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杰+吴必虎

[摘 要]缺乏对外派驻地的地方认同感、难以在驻地从事有益的休闲活动来调适外派压力，已成为长期派驻大陆的台资企业台籍人员外派失败的主因之一。文章以广州市台资企业台籍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外派人员在驻地休闲时空涉入与地方认同的关系，并以结构方程模型方法验证建构基于休闲时空涉入的地方认同模型。研究表明：（1）台籍人员的职业倦怠与休闲感知自由呈显著负相关、与休闲调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休闲感知自由对于职业倦怠与休闲调适策略的影响关系存在显著负向的中介调节效果；（2）台籍人员的休闲感知自由与休闲调适策略、休闲时空涉入两者皆呈显著正相关，休闲调适策略对于休闲感知自由与休闲时空涉入的影响关系无显著的中介调节效果存在；（3）台籍人员的休闲调适策略与休闲时空涉入无显著的因果关系存在；（4）台籍人员的休闲时空涉入与地方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地方认同与休闲时空涉入呈显著正相关、存在正向的互惠效果；（5）就休闲涉入前因关系模型而言，台籍人员通过休闲感知自由影响休闲时空涉入的因果关系影响敏感性强于通过休闲调适策略，即当处于同等程度的职业倦怠时，台籍人员通过休闲感知自由程度影响休闲时空涉入程度的效果较好。研究成果可作为海峡两岸相关主管部门、台资企业协会与台资企业完善台籍人员休闲生活管理制度的参考。

[关键词]休闲时空涉入；地方认同；台资企业；台籍人员；外派人员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3-0095-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3.015

1 研究背景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持续蓬勃发展，随着海峡两岸经贸往来限制的逐渐松绑与大陆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前往大陆投资的台商非常踊跃，台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大陆各地设立。目前，台资企业的核心经营管理层仍以长期外派形式的台籍人员为主[1]。台籍人员外派到大陆驻地工作、生活，必须以某种形式与当地的社会环境接触，要塑造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接触工作外的地方社会，以具备良好的外派适应能力。然而，多数台籍人员难以融入驻地环境，同时也难以在驻地通过适当有益的休闲活动来调适各种外派压力，此种现象已是主要离职因素之一[2]，如何在驻地的工作与休闲生活间取得平衡对于台籍人员而言已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外派人员的外派工作状态为着眼点，旨在探索外派人员在驻地休闲时空涉入（leisure temporal-spatial involvement）的前因关系，以及是否可通过休闲时空涉入增强外派人员对驻地的地方认同、融入驻地社会与生活环境，进而反作用地提高外派人员在驻地的休闲时空涉入程度。本文以广州市制造业台资企业台籍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外派人员在驻地的休闲时空涉入与地方认同间的互惠关系，并以结构方程模型方法（SEM）验证建构基于休闲时空涉入的地方认同模型。

2 文献回顾与模型建构

2.1 文献梳理

国外与我国台湾地区休闲涉入（leisure involvement）的相关研究发展较早，学术研究成果丰硕，而大陆2006年才有游客涉入的研究文献发表。江宁等的研究最早以旅游的视角探讨游客的涉入行为[3]，金海水的研究则首度以休闲涉入为视角探讨个体的休闲行为[4]。整体而言，大陆在休闲、游憩与旅游等领域的涉入相关研究发展历程尚处于国外研究成果的引介阶段。本文以休闲涉入为基础理论，以Zaichkowsky提出的涉入概念框架[5]为研究理论框架进行文献综述。Zaichkowsky的涉入概念框架指出，消费者涉入的过程可分解为涉入前置因素、涉入对象与涉入可能的结果等三部分，认为涉入前置因素影响涉入对象及其涉入程度，最终影响涉入的可能结果，三者间具有因果关系。据此，本文以休闲涉入的前因关系与后果关系两种综述标的进行文献梳理。

在休闲涉入前因关系研究变量的选取中，国外与我国台湾地区多数是单一变量与休闲涉入的因果关系研究，较少在前因关系中设置中介变量，本文参考赵宏杰等的研究[1]，以职业倦怠（burnout）、休闲调适策略（leisure coping strategies）、休闲感知自由（perceived freedom in leisure）等变量作为影响休闲涉入程度前置因素。文献梳理结果表明，个体的职业倦怠与休闲感知自由呈显著负相关，与休闲调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且休闲调适策略对于职业倦怠与休闲感知自由的影响关系存在显著的中介调节果[1]；个体的休闲感知自由程度越高、休闲活动涉入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6-9]。

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是个体对于某一地方在心理情感层面上所产生的依恋感和归属感 [10]，地方认同感越发强烈时，将影响个体对地方的认知与行为[11]。在休闲涉入后果关系研究中，地方认同多被视为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组成部分应用于休闲涉入的因果关系探讨，尚无休闲涉入与单维地方认同概念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此外，休闲涉入与地方认同因果關系研究多为单向的递归模型（recursive model）研究，缺乏两者间双向互惠因果关系的探讨。文献梳理结果表明，个体的活动涉入与地方认同存在显著正向的因果关系[12-15]；在休闲涉入的衡量维度中，活动涉入中的吸引力、自我表现等显著正向影响个体对活动地的地方认同程度[16-17]，活动涉入中的愉悦性程度越高、地方认同程度越高[18]，活动涉入中的重要性可以显著预测地方认同感[19]等。

综上，休闲涉入研究对象主要为活动涉入，以休闲时间和空间为涉入对象的研究文献较为缺乏，显示休闲时空涉入研究尚有深化、扩展的空间。此外，研究主体多以游客、休闲游憩者、居民等居多，较少涉及特定工作环境的特定个体，尚无探讨如台籍人员等外派人员休闲涉入的研究。本文以休闲涉入理论为概念主轴，研究外派台籍人员在驻地的休闲时空涉入程度，将涉入对象从活动扩展至活动的时间与空间结构组成，验证建构休闲时空涉入与休闲地地方认同间的互惠关系模型，丰富了休闲行为研究的理论多元化、框架体系和多维度研究模型。目前，尚无学者明确休闲时空涉入的概念定义，借鉴之前学者提出的休闲涉入概念定义，本文将休闲时空涉入定义为：休闲时空涉入是个体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情境等条件下，经由个体外部因素的刺激与内部需求、价值观、人格特质、休闲经验等情境因素的共同作用，驱使个体对于某一休闲时空事件所产生的自我攸关性内在心理认知状态，及经由内在心理认知状态所唤起的、相应的外在行为表现程度；其中，休闲时间涉入指个体重视休闲时间及充分地利用空闲时间从事休闲活动的程度，休闲空间涉入指个体重视从事休闲活动空间的区位选择与私密性的程度。

2.2 模型建构与研究假设

根据文献综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即是验证建构外派人员基于休闲时空涉入的地方认同模型，探索外派人员是否可通过在驻地的休闲时空涉入增强其对驻地的地方认同感，并反作用地提高其在驻地休闲时空涉入的程度。本文以Zaichkowsky提出的涉入概念框架[5]为研究模型框架，结合职业倦怠、休闲感知自由与休闲调适策略等作为前置因素，建构休闲时空涉入前因关系模型；同时，以地方认同作为后续行为效应建构后果关系模型。通过SEM模型建构的概念，本文的研究模型建构如图1所示。

同时，根据研究目的与建构的研究模型提出8项研究假设如下：

H1：职业倦怠与休闲感知自由呈显著的负向因果关系。

H2：职业倦怠与休闲调适策略呈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

H3：休闲感知自由与休闲调适策略呈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

H4：休闲感知自由对于职业倦怠与休闲调适策略的影响关系存在显著的中介调节效果。

H5：休闲感知自由与休闲时空涉入呈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

H6：休闲调适策略与休闲时空涉入呈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

H7：休闲调适策略对于休闲感知自由与休闲时空涉入的影响关系存在显著的中介调节效果。

H8：休闲时空涉入与地方认同呈显著正向的互惠因果关系。

3 研究方法

3.1 实证研究方法与分析

3.1.1 问卷量表设计

本文问卷量表衡量维度与问卷题目的组成主要参考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课题问卷的设计和研究成果、本文研究实际需要、台籍人员外派信息等进行调整与编制，包含受试者基本信息、职业倦怠、休闲感知自由、休闲调适策略、休闲时空涉入和地方认同等6种量表组成，问卷量表衡量维度与问卷题目的内容、编制参考来源如表1所示。其中，休闲时空涉入量表依据研究实际需要设定，受试者基本信息、职业倦怠、休闲感知自由、休闲调适策略等量表参考赵宏杰等[1]所提出的量表依据研究实际需要调整，地方认同量表参考赵宏杰等[10]、Breakwell[20-21]、Knez[22]与Lalli[23]等提出的量表依据研究实际需要调整。除受试者基本信息外，问卷量表问卷题目采用封闭式题目并以单选题形式设计，由受试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填答；问卷题目结果以Likert 5点量表衡量，分別赋予5～1的分值，分值越高代表个体具有的属性程度越高。

3.1.2 问卷调查执行

研究以广州市第二产业制造业台资企业台籍人员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法（stratified sampling）与便利抽样法（convenience sampling）相结合的抽样方式抽取受试样本。首先，将台籍人员受试样本母体按照广州市行政区别划分为12个集群，从12个集群中选出若干台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且分布相对较集中的行政区；第二阶段从若干行政区中分别选出若干台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且分布相对较集中的工业区或台资企业园区；之后，通过分层抽样原则，将受试样本区分为高新技术型与传统型台资企业台籍人员两种群组层，再从两种群组层内的台资企业按便利抽样原则寻找、抽取可能的潜在受试样本。正式问卷调查于2013年1月2～31日由笔者亲自拜访台资企业并以现场发放问卷、受试者填毕立即回收的方式进行。其中，高新技术型台资企业发放400份问卷，有效问卷394份，问卷有效率为98.50%；传统型台资企业发放400份问卷，有效问卷387份，问卷有效率为96.75%；总计发放800份问卷，有效问卷781份，问卷有效率为97.63%。

3.1.3 问卷量表分析

本文以内部一致性准则（criterion of internal consistency）与相关性分析法（correlation analysis）检验问卷题目的鉴别力（discriminatory power），筛选不当的问卷题目。本文将受试者在某一问卷题目的得分加总并按高低分排序，然后将总得分最高的前27%设为高分组、最低的后27%设为低分组，以进行高低分两组极端独立样本在该问卷题目得分的平均数差异t 检验，并得出相应的临界比（Critical Ratio， CR）；当CR值大于3且达到显著水平时（p<0.05），代表该问卷题目能区别受试者的反应程度，应予保留。同时，根据相关性分析法计算各问卷题目与量表总得分间的Pearson值，以Pearson值>0.3且达到显著水平（p<0.05）作为问卷题目保留的标准，探究问卷题目的内部一致性。量表分析结果表明，本文各问卷题目的CR值与Pearson值皆分别大于3与0.3，且达到显著水平，显示正式问卷量表各问卷题目具有良好的鉴别力，均予以保留。

本文以Cronbachs α系数检验问卷量表的信度（Reliability），Cronbachs α系数值在0.70以上是量表可接受的最小理想信度值；Cronbachs α系数值>0.7且数值越高表示量表的信度越好，内部一致性程度越高[24]。本文整体量表与职业倦怠、休闲感知自由、休闲调适策略、休闲时空涉入、地方认同等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分别为0.929与0.916、0.887、0.904、0.899、0.869，显示本文正式问卷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3.1.4 样本基本信息统计分析

本文以SPSS20.0统计软件中的描述性统计法，针对781份问卷调查有效受试样本的基本信息数据进行频数分析。就受試者的个人背景而言，男性占绝对多数（88.48%），显示台籍人员以男性为主；年龄集中分布于31～50岁（88.35%），又以31～40岁的青壮年为主要群体（45.84%）；整体教育程度较高，以大专（含）以上的高学历者居多（73.76%），且以拥有大专、本科学历者为主（57.75%）；多为已婚（71.32%），且已婚与眷属同住者的比重仅占已婚样本数的17.59%，显示已婚台籍人员绝大多数与眷属长期分居两地；月收入集中分布于新台币45 001～90 000元间（78.49%），且以新台币60 001～75 000元者居多（30.99%）；户口住地以台湾地区北部、中部和南部为主（90.39%），且以居住于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县、新竹市、新竹县与宜兰县的台湾北部者居多（37.77%）。就受试者的外派信息而言，职位以副理、经理级别居多（48.27%），主要为中高管理阶层主管；职务工作范畴分布较平均广泛，主要为行政管理、业务管理、生产管理与技术管理等工作性质，尤以从事生产管理（15.75%）与技术管理（16.77%）工作者居多；管理幅度集中分布于6～15人间（64.40%），以直接管理6～10名部属的受试样本居多（35.85%）；受试者外派驻地企业同时聘雇的台籍人员人数集中分布于6～20人（79.52%），以6～10人居多（28.43%）；每年返台休假次数明显集中于3～4次（49.81%），而每年返台休假天数则集中于21～40天（47.50%）；受试者外派驻地企业的累计时间多在1～3年（含）（27.66%），派驻累计时间在一年（含）以下者的比重达44.56%，显示台籍人员的流动率较高。就受试者的休闲信息而言，受试者最常从事的休闲活动为休闲度假（20.23%）、户外休闲运动（19.72%）等。

3.2 研究模型拟合与分析

研究测量模型拟合与验证性因素分析在于探讨研究模型的整体内部质量，目的是验证潜在变量的观察变量数量是否能够缩减，即探索性因素分析中的因子分析，用以建构量表的二阶验证性因素测量模型；检验二阶验证性因素测量模型的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区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是否符合检验标准要求，即观察变量正确测量到其对应潜在变量的程度及潜在变量间是否属于不同的衡量概念。在研究测量模型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后，便可检验研究结构模型的拟合情况，即研究模型的整体外部质量，验证研究模型与实证观察数据模型间的相符程度。本文研究模型各项检验指标说明如表2所示。

3.2.1 研究测量模型拟合与验证性因素分析

本文以J?reskog等[25]与Doll等[34-35]提出的二阶验证性因素分析4种模型的建构来验证研究测量模型；同时，参考Bagozzi等[36]与J?reskog等[37]的研究，挑选χ 2 /df、GFI、AGFI、RMSEA与CFI等5项拟合指标来检验研究测量模型中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间的线性关系，观察潜在变量的数据拟合情况。二阶验证性因素测量模型（模型Ⅳ）的拟合检验结果显示，休闲调适策略与地方认同量表所属模型的χ2/df值分别为2.420与2.978，小于3，为较严谨的良好拟合状态；职业倦怠、休闲感知自由与休闲时空涉入等量表所属模型的χ2/df值分别为3.601、3.092与4.584、介于3～5，并非较佳的拟合状态，但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时，GFI、AGFI、RMSEA与CFI等指标的实际拟合值分别大于0.8、大于0.8、小于0.1与大于0.9，显示各量表潜在变量的模型Ⅳ皆具有较好的拟合状态，均在严谨或可接受的范围。此外，模型Ⅳ与一阶因素相关验证性因素测量模型（模型Ⅲ）两者χ 2值相除所得商值的目标系数t值均为1或接近1，隐含模型Ⅳ可以充分取代一阶验证因素，使模型表达更为精简。因此，本文以模型Ⅳ的二阶验证性因素测量模型建构各量表的测量模型与参数估计，并分析聚合效度与区别效度。

聚合效度检验的目的是验证测量模型的观察变量属于同一概念领域的程度。测量模型的聚合程度越高，观察变量间应呈现高度相关，因素负荷量也越高。本文参考Fornell等[33]、Bagozzi等[36]与Hair等[27]的研究，以SMC、CR与AVE等3项检验指标，结合因素负荷量来评价测量模型的聚合效度。本文5种量表二阶验证性因素测量模型一阶因素的因素负荷量值介于0.519～0.926、二阶因素的因素负荷量值介于0.642～0.874，符合Hair等建议的因素负荷量介于0.50～0.95的门槛值[27]。休闲时空涉入与地方认同量表的一阶因素分别有1个及5个观察变量的SMC最小值为0.408，未达到但接近门槛值0.50，问卷题目解释量表属性的能力稍弱；而5種量表一阶因素解释二阶因素的SMC最小值为0.505，达到门槛值标准，整体解释潜在变量的能力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5种量表一阶因素的CR最小值为0.655，二阶因素的CR最小值为0.700，均高于门槛值0.60，显示观察变量测量出潜在变量的能力较佳，量表属性的内部一致性较高。5种量表一阶因素的AVE最小值为0.509，二阶因素的AVE最小值为0.544，均高于门槛值0.50，显示量表属性的概念均能被所属的问卷题目所代表，观察变量能真实地反映潜在变量。上述测量模型聚合效度的检验结果表明，本文5种量表的一阶因素和二阶因素测量模型均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和模型内部质量。

区别效度检验的目的是验证测量模型两两属性间属于不同衡量概念的程度。当测量模型的区别效度程度较高时，两两属性间应呈现低度相关。本文以Fornell等提出的AVE与潜在变量配对相关值比较法[33]来检验区别效度。根据Fornell等提出的检验方式，测量模型区别效度的判定标准为量表任一属性的AVE值须大于两两配对属性彼此间的相关系数平方值，且占其比较次数的50% 以上；如存在某成对属性彼此间的相关系数值大于该成对属性中任一属性的AVE开根值，表示在该成对属性中某一属性的观察变量可能也是另一个属性的观察变量[33]。本文地方认同量表中的区别性和自我效能两属性间的相关系数值（0.743）极为接近，但小于区别性属性的AVE开根值（0.750），显示地方认同二阶因素测量模型虽不具有较好的区别性、但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而其他4种量表所属测量模型均具有较好的属性区别性。

3.2.2 研究结构模型拟合分析

本文参考Bagozzi等[36]、Bentler[29-30]、J?reskog 等[37]和黄芳铭[31]的研究，以χ 2、χ 2/df等卡方检验指标及GFI、AGFI、RMSEA、NFI、NNFI、CFI、PNFI等拟合度检验指标来评价结构模型的拟合程度。本文结构模型χ 2/df、GFI、AGFI、RMSEA、NFI、NNFI、CFI、PNFI等拟合检验指标的实际值分别为2.762、0.972、0.948、0.077、0.934、0.940、0.951、0.759，均符合较严谨的门槛值χ 2/df<3、GFI>0.90、AGFI>0.80、RMSEA<0.08、NFI>0.90、NNFI>0.90、CFI>0.90、PNFI>0.50，显示结构模型具有较好的整体拟合效果，可进一步通过路径分析法对潜在变量间的因果路径关系参数予以估计，并针对潜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涵义加以解释。

4 基于休闲时空涉入的地方认同模型构建

4.1 模型因果关系路径构建

本文构建的研究结构模型因果关系路径及其参数估计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因果关系路径估计值为标准化后的参数值。

据图2本文研究假设H1、H2、H3、H4、H5、H8经验证皆成立，H6、H7经验证不成立。验证结果表明，职业倦怠与休闲感知自由呈显著负相关、与休闲调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且休闲感知自由对于职业倦怠与休闲调适策略的影响关系存在显著负向的中介调节效果；休闲感知自由与休闲调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与休闲时空涉入呈显著正相关，休闲调适策略对于休闲感知自由与休闲时空涉入的影响关系无显著的中介调节效果；休闲调适策略与休闲时空涉入无显著的因果关系；休闲时空涉入与地方认同呈显著正相关，且地方认同与休闲时空涉入呈显著正相关、存在正向的互惠效果。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得知，台籍人员通过休闲感知自由前置因素的因果关系路径影响总效果值为0.01576（职业倦怠→休闲感知自由→休闲时空涉入→地方认同→休闲时空涉入；0.01576 = 0.714 ×（0.523 + 0.186 × 0.103）× 0.367 × 0.111），达到显著水平，而通过休闲调适策略前置因素的因果关系路径影响总效果值为0.00215（职业倦怠→休闲调适策略→休闲时空涉入→地方认同→休闲时空涉入；0.00215 =（0.645 - 0.714 × 0.186）×0.103 × 0.367 × 0.111），未达显著水平，显示通过休闲感知自由前置因素的因果关系影响敏感性强于通过休闲调适策略前置因素；当处于同等程度的职业倦怠时，台籍人员通过休闲感知自由程度影响休闲时空涉入程度进而影响地方认同程度，并反作用地提高休闲时空涉入程度的总 效果。

4.2 模型路径因果关系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路径因果关系影响因素分析系用以确定模型路径两两变量间因果关系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根据正式问卷调查受试者所有问卷题目的得分平均值，对研究结构模型路径因果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结果表明：“在工作表现上我总是无法得到主管的正面支持”与“整天忙碌地工作常使我神经紧绷、心力交瘁”是职业倦怠与休闲感知自由及其与休闲调适策略间因果关系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从事休闲活动能使我紧张不安的心情得到缓解”与“从事休闲活动能使我感觉身体舒坦、放松”是休闲感知自由与休闲调适策略及其与休闲时空涉入间因果关系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我会选择周末或法定节假日的放假时间从事休闲活动。”与“基本上，我每天下班后都会从事休闲活动”是休闲时空涉入与地方认同间因果关系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广州生活让我感觉我的日常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与“我觉得在广州的生活很便捷，各种生活配套设施很完善”是地方认同反作用影响休闲时空涉入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成果与展望

本文主要研究成果验证如下：（1）同赵宏杰等[1]的研究发现，即职业倦怠与休闲感知自由呈显著负相关、与休闲调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而休闲感知自由与休闲调适策略呈显著正相关的研究成果补充了赵宏杰等的研究发现，说明休闲感知自由与休闲调适策略可能存在显著正向的互惠关系；（2）休闲感知自由与休闲时空涉入呈显著正相关的研究成果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本文新发现如下：（1）休闲感知自由对于职业倦怠与休闲调适策略的影响关系存在显著负向的中介调节效果；（2）休闲调适策略与休闲时空涉入无显著因果关系存在，且休闲调适策略对于休闲感知自由与休闲时空涉入的影响关系无显著的中介调节效果存在；（3）休闲时空涉入与地方认同呈显著正相关，地方认同与休闲时空涉入呈显著正相关、存在正向的互惠效果；（4）通过休闲感知自由影响休闲时空涉入的因果关系影响敏感性强于通过休闲调适策略，当处于同等程度的职业倦怠时，通过休闲感知自由程度影响休闲时空涉入程度的效果较好。

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难以避免存在研究的局限性，尚有很多深化发展的空间，如：（1）就理论研究而言，涉入对象可由休闲时空变更为休闲情境等；可变更休闲感知自由、休闲调适策略为其他中介因素，探讨外派人员休闲时空涉入前因关系模型的建构；明确休闲时空涉入某项具体的休闲活动，以验证本文研究成果是否会因休闲活动对象的差異而有所不同。（2）就实证研究而言，研究主体可变更为第一或第三产业台资企业台籍人员，研究案例地可变更为与广州市同等或不同空间尺度的其他地域，以验证本文研究成果的一致性；本文研究成果是否适用于来自非华语区域或不懂华语的外派人员，尚需多元化的实证研究验证。

5.2 研究建议

本文认为台籍人员的休闲时空涉入程度主要受休闲感知自由前置因素的影响，表明台籍人员即使有较高的休闲调适行为意图，实际的休闲时空涉入程度也不高。台籍人员普遍具有较高程度的外派工作职业倦怠感，超时加班已成工作常态，甚至是“以厂为家”处于随时待命的状况，导致多数台籍人员处于身心紧绷的状态，也难以腾出更多的空暇时间从事休闲活动。笔者建议，大陆台湾同胞联谊会（台联）、对台事务办公室（台办）等涉台事务政府机关可联合劳动部门，根据国家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台籍人员管理体制，保障台籍人员合法的权益。此外，台资企业可多深入了解台籍人员对于外派工作产生高程度职业倦怠的根本原因，秉持治标又治本的思维对症下药，从源头降低台籍人员的职业倦怠程度，才可使其在驻地更具有休闲自由感，进而提高其在驻地的休闲时空涉入程度，最终增强其对驻地的地方认同感，并通过良性循环更加紧密地融入驻地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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