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我的妻子不是农村人，她一生受到的是和农村文化截然不同的教育，所以她与乡村的文化和习俗格格不入。每次回家，打算着正月初六返回城市，初二她便焚心地急。今年过年，我独自同孩子回了，长途客车颠到镇上时，我问孩子：“见了奶奶，你怎么做？”“让奶奶抱。”“说啥？”“说奶奶好，我想你。”“还说啥？”“说妈妈上班回不来，妈妈让我问奶奶好。”

这就到了镇上。镇上依如往年，商店的门依然开着，仿佛14年未曾关过。我拉着孩子下了汽车，四顾找寻，除了夕阳的光照，便是摊贩收货回家的从容，还有麻雀在路口树上孤独地啁啾。没有找到我的母亲。

我牵着孩子的小手，背着行李从街上穿过。推开家门的时候，母亲正围着那条围裙，在房檐下搅着面糊。孩子高声唤了一声奶奶，母亲的手僵了一下，抬起头来，欲笑时却又正色地问：“就你和孩子回来了？”我说孩子他妈厂里不放假。母亲脸上就要润出的喜红不见了。她慢慢走下台阶，我以为她要抱孩子，可她却只过来摸摸孩子的头，说长高了，奶奶老了，抱不动了。

到这时，我果真发现母亲老了，白发参半了。孩子也真的长高了，已经齐到奶奶的腰了。我很受惊吓，仿佛母亲的衰老和孩子的成长都是突然间的事。跟着母亲，默默地走进上房，七步八步的路，也使我突然明白，我已经走完了33年的人生。

我说母亲，“你怎的也不去车站接我们？”

母亲说：“知道你们哪天哪一阵到家，我就可以在家给你们按时烧饭了，不用接了。”说话时，母亲用身子挨着她的孙子，问：“在家住几天？”

我说：“过完正月十五。”她说：“半个月？”我说：“十六天。”“當兵十多年，你还从没在家住过这么长时间哩。”母亲这样说着，就往灶房去了，小小一阵后，端来了两碗鸡蛋面汤，让我和孩子吃着，自己去包饺子。接下来，就是帮母亲贴对联，插柏枝，放鞭炮。

夜里，我抱着睡熟的孩子陪母亲熬年，母亲说了许多村中的事情，说谁谁家的女儿出嫁了，家里给陪嫁了一台电视机；村里哪个人刚40岁就得了癌症，话到这儿时，母亲看了一眼桌上摆着的父亲的遗像。我便说：“娘，你独自在家寂寞，同别人一道，来回跑跑身体会好些。”

母亲说：“我都试过，那些全是假的，信不进去。”

两人当下无话，夜也深了。来日，我早早地起床，放了鞭炮，领着孩子去村里看了几位老人，回来时母亲已把我的提包掏空又装满了。

她说：“你明天领着孩子走吧。”

我很疑惑：“走？我请了半个月假啊。”

母亲说：“你走吧，过完初一就过完了年，你媳妇在外，你领着孩娃回来，这是不通道理的。你孩娃和孩娃妈，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过年咋样也不能分开！”

我坚持着：“过完十五再走。”

母亲怒了：“你要是不孝子，你就过完十五走。”

一夜无话。来日，母亲果真起床烧了早饭，叫醒我和孩子吃了，就提着行李将我们送往镇上了。

这个年，前计后算，也才满了一天，且走时，母亲交代，说明年别再回了，外面过年比家里热闹。

（摘自《解放日报》 图/傅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