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波+吴自锋+任佳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掀起土地革命，于湘、鄂、赣、闽、浙、皖、川、陕、甘等地边界创建十几块根据地，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预演治国安邦的文韬武略。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中央、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经生死考验，历千辛万苦，到甘肃“哈达铺”，得知陕北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的红军，一时精神振奋。1935年9月20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里，激昂地对团以上干部说：“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他号召：“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对于陕甘这块红色根据地，毛泽东评价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结果，是丧失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后来他还说：“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中共中央有边区这个稳固的落脚点，对抗战对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作为陕甘苏区的主席，习仲勋自然功不可没。

“两当兵变”试锋芒

1913年出生贫苦农民家庭的习仲勋，从小就受革命思想熏陶。9岁那年，他入村东小学上学，12岁两次到镇里，参加孙中山追悼大会和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追悼大会，年少的他，对革命充满向往。

1926年春，习仲勋考入立诚公学。这所学校是胡景翼1920年创办的，是渭北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之一。3月，刚入学不久的他就加入立诚青年社，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其时，他还不到13岁。7月，党组织开展斗争恶霸的农民运动，习仲勋等进步学生积极参加，他们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组织群众集会。这次斗争，让他明白，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强大力量。在斗争中，他少年有志、勇敢无畏的气质特征和斗争精神开始显露出来。

鉴于政治形势的变化，1927年春，他转入富平县公立第一高等小学。在中共富平特支和共青团组织领导下，他先后参加纪念“五一”“五四”“五卅”运动，以及声讨新旧军阀张作霖、何经武反动暴行的斗争，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渭北天空乌云袭来，革命活动转入隐蔽。1928年春，考入陕西省立第三师范不久的习仲勋，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西安当局关押，他将监狱作为战场，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在狱中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是时，他还不到15岁。

8月“交保释放”，他回到家里，父亲感到几分宽慰，对儿子的革命选择没有埋怨，只是说：“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再当共产党的代表，为穷人办事就好了。”11月，正值壮年的父亲不幸病逝，他过早地承担起抚养弟妹的责任。1929年6月，母亲突然病逝，因家中无能力埋葬，停放家中门房，两年之后才用棉被缠裹掩埋。谁知祸不单行，家里唯一成年劳力叔父身患疾病，叔母病亡。不到一年，三人病殁，一人重疾，一家濒临绝境。艰难磨砺，更加坚定他为穷苦大众求解放的信念。这年冬，他参与组织淡村农民协会，搞分粮斗争，开展游击活动，这是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第一次领导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

1930年2月6日，年仅16岁的习仲勋，按照党的指示，西去长武，打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王德修支队，秘密准备兵运工作。3月至4月间，他与该部的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等建立党小组，以二连为中心，分头下连队，关心士兵生活，利用同乡故旧，联络感情，采取结拜兄弟方式，建立紧密的私人关系，揭穿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提高士兵觉悟。7月，他随二连移防亭口镇。亭口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镇上有一个骡马店，店主人叫王子轩，此人好结交、讲义气。习仲勋常以骡马店为开会接头地点，在工作中注意启发这些人的阶级觉悟，使之成为同情、支持革命的进步力量，有的还发展成为党员。王子轩为掩护党组织、开展兵运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11月，杨虎城收编王德修的部队，将其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第三团第二营，王德修担任营长，习仲勋升任二营二连特务长。在此前后，成立营委，李秉荣、李特生先后任书记，并在各连建立支部，党员有30多人。

1931年春，也在第三旅做兵运的刘志丹，被旅长苏雨生关押彬县，追随刘志丹的王世泰，找到习仲勋商讨去留问题。针对王世泰搞些武器拉出去的想法，他认为军阀对武器看管极严，夺枪不易，彬县又地处西兰公路，很难拉出去，也不利于保存力量，于是劝阻他不要进行不必要的“冒险”。

4月，苏雨生率部叛变杨虎城。紧急关头，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召集党员骨干商议，提出“消灭第一团，投靠杨虎城”的口号，得到全营官兵响应。第二营向留守彬县的第一团发起猛烈攻击，待杨部赶来时，战斗已经结束。此后，该部又被杨虎城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5月，该营移防凤翔县北仓，习仲勋接任营委书记，全营4个连建有支部，每个支部都有党员20余名。其间，中共陕西省委两次派人催促起义，习仲勋等认为条件尚不具备，没有采纳和执行。

1931年冬，该营开赴陇南与川军作战，战后，分驻陕甘两省，營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二连驻双石铺，三连驻两当县。两年间，该部三易旗帜，防地由长武县移驻彬县，又到凤翔县、凤县，辗转千余里。

第一营的革命活动，引起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安插自己的亲信，换掉四个连长中的三个，机枪连连长李秉荣被调离，连队被解散重组。1932年春节刚过，团部又突然要求一营换防，将其调往西南山区，移动100余里，进驻甘肃徽县、成县一带。这一决定，引起士兵强烈不满，形势迫在眉睫，兵暴时机已经成熟。

1932年的阳春三月，冰雪未化，寒气逼人。习仲勋急在陕西凤县西门外召开营委会，决定利用换防之机，在甘肃两当县举行兵变，兵变后，向北与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合。4月初的一天，全营进驻两当县城，一连驻北街南端警戒东门，机枪连驻北街警戒北门，二连驻南街，三连驻县政府内和西街，营部驻县政府西侧一个地主宅院。当晚9时左右，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在北街一个骡马店内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担任兵变指挥，习仲勋参与组织领导全营行动。深夜12时，枪声响彻山城两当，兵变初步成功，三个整连和机枪连部分兵力300多人被带了出来。

第二天中午，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刘林圃任政委，习仲勋任队委书记，吴进才任队长（后由许天洁接任）。依靠一张残缺地图，部队北渡渭河，进入陕西后被敌军堵住去路，终因寡不敌众，300余名官兵被击溃，政委刘林圃遭捕杀害。

两当兵变，枪声震动陕甘，意义重大。虽遭失败，但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没有屈服，没有退缩，而是汲取沉痛教训，重找党组织，勇敢地投入新的战斗。

渭北“辗转”燃风暴

两当兵变失败后，为躲避当局的抓捕，心力交瘁的习仲勋藏身于长武县亭口镇王子轩骡马店中的拐窑内，等候组织的讯息。

芒种刚过，赤日炎炎，习仲勋秘密回到家乡。7月，他见到巡察渭北工作的省委组织部部长程建文，他激动地说：“这下可好了，我终于见到省委的人了，我希望能尽快回到苏区，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当日头将落的时候，他与程建文头戴大草帽，简单化装，悄悄出富平县城。次日赶到三原县武字区长坳村，见到中共三原总支委员唐玉怀。习仲勋诚恳地表示，能尽快去陕甘游击队工作，是自己迫切的心愿。在同村农民周明德的帮助下，他以驮盐换粮作掩护赶到照金，在老爷岭周冬志家里住了下来。

9月初，他在照金西边的杨柳坪先见谢子长，后见刘志丹。刘志丹、谢子长是西北革命的传奇人物。两人对领导两当兵变的习仲勋非常器重，把创建根据地和组建游击队的重任交给了他。

为“抽粮筹款，征集冬衣”，陕甘游击队向南游击，尔后北上安定、保安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临行前，谢子长对习仲勋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刘志丹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刘志丹特意将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授意习仲勋参与领导这支武装。

刘、谢率部向南之后，特务队发生中队长陈克敏叛变事件。为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即与大队参谋第五伯昌商量对策，重组特务队，习仲勋任指导员，第五伯昌代理队长，并率部迅速撤离照金地区，向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苏区转移。

渭北苏区，位于关中腹地、渭河以北，处于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五县交界地带，是中共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特务队到达武字区后，编入渭北游击队，特务队即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亦称渭北游击第二支队，习仲勋任指导员，在耀县西原、华里坊、让牛村一带打土豪劣绅，建农会，分粮分地。

由于“左”倾盲动主义驱使，渭北苏区连续三天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隆重纪念十月革命节，活动极大震动敌人。11月9日，国民党当局调集三原、耀县、富平等六县民团一个营的驻军开展全面“清剿”，苏区被洗劫一空。习仲勋带第二支队转移照金，敌人追剿至照金，部队即撤退至旬邑一带活动。习仲勋则带两支短枪、两支长枪和两支老筒枪，秘密回到家乡淡村，发展党员，成立党支部，建立以党员、团员为骨干的游击队，人数达20人，坚持革命斗争。

年关将至，群众吃粮极为困难。习仲勋和党支部其他同志商议后，以淡村游击队为主力，发动群众开展分粮斗争，经过努力，他们在半个月内动员起几千人，分了刘本初、贾成芳等地主家的粮食和财物，还将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田顺子、党玉升等人处死，激发了群众斗志。不久，还成立农民总会。富平西区的革命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照金重建革命地

当渭北军民与敌浴血奋战之时，百余里之外照金的革命斗争也呈汹涌澎湃之势。1933年2月底，陕西省委选派习仲勋等人到照金，加强陕甘边苏区的领导。习仲勋奉调由三原回西安，陕西省委书记孟坚两次找他谈话，宣布他去陕甘边工作。

3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土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边区特委成立后，积极培养和发展有觉悟的贫雇农入党，逐步建立起一批农村党支部和区委会，并领导旬邑县委、耀县县委的工作，于艰苦斗争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数个月前，习仲勋就在老爷岭一带做群众工作，撒下了革命的第一批种子。再到照金，他带领周冬志、王满堂等人一村一村做调研，一家一户访贫苦，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游击运动也随之扩大起来，旬邑、耀县、淳化等地一下发展起20多支游击队。

4月5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土儿梁召开，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志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此后，照金、香山、芋园等24个基层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一大批有觉悟、有威信的农民成为红色政权的领导骨干，一套新的革命秩序逐步建立，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初具规模。

同月，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党委做出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黄子文为总指挥，习仲勋为政委。此时，习仲勋19歲，第一次统帅陕甘边区所有游击武装，他深感到责任重大。刘志丹鼓励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要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

遵照刘志丹的指示，作为党在队伍中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彻底整顿游击队伍，坚决遣散成分不纯人员，重新整编为耀县、淳化、旬邑3支游击队，及时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提高政治素养和军事素质，开展阶级教育、纪律教育，使之成为保卫根据地的主要武装。

习仲勋、金理科、周冬志等陕甘边区负责人，经常深入山寨，吃住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掀起边区土地革命斗争高潮。经建立政权和分配土地，照金苏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其幅员扩大到方圆近百里的广大地区。

照金根据地的扩展和巩固，让苏区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但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4月下旬，陕西当局调集4个正规团和六县民团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红二十六军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金理科、习仲勋留在照金，领导党、政、群众和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红二十六军插入敌后，在外线相机歼敌。

5月，习仲勋、黄子文率领政治保卫队在陈家坡遭遇土匪陈克敏部袭击，习仲勋腰部中弹负伤，被贫苦农民所救，后返回陕甘边区驻地薛家寨养伤。

6月17日，红二十六军结束作战，返回照金。就在这一天，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党委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的发展问题。会上出现两种意见，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根据地。金理科、刘志丹等坚决反对南下，主张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最后，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该军红二团团长王世泰、参谋长刘志丹服从命令。后来，南下渭华的红二团300多人，很快遭敌重兵围追堵截，苦战月余而终遭失败。

7月28日，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组织部部长杜衡在西安相繼被捕叛变，陕西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形势又一次陷入低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面临空前危机。

在此危机时刻，担任“围剿”陕甘边根据地总指挥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开赴照金地区。不久，耀县游击队七八十人和黄子祥、杨森指挥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也相继进入照金。三支革命武装汇集照金，清除隐忧外患，缓解了苏区危急局势，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王泰吉起义部队来到照金时，伤未痊愈的习仲勋得知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亲自带队迎接，几经辗转，于傍晚时分在薛家寨脚下的绣房沟相见。习仲勋握着王泰吉的手响亮地说：“泰吉同志，欢迎你！”王泰吉自责地说：“你们看看，我才带来这么一点人。”习仲勋笑着宽慰他：“想跑的跑了，革命意志坚定的都留下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以后就好大发展了！”

8月14日，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在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村召开，时称“陈家坡会议”。由特委书记秦武山、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主持会议，张秀山、高岗、张邦英、李妙斋等连以上党员干部1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建主力红军，扭转被动局面问题。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升起，围绕三个问题逐一争论：首先是三支武装要不要统一指挥，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活动；其次是总指挥人选问题；最后是高岗担任政委问题。会议采纳习仲勋、秦武山、张秀山等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推举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治委员，南下未归的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暂不宣布。

陈家坡会议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集中主力，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在历史转折关头力挽危局。对之后撤离照金，坚持党的领导，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起到重要作用。

陕甘边苏区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震惊和恼怒。蒋介石多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限期攻克薛家寨。国民党陕西当局做了较长时间准备以后，对照金发动大规模“围剿”。国民党军队以杨子恒为总指挥，带4个正规团及周围各县民团向苏区发起号称6000人的大规模进攻。

面对敌情，秦武山、习仲勋与游击队总指挥部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时局和保卫薛家寨的方略。因敌我力量差距过大，坚持防守困难更大，习仲勋建议部队全部撤退。中共陕甘边特委慎重考虑习仲勋等人的意见。

根据特委决定，习仲勋秘密离开山寨，在附近农村隐蔽下来，相机开展群众工作和接应撤离队伍。红军和游击队主力撤离之后，习仲勋仍留照金搞革命活动。敌人加紧搜捕和“围剿”，形势异常险恶，习仲勋退至照金以北数十里外的旬邑县七界石，与张秀山等人率领的游击队会合，随队伍退至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宿营。因习仲勋突患严重伤寒病，难以继续行军，遂转至宜君县小石崖村以及合水县太白镇等处养病。

照金苏区，是党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照金苏区暂时失守，然而这里的革命烽火并没有熄灭，一些领导骨干和游击队仍以不同的斗争形式，打击盘踞在照金的反动势力。

习仲勋养病的日子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不久，习仲勋又全力投入到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边区的“娃娃主席”

南梁，位于甘肃华池县东部，地处桥山山脉中段的大梁山南麓，甘肃庆阳、合水与陕西保安、甘泉四县交界地段，因地域以南梁堡为中心，故称南梁地区。

南梁地广人稀，远离陕、甘、宁国民党统治中心，是个“三不管”地段。当地农民饱受封建压迫剥削，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和不畏强暴的传统。刘志丹、谢子长曾多次在这一带开展兵运工作和游击活动，这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1933年11月3日至5日，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党政军负责人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会议”。会议总结以往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讨论主力红军的改编、根据地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将义勇军和耀县支队合编为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将第四团改编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协同步兵作战的需要。8日，红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成立。1934年1月，第二、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相继成立。新建的红军主力、游击队按照“包家寨会议”的既定方针，在陕甘边广阔的战场展开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

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以后，先后在荔园堡、阎家洼子、赵家沟门一带打击肃清小股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为迅速建立南梁根据地打开了局面。师长刘志丹指示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以连、排为单位，协助地方干部，广泛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并在南梁一带建立地方机关。

习仲勋和红四十二师特派员张策一起，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带领游击队扫清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之后深入农村挨家挨户宣传，发动群众起来分粮食、分牛羊。二将川、南梁堡、豹子川、白马川等地竞相成立雇农会、贫农团、农民联合会、赤卫军。老赤卫队员蒋成英回忆说：“习仲勋给大家讲咋样打土豪，咋样分田地，咋地保护你的土地。”“他走到谁家，老老少少、大人娃娃都爱往跟前凑。”

随着革命武装的发展，初步形成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到1934年春，红色区域扩大到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宜君等14个县的大部分地区。1934年2月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川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重新选举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主席，白天章、牛永清为副主席。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1934年7月，张秀山、习仲勋、刘志丹等陕甘边区领导人，在阎家洼子迎来陕北工农红军游击队总指揮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率领的陕北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

7月底，陕甘边区与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在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红二十六军连以上、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30多人参加会议，讨论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工作任务，提出“以花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正式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任务，着手筹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以实现工农兵临时政权机构向苏维埃政府的转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承担筹备大会任务。

为开好工农兵代表大会，习仲勋就代表产生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提出从基层做起，投票选举代表。有的同志却认为根据地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质疑这种选举能否行得通？习仲勋解释道：“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革命委员会采纳刘志丹的意见，确定代表的产生办法，即：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委员。改变原来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由群众团体推选的办法，受到群众的欢迎，纷纷赞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

两个月时间内，习仲勋、刘志丹、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吴岱峰以及蔡子伟等在荔园堡、豹子川，经常开会研究筹备代表会议有关事宜。刘志丹起草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习仲勋、蔡子伟等起草财政、土地、粮食等决议案文件。

11月1日，在荔园堡大庙内，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举行，100多名代表聚集一起，讨论根据地的建设问题。最后，经充分酝酿讨论，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习仲勋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边金山为副主席，蔡子伟为秘书长。刘志丹为重新成立的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岱峰为参谋长。7日，在荔园堡大场内，苏维埃政府举行成立大会。习仲勋代表政府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胜利。此时的习仲勋，年仅21岁，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娃娃主席”。

自1933年开始，习仲勋先后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苏维埃政府主席。他的主要精力，开始转向地方政权和群众工作。群众有困难，就找习仲勋，刘志丹赞道：“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带头执行供给制度，开展惩治贪官污吏，制定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以此警戒自己的同志。他后来回忆说，南梁时期，“由于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任何贪污事件”。

为支援游击战争，保证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习仲勋主持制定、颁发一系列政策法令，领导发行边区政府货币，建立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经济，推动根据地建设。他重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适时提出处理各种矛盾的政策和策略。

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扩大，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1934年2月南梁苏区初具规模时，国民党当局即向陕甘边区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935年春，国民党当局调集陕、豫、晋、宁、甘五省军阀，计4万兵力再次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时称第二次“围剿”。1935年2月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苏区赤源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区、陕北两块苏区党政军组织。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习仲勋等8人为工委委员；谢子长任西北军委主席，不久病故，刘志丹接任。

国民党重兵逼近时，习仲勋率政府工作人员，按照中共西北工委“暂时撤离南梁”的指示，组织群众将粮食、农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赶进山林隐蔽，实行坚壁清野，致使国民党军进占南梁后，既找不到人，也没有粮食，甚至连做饭用的锅也无法找到。

陕甘边机关撤离南梁，转移到洛河川时，红军主力接连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解放延长、延川、安塞、安定、靖边、保安六座县城，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在20多个县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陕北蒙冤”得解救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西北革命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1935年5月，陕甘边区的党政军机关移驻甘泉县洛河川下寺湾一带，习仲勋随边区苏维埃政府驻义子沟。

由于陕甘根据地的“左”倾错误取得统治地位，最终酿成一场严重的灾难。

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的朱理治，受原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以“中代”派驻西北代表名义到达陕北。不久，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代表聂洪钧，在北方局交通员带领下，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

1935年7月15日至21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要在陕甘根据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进行“肃反”。8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派李景林、惠碧海、鲁贲等人，前去陕甘边帮助工作。他们不顾边区地方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实际，采取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分地的群众运动。

习仲勋看到“左”的做法造成的混乱和危害，即与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刘景范一道奋起批评和抵制。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勋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配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极左分子”的职务。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来到陕甘边。习仲勋在永宁山主持大会欢迎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17日，中共西北工委撤销，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会师后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统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重新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聂洪钧任主席。

陕甘晋省委刚成立，专门研究“肃清右派”问题，确定进行肃反，认定所谓“右派”组织，主要存在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中，从而使错误肃反与干部工作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纠缠在一起。9月21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群众进行肃反，接着开始在永坪镇捕人。习仲勋回忆：“开来了30多人的名单……那里面有副主席、通讯员、秘书长，都是右派。我说不对头，先把幾个来路不明的人逮捕起来。所以第一次才捕了9个人，其余的人都是我硬担硬保的，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我。越到后来就越到处捕人。那时候拿我的名义写信要把那些人调回来，不然调不回来。所以很多人是经过我调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生了很大的恐慌。”

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不久他身边一些人员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已隐约感到自己也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地对习仲勋说，还是暂时离开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很快，被认定“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的习仲勋也遭到逮捕。聂洪钧在给习仲勋的信中说：“仲勋同志，你对于此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罪状有三条：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川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

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人被关在瓦窑堡汇川通当铺的窑洞里，天寒地冻，地上仅放些谷草，睡觉都绑着手和脚，身上长满虱子，吃不饱，喝不上水，也不允许上厕所。“肃反”执行者肆意酷刑折磨，逼迫他们承认是右派、反革命。

错误肃反进行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被逮捕的同志在狱中均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引起红军内部很大的恐慌，致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削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吴起镇，毛泽东、张闻天等得知陕北肃反的情况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与李维汉同行，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并证实肃反正在进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已被捕。党中央和毛泽东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11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董必武、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组成由秦邦宪指导，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党务委员会”，着力解决错误肃反问题。11月18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查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一批人，定系事实。”要求纠正肃反中的错误。后来，毛泽东又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经审查后，刘志丹、习仲勋、杨森、张秀山、刘景范等18位同志被首批释放，接着其他被关押的同志陆续获释。

每当回忆起这段非常岁月，习仲勋总是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习仲勋解除关押后，即进入董必武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学习，担任训练班第三班班主任。12月27日，习仲勋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第一次见到了景仰已久的毛泽东，并聆听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习仲勋对这次见面刻骨铭心：“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也正是在这里，习仲勋还首次见到了另一位使他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脑海中的历史伟人——周恩来。在日后的数十年风雨历程中，他经常受到周恩来的关心、教诲和伟大人格的熏陶。

责任编辑 / 钟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