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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艺”为“六艺”之首

2017-03-23张诗亚

教育家 2017年21期
关键词:民行人伦六艺

文 | 张诗亚

“射艺”为“六艺”之首

文 | 张诗亚

《尚书》有载:“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可见,官涉教育在中国缘起甚早。上古之际的夏代已有“五教”。而《尚书》所倡之“五教”便是以商契能身体力行之“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教”。行此“五教”,可使百姓以天伦而定其位,继而达社会安定祥和之效。而行“五教”之机构则是“校”。

《孟子·滕文公》即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皆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五教”,也即是孟子所谓“明人伦”,其旨都在教民懂得尊卑长幼,亲疏远近。

孟子又说“校者,教也”。那么,在“校”中,何以“明人伦”呢?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学校考》中言:“夏代以射造士。”其后之六艺,首行的即是“射艺”。换言之,“射艺”开“六艺”之先河。那么,何以以射艺为六艺之首,来教化先民,使之“明人伦”?

先看教民“明人伦”之场所。

至殷商之际,照《孟子·滕文公》说法,学校即是“序”,而“序者,射也”,即是习射之场所。《说文》解:“序,东西墙也,从广,从予。”其所以“从广”,即为东西两墙间之宽敞的空地。此地,即为习射之场所。就文字证据论,甲骨卜辞中已出现“庠”“序”等字样;就古文献证据论,《周礼·地官·州长》中便有:“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周序。”因此,无论文字,或是文献,均可表明:早自夏商周三代起,即有由官主办之学,而官之主办之学中,射,乃极为重要之内容。而且,“射于州序”的记载,表明官学从上到下形成了等级体系,不仅序庠有射之教学,继而还有序庠学射后的射之比赛。“射”不仅是动作,技艺,本事,更重要的在于“射”是“礼”。

因“射”之为礼,才被置于《礼记》之中。有专章论述“射”之“礼”。如《礼记·射义》中便说:“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可见,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卿大夫,再到士,甚至所有“男子”,均得学射,都得通过学射后的检验,考核,选拔。

其次,可考民之风习,以事实佐证。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由此礼而形成的民俗便是,凡男儿出生之户,必在门户之左上,悬挂弓矢一副,以喻长大为士,雄征天下,为国效力。《礼记·射义》谓:“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夫子曰:“食色性也。”而在食色之前,必先系统习射。因为“天地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然后敢用谷也,饭食之谓也。”可见,上古之际,“射”与男子的雄心壮志密切相关,不善射则不足以实现抱负,那么,“用谷”就缺少意义了。

除食之外,再看色之达性,也先得善射。从夏至周,三代之礼,男子聘妻,必有婚礼。所谓婚礼有六:一是问名(男方派人至女方问其姓氏、出生时辰),二为纳彩(置备彩礼,正式行聘),三为文定(归问神庙,卜占吉期,玄緾束帛,即为定期),四为奠雁,五为亲迎,六为合卺。

且以奠雁为例。所谓奠雁,则是主人升座,西面;宾客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其所以用雁,照郑玄之注解:“雁为贽者,取其顺阴阳往来。”奠雁礼为婚姻礼仪,从周代至清末,几千年不易。而且,在婚礼之六礼中,除了纳征(下聘)礼以外,其余五礼均需男方使者,恭敬执雁,以之为礼,送往女家。其所以是雁,盖因雁为候鸟,能感知天地之变化,应律而动,随气候南北迁徙,不仅有信,能定时,且忠诚于配偶,一只亡,另一只不再择偶。

古人认为,雁南往北来顺乎阴阳,配偶固定合乎义礼,婚姻以雁为礼,象征一对男女的阴阳和顺,也象征婚姻的忠贞专一。后来因雁越来越难得,人们就改用木刻的雁代之。到近代,改用鹅、鸭、鸡三种活禽代替行奠雁礼,以定婚姻的和顺。用雁之礼,甚至传布到日本、高丽等国。于是,从上古之夏商周以降,到晚近的明清,之所以成为射之礼,继而化其为民俗,使之上达贵胄,下为村野,而为全民之举,其植根极为久远深厚。

射在人生历程中,与“冠礼”“婚礼”“祭礼”“飨礼”“相见礼”等均有关系,实在是太重要了。故而,“校”“序”“庠”等以之为教学内容便是应民之需求而设的。而儒家以之为“礼”,为“六艺”之“艺”便是有相当社会基础的。以“五教”来“明人伦”,应是“礼”之发轫,而“礼”则是以民之生活为此升华的基础。无论是按《尚书·虞书》之说,“礼”分为“吉、凶、军、兵、嘉”五类,或是照《礼记·王制》所分“冠、昏、丧、祭、乡、相见”之“六礼”,或是据《大戴礼记·本命》言“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等“此之谓九礼”,区别仅在类的划分多少之上,而其本质,则在“礼”之所出之根本何在。对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论及:“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这才揭示了古之“礼”所宗之根本。这三者中,前二者,即“天经”“地义”,乃民之外,但作用、影响于民;而后者,即“民行”则是人之本,虽在天地之外,却映射着天地。

“天之经也”在上,在古人看来,先天而后地,天为阳,为乾,天行健,主动;

“地之义也”在下,虽后于天,却载天,地为阴,为坤,地载物,被动;

“民之行也”在天地中,上应于天,下发于地,感天应地,为万物之灵。

三者合起来,便谓之“三才”。而“礼”上顺天经,下应地义,中和民行,可谓三才交融,相互映射,多向作用的产物。

天地之考,时下归于“自然”,已不同于古之一脉的“天人合一”,即按此分类,民行则是“礼”所以宗奉的根本。换言之,民行在先,而后有礼;礼成约定,又反制于民行。

譬如,射礼,可以肯定先得有射。这又要求先得有射具,如弓、弦、矢、镞、壶、韘等等;然后,有动作、技艺,如张弓、搭箭、瞄准、扣弦、放矢等等;而后,才有关于射之规范之礼。而射礼一经产生,便又反过来规范于射的行为了。这样,便形成了完整的由形而下的器到形而上的礼,再由形而上的礼反转到形而下的器的射礼文化。

而射礼纳入六艺,则又使之成了“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皆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的传承序列。这就成了君子教育或曰贵胄教育的一部分。

这便是《礼记·内则》中对君子教育的规定:“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肆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学射、御。”《内则》所表明的便是,一,“成童学射、御”是必修课;二,所学皆有节循序,按部就班地进行,已成定制。

《礼记·射义》中又说:“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这就表明,春天学,秋天要考试。尤其是射艺。大约秋天大雁南飞,且又肥了。故要“秋合诸射”。大雁为水禽,所以,射艺学习亦有水陆两栖场所。西周之际,陆上习射的叫“射庐”和“宣榭”,而水上的则叫“辟壅”。这也是为什么后世的“辟壅”都要临水而设的由来。

北宋仁宗皇帝时,王安石有《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言及上古夏商周三代之际射艺教育时,其论很能说明问题:

“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故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礼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以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

由王安石所言,可见三代之际,射之极端重要性,居,关乎“习礼乐”;出,关乎“从战伐”。

既然射礼如此重要,又要学,又要考,其教学就有一整套规范了。

射礼之学程,有“五射”,即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所谓“白矢”者,矢在侯而贯侯过,见其镞白;所谓“参连”者,前放一矢,后二矢连续而去也;所谓“剡注”者,谓羽头高镞低而去,剡剡然;所谓“襄尺”者,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襄(让)君一尺而退;所谓“井仪”者,四矢贯侯,如井之容仪也。

由“五射”之学程可见,学射决不仅是单纯的武艺,或如现在教育分类中之“体育”,也不仅仅是射本身了。其处处体现的是细化的“礼”。其“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等名,无不透着对“礼”的关注。《礼记·射义》中又曰:“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礼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秩序也。”明君臣之礼,理顺了纵向的国事之关系;明乡饮酒之礼,则理清了横向的乡党邻里的关系。纵横关系顺了,整个社会大系统稳定了。可见,其所谓“射礼”,是由“射”而载“礼”,而演“礼”。弄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射礼如此,六艺中其他五艺,也皆如是。然而,时下的诸多所谓“国学”解释,谓“六艺”是“儒家所谓的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识字)、数(计算)等六种才艺”,并未弄懂“礼”为何物,只是以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生硬肢解了六艺。

(作者系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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