官恽代英领导，该校的3000余名学生（属黄埔第六期）大都加入了共产党、共青团或拥护党的领导，当时被人称为“赤子赤孙”。这支力量在大革命失败后被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又成为广州起义的骨干力量。

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后，北方拥护革命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也予以响应，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下于五原誓师，从绥远南下进入陕甘，同北洋军阀作战。中共陕甘区委吸取黄埔军校的经验，于1927年2月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专门培养革命的军事、政治干部，时有“第二黄埔”或“西北黄埔”之称。这一军事学校完全由共产党人领导，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总队长、高克林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兼中共军校支部书记。共产党员魏野畴在杨虎城部任政治处处长并协助开办了三民军官学校。这两个军校为共产党培养出一批军事骨干，后来成为陕西1927年清涧起义和1928年渭华暴动及皖北刘集暴动的骨干力量。

从黄埔军校创办至北伐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在没有公开打出自身旗帜的情况下，进行了宝贵的建军尝试。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军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完善，特别是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上缺乏深刻认识，不过当时在军队中开创的政治工作是史无前例的，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和深远的重要意义。正如后来毛泽东指出：“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军队，更是为后来举行武装暴动、创建自己独立领导的红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