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你妈妈要结婚了。好像没听见一样，我的眼珠转都没转一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

晚上，却总也睡不着。是水喝多了吧？一趟一趟地起来撒尿。后来干脆坐起来，在宿舍靠着冷冰冰的墙壁，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吗？有个后娘还不够，非得添个后爹？

父亲去世后，跟着父亲住的哥哥，被妈妈接过来住，不用受后娘的白眼了。现在可好，又要有后爹进门了。这回我们哥儿俩往哪儿躲？

不行，马上要写信表态！半夜三更的翻不出像样的信纸，草纸也凑合了。月色有乌云遮蔽，好在心里明白，两句话就写完了。心算着飞机送信两三天到，两三天回，怎么10天不见回信？半个月后，妈妈回信，也是一张纸，循例问功课，问身体，根本没提我的草纸信。

事隔两年，我上了初二，妈妈到北京开会，住在民族饭店，才旧事重提：“是谁教你这么写的？”百分之百的心声，谁人教得出？信上写道：“妈妈请你不要结婚，你结了婚，我就像哥哥一样惨。”这张草纸，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抄家，准能保留到今天。

那一年，她该是三十五六岁吧？来我家的客人，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头，下至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看着都可疑，一律不假以辞色。帮我补习功课的，嘘寒问暖的，送礼物献殷勤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好在我和妈妈见面的机会有限，彼此没有大麻烦。

小麻烦嘛，我也免不了。那年妈妈在北京疗养，住进颐和园，四合院里两室一厅的厢房，单元的大厅对着院子，五米见方的厅，两旁各一套客房。晚饭后做功课，我偏偏不在自己客房里做，要跑到大厅占张八仙桌。做完代数做生物，语文、历史的复习、预习颇费时间，转眼就是11点。和妈妈一起吃过消夜，精神大振，熬到一两点不成问题。来访的客人，在妈妈那边套房的客厅，再也熬我不过。一书在手，甭管是《斯巴达克思》还是《上海的早晨》，有时看个通宵，一厚本长篇小说还真不够我看的。管你什么贵客，也没有谈天说地通宵达旦的道理。

我在北京读书，妈在广州工作，像这样给她站岗放哨的日子寥若晨星。我另一种本能的动作，是自我放逐。小学毕业考初中那年暑假，我留在北京等发榜。妈妈打长途电话来询问，我骑车到邮局接听，妈说不如回广州读中学吧？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

作为名人之后，委实不容易，被人介绍一句是某某的儿子，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她是一个女艺人，又是离了婚独身的，三姑六婆的闲言碎语谁听得过来？当儿子的有什么法子？躲在遥远的北京，耳根多少清静一些。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回到广州，天天看大字报，从省粤剧院，看到省委大院，专挑有关我妈的看，赤裸裸的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

一无是处的“文化大革命”，促成了一件最无奈的事——娘要嫁人。对我来说，又是眼不见为净了。下农村插隊4年之后，我被分到粤北山区一个机械厂当工人，学徒工还没出师那年，妈妈不到50岁。

我妈认为她第一段婚姻并非自愿，因此，自主的第二春一定要全方位成功。恰巧，同第一段婚姻一样，也不过十年光景，而且，最后一年，那位大作家患绝症卧床，我妈天天跑重病房照顾得无微不至，不惜工本。“尽力而为”这四个字，我妈算是做得漂亮得体。

早生华发的母亲，为了工作需要，一直染发。为了送走第二段婚姻，她让白发飘足一年。谁都知道她不过50多岁！

长大以后，我们忙，老娘更忙，大大小小开不完的会，东西南北出不完的差，就算打通了长途电话，她老人家也未必有空长谈。她的手机越换越新潮，却是永远的忙音或录音——“机主已关机”。

终于有一天，我们娘儿四个能重聚一堂，破天荒地打四圈麻将。母子四人难得一聚，曲终人散后，我妈仍然独居华侨新村。她没有少年夫妻的命，那“老来伴”的美好黄昏，更是难于上青天。

我妈也有过含饴弄孙之乐，姐姐、哥哥和我的儿女，分别同她一起住过六七年，那也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往事。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连我也快要成为空巢一族的“老鸟”，才感到晚年的妈妈，确实应该有个老伴。不管怎样，我也希望她有个快慰的晚年。

（摘自《马鼎盛自述：我和母亲红线女》花城出版社 图/黄文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