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民

少年人容易轻生，我也曾经是少年人，当时烦恼多，日子过得苦，却没想过寻死；为什么？回想，还是因为相信有一个“标准”在那儿，只要刻苦磨炼，达到那个“标准”，就会得到世人尊敬，过上合理的生活。

15岁那年，小学毕业，没考上公立中学，没钱读私立中学，只能上夜校，白天，干粗活；干粗活，当然讲粗口，变粗人。

“这只是一个阶段。”我一直认为，靠近心中那个“标准”，就等于远离这个“阶段”。往返工厂和货柜码头，我必定带着一本书；上车，读书；卸了货，等码头工人接收，读书。初二那年，有一天，生物课本落在货车上，我就在纸皮箱上趺坐，来个小僧入定，闭目“重播”读过的课文；当童工，卖气力的日子，我清楚记得，只有那一天，身边没有书。

那年头，读书风气盛，上书店，有些东西，例如，余光中等台湾诗人的集子，推出必高高摞起，转眼卖完。那时候，世界还充满各种值得追求的“价值”：精致的诗、严谨的小说、高尚的人格……只要你達到那个“标准”，就得到赞赏；滥竽，是不多的。

“我要做诗人！”这么想，就带着诗集去送货，在纸箱上涂鸦；为了达到世人认同的“标准”，为了早日脱离困境，我很忙，根本没时间想到去见阎王。

原来，我真的是很幸运很幸运的：如果我今天15岁，我能够找到什么样的“标准”去奋斗？如果我不认同，比方说，像“陈冠希”这样的“标准”，我应该怎样去开创自己的人生？上网？上网解决不了问题；上吊？上吊只能取消问题。

成年人毁坏了“价值”和“标准”，等于堵死少年人的去路；我们都有罪，是我们用苟且和浮薄，合力把这群迷惘少年逼死的。

（摘自《如何处理仇人的骨灰》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高加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