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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甲刀

2017-03-23方达明

辽河 2017年2期
关键词:剪指甲帕金森姐姐

方达明

今年3月还没走雨就下开了。天掉进了冰窟窿,到处是老人的咳嗽声,咳得我提心吊胆。

4月8日晚,电视说,撒切尔夫人走了。我心中一紧,想,这星期六一定要回老家看我妈,她的指甲该长长了。给我妈剪指甲是我的专利,我每两周给她修一次手指甲、脚趾甲,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我妈指甲一长,就会不停地努力抬起手掌,想我。

上周六回去,妈妈进食已经很困难了,喂一口咳一阵,再喂一口,再咳一阵,咳得满脸泪水。但我妈还是努力把手伸出来,要我修指甲。我剪的时候,手有点抖,吃不住劲,指甲刀几次咬住了她指尖的肉。我妈竟然没吭声,只是颤抖一下,又颤抖一下。

我想,是指甲刀的问题,剪了十几年,钝了。所以回到城里我到处逛超市,找指甲刀。找了五六家,终于找到一把满意的,韩国产的,刀口尖翘,闪着寒光。回到家,怕一忙给忘了,特意放在大门边的抽屉里,和门钥匙放在一起。

4月9日下午五点十五分,我连着上了四节课,终于下课了。前前后后都是学生,小麻雀一般地吵。我两腿软得像刚出锅的面条,正一颤一颤地沿着楼梯往下走,手机突然叫了。拔出来一看,是大哥:“妈妈可能坏版了,你快回来吧。”

我妈住在老家的县城,离我的住处有二十几公里。

跨上摩托车没头没脑地往前冲,冲,冲。往日稳重的形象都跟着风跑了。离我住处一百米的十字路口的红灯实在看不下去,把我拦住了。我眼睛盯着红灯,两手赶紧探入在挎包左左右右地摸,摸出手机叫出租车。回到家,丢下挎包顺手到抽屉里抓了一把塞进裤兜就走。

雨下得癫狂,不时有开放没两天的木棉花吃不住劲,喊叫着摔到地上来。我刚在小区门口的木棉树下站定,出租车就来了。快走快走。

车往漳华路拐。在漳华路和新华北路的交叉处,我看到了一座穿着绿纱网的大建筑,把天空遮住了。它的头顶尖尖的,一直往天上走--是北门新教堂。它的尖顶要去哪里?天堂。

天堂。我心沉了下去--我妈走了!走了!!

一路堵车,和谐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堵车。等我大踏步跨进县城的家门时,我妈已经再也不愿意理我了。大哥抓着我的手,把我牵到妈妈的面前,他紧紧地攥住我的右手。我伸出左手,轻轻推了推妈妈的肩膀。大哥说,不要打扰她,让她安心地走吧。

在妈妈的床前坐了一夜。

给我妈磕头时,裤兜里有一个小东西,硬硬的,不时地硌着我的腰。摸出来一看,不是钥匙,是指甲刀。

送妈妈走的是大姐。大姐是妈妈第一个接到世上的孩子,她跟着妈妈几乎把世上的苦都吃遍了。你跟我姐姐说黄连苦,她是不同意的。

4月9日下午恰好活少,姐姐赶忙跑去看妈妈,陪爸爸说说话。姐姐要当奶奶了,她说,当了奶奶,就不干重活了,他奶奶的,农民也该有权利退休啊,总不能活到老做到老啊,那太不人道了,农民也是人啊。

傍晚,妈妈面朝门口坐着,爸爸和姐姐一左一右,护在她的两边。外面的雨突然大起来,雨滴像子弹,哒哒哒,摔碎了,摔成一片水雾,对面的楼房一下模糊了。姐姐猛然发现,妈妈的眼睛不动了,妈妈的脸白苍苍,一看手脚,也褪色了,像白纸。姐姐一边叫:“妈!妈!”一边把妈妈从轮椅里抱出来,放到床上。不一会,妈妈的眼睛闭上了。妈妈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了北门新教堂,北门新教堂的尖顶,正在努力地往天上走。

姐姐说,妈妈在她的怀里,很轻,很乖,像她的孩子。

第二天,妈妈的照片竖了起来,是她退休不久拍的,那年她56岁。她在相框里笑着,我在她的笑容里找到了我十四五岁时的样子。那时的我虽然碰到了一些人世间的龌龊,但还不知道一个正直的人一辈子要经历许多的意外和磨难。这才是我熟悉的妈妈。

我妈退休两年后帕金森综合症就发作了。这当然是那段特殊历史的馈赠。

我妈生于1936年12月。1951年春天,因为世事更迭,家里的日子陡然窘迫了,刚初中毕业的她就被学校推荐进了银行,当了国家干部。等到秋天学校办了高中时她已经不能回到教室里了。我长大后,因为怕我冻坏不让我报考黑龙江的某著名大学,她和我谈起自己没能上大学这件事,眼眶突然红了,眼泪像漫过堤坝的大水。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她流泪。

最让她开心的是,在那里,她看见了我爸爸,顺便喜欢上了他。18岁那年,她交给自己一块钱,拿出一张结婚证书,填上我爸爸和她自己的名字,盖上区公所的公章,把自己嫁给了我爸爸。那时她借调在区公所管人事。那时月季还是月季,玫瑰还是玫瑰,人还是人。

杞人忧天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天一不小心就会塌下来。因此我大姐刚满一周岁,我爸爸就被开除了公职,赶到乡下监督劳动,一去二十三年。理由很简单――我爸爸的爸爸是地主,而我爸爸是他爸爸的儿子,属于“阶级异己分子”,不是自己人。那年我爸还不到二十五周岁。有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他在说这种话时肯定没想到自己按理也该是他爸爸的儿子吧。

因为我妈不肯听组织的话和我爸离婚,只好被赶到了乡下教训了二十年。在乡下,除了挨饿、担惊受怕,还得长期地为生产队搅拌农药。让某些人失望的是,二十年的苦难没能砸碎她,她活了下来,还和爸爸一起给我姐姐带来了四个弟弟,一大家子热热闹闹。这当然得感谢老天,感谢老天让不少乡民心存善念,記得我妈曾经是这块土地上最聪明的女孩子,是他们的骄傲,于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总是及时把她护在了身后。

当年医生都以为她是心脏病,不想怎么治也治不好。走遍了漳州、厦门的大医院,也还是心脏病,还下了几次病危通知。后来在漳州市医院,当某著名医生还在喋喋不休地强调她心脏病的严重程度时,我实在忍不住了:“您不觉得她得的是帕金森吗?”“帕金森?什么帕金森?”“帕金森氏综合症啊,拳王阿里就是帕金森啊。”医生愣了一会,侧过脸来定定地看着我:“对啊!”

长期和农药纠缠很容易得帕金森。

帕金森实在太强大了,动不动就抖,抖得天都塌下来。我妈是个神经和撒切尔夫人一样大条的女性,她也受不了。她要求我,如果看到她实在扛不住,就送她走。在她心里,她这个儿子最像她,比较不像正常人,相当适合干这种事。

我怎么下得了手。

后来她做了两次手术,终于不抖了,也终于彻底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连话都不能讲了,只能嗯嗯啊啊。但上星期她还记得她爷爷从新加坡回来时带的小老婆是两位,不是三位--为了让我看明白,她的右手手指努力了半天。

她第二次手术的时候,我女儿一苇还在她妈妈的肚子里,东一脚西一脚地踹着。所以一苇从没听明白她奶奶说的话,就像我妈当年一样,我妈也从没听明白她奶奶说的话--那件事比较复杂,我今天没心思说。

我妈终于从她那僵硬的身体里逃出来了。

我妈正在相框里开心地笑着。

一苇站在我妈的身边抹眼泪,我发现,她已经是全家族个子最高的女性了。

这时,我发现了一件极端重大的事--我再也没机会给我妈剪指甲了!

我妈如果不是活在这是非混淆的时代,她会干得比撒切尔夫人还精彩。

我用磕得斑斑驳驳却还功能健全的旧手机把我妈的笑容收了起来。

妈妈抬在手上,轻飘飘的。

到了火葬场,雨下得天漏了一般。我倒是希望,送走我妈时是艳阳天,就像她的笑容。

焚化炉呼呼呼地响。半小时后,妈妈出来了,是一小堆骨头,热烘烘的,除了做过手术的头盖骨有两个浅棕色斑点,每一块都德化陶瓷一般,白得像雪。我们排着队,一人夹一块,把我妈轻轻放进骨灰盒里。我看到了一块三角形的骨头,巴掌大,羊脂玉一般,略略透着光。我夹起它,一看,里面有网络――应该是骨盆的骨头,我出生前住的地方。这骨头轻得像空气,酥了。我不敢用力,怕把“母亲”这个词夹碎了。我把它放到鼻子前,嗅。二嫂伸手拍我:“你胡闹!”

其实,二嫂不知道,我这么严肃的一个人,如果不跟我妈胡闹,我妈会不习惯的。

她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二十年来一直困在那具残破的躯体里,太让人难过了。折磨,看到母亲被病痛折磨得那么不堪,我无法接受。

我不能接受她只被人家当成一种负担。

她虽然面无表情,可是她还是和活动自如时一样好玩。有次我推着她在阳光里走,迎面来了一个瘦瘦的老太太,满头银丝:“这是你孙子吧?真孝顺!我要是像你一样福气就好了!”

我妈竟然缓缓地点了点头。她偏过脸瞅了我一眼,她的脸像木板一样,她身下的轮椅一阵阵地抖――她在笑!

因为在前面不远处的街角,刚刚有一个老太太在我们面前停下脚来,一脸的胖笑:“你是她的孙子吧?”我点点头:“是,大孙子,长孙。”我妈听了,眼睛斜过来,在我的脸上停了好一会,又抬起来,看了一下老太太,没发表任何意见。

大哥背起妈妈的照片和骨灰盒,妈妈笑得一脸灿烂。

我妈妈过世后的第八天,我大侄儿生了一个女儿,六斤八两五,顺产,我正式成了亲叔公。5月2日上午,接大姐电话,她大儿媳生了一个孩子,六斤六,剖腹,男的。

大笑。我正式成了舅公了。三舅公。

我的三舅公是个中共地下党员,因为本地政府追捕,逃到北方,当了国家军队的军医。淮海战役前夕接上级通知,上级说,要打战了,能逃多远逃多远。于是假装送妻子到上海,逃,结果逃到了台湾。后来在台北街上被人认出来,坐了六年牢,天天在牢里看报纸。他去台湾前回了趟老家,想用大儿子换我妈妈。我外婆不同意。他给我妈取了个小名叫“蜜桃”。他坐牢的时候,李政道想把他大儿子带到美国,结果,台湾政府不答应。我曾经问过他:“打仗好玩吗?”他的长寿眉一抖:“好玩?!子弹‘啾的一声从耳边擦过,裤裆就湿了!”如今他也不在了。2011年11月,我在桃园大溪的慈湖,和妻子女儿站在蒋介石先生的灵柩前,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蒋先生在墙上的镜框里,微笑着,有点腼腆。

时间是长翅膀的,会飞!

昨天傍晚雷雨,气势磅礴。今天早上天空湛蓝,阳光大好,我正好手中抓着相机,于是调转枪口对准自己。嘁,相机轻轻叫了一声,颇不屑。

打开计算机存照片,突然发现明天是母亲节。我妈当年总说她爱吃鱼头,现在我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也经常吃鱼头--这事要是让佛祖来说就夸张了:“我不下地獄谁下地狱!”所以我一贯厌恶和尚。

我明天一定率领一苇之妈和一苇回老爸的家,看看我妈那张大照片,看看我妈的笑容,和我老爸说说笑。

天黑了,坐在灯下给一苇之妈剪指甲,用买给我妈的指甲刀,眼前有点花。

当然不是为色所迷,是因为想起了我妈,想起了我妈的笑容,像花一样。我再也没机会给我妈剪指甲了。

不要紧,我可以剪我自己的,因为我身上到处都是她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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