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藏签名本，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何意以签名本为爱物？还得从我考入《新民晚报》社说起。

1981年《新民晚报》为复刊招收记者编辑，由于很久未有报社公开招聘，报名者相当踊跃，当时30出头的我虽已发表过50余篇文章，但没有大学文凭，更没有家人在新闻出版单位工作，而报名者中有不少人的父母皆为报社、出版社的领导与编辑。

座谈会一开始，许多人都说自己如何如何热爱《新民晚报》，一个个讲得头头是道。轮到我发言，因口拙，我不动声色从包中取出一本厚厚的剪报手册，上面全都是上世纪60年代《新民晚报》副刊上的文章，那是1965年我读初中二年级时精心收集的。当时《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和后来成为我恩师的冯英子先生都不由点头称赞：“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在读书之余还剪贴了一本晚报副刊手册。”

后经现场采访考试，我顺利进入新民晚报社工作。先当记者2年，第三年调到副刊部执编“夜光杯”，后来又单独执编“读书乐”专刊22年，由于执编读书版面，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不少著名作家与学者，我当时先从年龄大的知名人士开始组稿，请他们谈谈治学之道与读书方法，这一招，果然很灵，颇受读者欢迎。20余年中，我把中国60岁到90岁以上的各界知名人士，几乎都上门约到了稿子，并且意外得到了他们珍贵的签名本。

我考入报社当记者，拜老报人冯英子先生为师。一天，我与同事去冯英老武康路寓所，冯英老送了我一本他刚出版的《苏杭游记》，他说：“编辑要修改作者的稿子，自己首先要会写文章。”《苏杭游记》成了我收藏的第一本签名本。

我在主编“读书乐”专刊时，积极向名家组稿，也虚心向名家请教，同时，不断获得签名本，郑逸梅送的是《清末民初文坛轶事》、施蛰存送的是《唐诗百话》、徐中玉送的是《美国印象》、柯灵送的是《煮字生涯》、秦瘦鸥送的是《秋海棠》、贾植芳送的是《暮年杂笔》、苏步青送的是《理想·学习·生活》、梅志送的是《往事如烟》、徐迟送的是《哥德巴赫猜想》，这些签名本各有特色，于是我把收藏签名本作为自己一生收藏的嗜好。

后来，我赴天南地北组稿，在北京先后得到冰心、唐弢、季羡林、张中行、王瑶、吕叔湘、金克木、曾彦修、杨宪益、王蒙的签名本；在南方，先后得到黄源、陈学昭、秦牧、刘逸生、唐圭璋、程千帆、钱仲联、马识途、碧野、流沙河的签名本。后来参加各种笔会，又先后得到冯其庸、姚雪垠、章克标、金庸、吴祖光、柏杨、余光中、董鼎山、费孝通、楼适夷、张光年等人的签名本。

我与杨绛先生未见过面，但时常电话联系，自寄两册书（钱锺书与杨绛）去，信中自述期望得到钱锺书、杨绛先生的签名本，杨绛先生在电话里告我，钱先生住院很久，病情不大稳定。她在我寄去的《干校六记》上签了字：“米舒先生存览，杨绛”，而钱锺书先生的书，因他签不了，杨绛替我盖了钱老的藏书章寄我。我曾去拜访巴金老人，但不好意思开口，巴金的女儿、《收获》杂志主编李小林知道后，帮我得到巴老的签名本，巴老还在扉页上题字：“米舒同志，这也是一本讲真话的书，巴金1992年1月15日”。我去澳大利亚访问时，采访了梁羽生与黄苗子、郁风夫妇，得到了三本签名本。

静夜里，我常常取出自己收藏的签名本欣赏一番。不少作家也是书法家，如廖沫沙、周而复、峻青、杜宣的字各具特点，而书画篆刻家钱君匋、吴冠中、丁聪、华君武、刘旦宅、贺友直、程十发等名人的签名也自成一格。其中于光远与王元化先生的签名本，原书只印了500册，弥足珍贵。这些签名本，不少名家还盖了印章，专门写了题字，那就更有意思了。如黄苗子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读书之乐乐何如，爬上爬下翻书橱。”颇有童趣。冯亦代先生则在书上题字：“一旦你与书交了朋友，她是永远不会嫌弃你的。”费孝通先生的题字是：“从认识别人到认识自己。”柏杨先生题词：“正文，谢谢万里跨海采访！”

至2004年，我收藏的签名本已达3500余册，当时正兴拍卖签名本，一本名家签名本拍出上万元，便有收藏家想以高价向笔者求购，我连连摇头。这些签名本都是我近20年中一本一本从作者手中获得的，岂能以书易钱？于是我萌生捐献给国家之意。

当时北京与上海几家图书馆都有意收藏，但送到北京似乎太远。我正在犹豫之际，我的好友《姑苏晚报》读书版编辑刘方兄牵线，介绍我认識了苏州分管文教的副市长朱永新先生，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苏州图书馆是一家园林式图书馆，苏州文化局有关领导还陪我参观了苏州图书馆，这么好的读书环境吸引了我。我终于同意将收藏的签名本悉数捐赠，苏州图书馆于2004年1月成立了“曹正文收藏签名本捐赠陈列室”，这也是国内第一个签名本陈列室。

今天，苏州图书馆以4083册签名本迎接好书者前去浏览与参观，我作为签名本捐赠者，不亦悦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