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灿

文艺作品中，往往有这样的桥段：主事者问计于人，必有耆宿或高人，呈上中下三策。但造化弄人，最后得到采用的，多是献策者口中的下策。甚至，上中下策都被束之高閣。甚是奇之怪之。

有种流行的说法，叫作“给人钱财是下策，给人能力是中策，给人观念是上策”。既然已分出高下，说明献策于人者，期望他人采用上策。但接受者的选择，往往使献策者大跌眼镜。

何哉？“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施者不是受者，怎能确知受者真正的需要？受者自己没有主意时，给予者不仅要出主意（出策），还要帮助拿主意（决策）。此时，给予者双重身份，合二为一，给出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一计即可。给出所谓的上中下三策，要么是对自己所出的主意不够自信，要么是显摆卖弄且不敢负责任。试想，求于人者，想条主意的能力都没有，怎么会有决策的能力呢？

再者，有人是胸有成竹，不过为审慎决策而问计。此时献出上中下三策，似有越位之嫌。他人只是问计，并没有请人帮助选择定计（决策）。给所出主意分类标出高下，事实上混淆了献策与决策的不同身份，客观上就是要绑架决策者。不采用上策，决策者昏；采用上策，献策者功。决策者怎会被人牵着走呢？这类献策者，往往自我感觉特好，但因自身角色都不能准确定位，失落是早晚的事。

人不能同时坐两条船，一次只能走一条路。所以，给人建言就是建言，献策就是献策，只献出自己认为最好的那一策。如果要献多种方案，其实就说明献策者不能提出一个最佳方案。既然如此，那就只献策，别顺带决策啦。方案只称一二三或标ABC，千万别贴上中下标签。当然，在决策者眼中，也许献策者口中的方案标签“上中下”，和甲乙丙一样，并不表示哪个方案更优。

上对下者，多只出锦囊一条妙计，从不搞上中下三策，让人无所适从。按照墨菲定律，多选则不能选出最好的。有人相信，诸葛亮往往会在事前授人锦囊。属下事急则打开锦囊，依计而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赵匡胤亦是如此，战前授图，部属依图作战，也是无坚不摧。那真是运筹帷幄之中，一条妙计即决胜千里。

下对上者，献计一条足矣。二战时期，斯大林帐中高参朱可夫（抑或是崔可夫，存疑）大将提出的建议，多被斯大林讥讽，但斯大林决策却离不开此人。原来，朱可夫的建议，虽大体可行，却往往存在似无实有的漏洞，而这些漏洞往往会被斯大林“睿智地”洞悉。在斯大林主导下，其建议最终会被采纳、完善，并最终成为统帅部的决策，贯彻执行。这样成事为上的谋士方是真谋士，而不以成事为最高追求的谋士，有智商而无情商，遇事无大补益，甚至是遇事则逞能的谋士。

锁不变，能开锁的钥匙就是最优方案。不管这把钥匙是原装、后配，抑或是万能钥匙。一个好的方案，必是站在未来看现在，是结果导向的方案、有远见的方案；是站在现在看现在，是当前最可行的方案，是符合常人常识的方案，是执行起来阻力最小的方案；是站在旁观者立场上看，经得起评头论足的方案；是站在对立面看，最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从大处着手，藐视一切问题，因为问题一定能解决。解决问题，则要实事求是，该重视就重视，该忽视就忽视。手中有牛刀，别总去杀鸡。

给钱财、给能力、给观念，无非是要帮人。既然帮人有多种方式，则必有一款最合适。居住在西班牙的一位非洲摩洛哥王子，最初给家乡人海量捐款，但家乡人生活并没有明显改善。家乡人只盼他回去施舍，不想其他发展招数。那些人因贫穷而得到王子的施舍，为得到施舍而自甘贫穷。该国海域虽出产螃蟹，但却也无人去捕捞谋营生。王子觉得自己的慷慨害了家乡人，果断停捐。此乃给钱财是下策一例。王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王子要人发展，乡人只想图存，招不对路啊。

给予者给予的能力是自身努力得来的。没有了接受者自身努力这个最大的内因，其他的一切，都是可以免谈的，无策可用！是故，大成功者，愿意做慈善，却不愿意一对一施舍。只愿意出书分享所思所想，却不愿意去一对一咨询。那是因为给予者遵循佛渡有缘人理念之故。所谓不打搅对方的幸福，就是承认自己眼中他人浑浑噩噩的活法，也是一种活法，是适合人家的。适合人家的，就是人家最好的活法。若是想，那就不会想当然地去送什么自以为是的三策啦。

给予者是在结善缘，但也别被一片善缘迷了心窍，而无度地给予。在适度的范围内，对图存者，给学费、给药费、给灾区捐款捐物即可。救急时刻，再考虑给人能力和观念不仅多余，也会被认为帮人心不诚，因为招不对路啊。对求学、求医、求神拜佛者，有求就应是诚心帮人，但无求别总给。对求发展者，也是求啥给啥好，给钱财、给能力、给观念，三策无所谓上中下，给了见效就好。

（摘自《片景丝语》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黄文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