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晶晶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两次获得世界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奖，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库切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他不满现实，而且拒绝妥协。他不同时期创作的小说清晰地反映了他的倔强：在创作中批判现实，企盼世界多些光明。

近乎严苛的写作习惯

夏日的周末，巴赫的古典音乐《十二平均律》从花园上空飘过，15岁的少年凝神聆听，一个有关“文化密码”的道路就此铺陈。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认为，不敷衍的人性刻畫与非经验的审美观终将引领他创造自己的经典。

库切出生在南非一家牧羊农庄主家庭，能说流利的荷兰语和英语。大学毕业不久，南非延续已久的种族隔离政策愈演愈烈，库切在失望之余前往英国伦敦。

租借在伦敦远郊的简陋公寓里，库切每天准时收听英国BBC频道的“诗人和诗歌”。在IBM任职程序员的他试着用计算机生成了一首无厘头的实验诗：黎明/鸟/一条小溪/一个平静的早晨/你站在树木之间/孤独又紧张……

1963年，库切与菲丽帕·朱贝结婚，不久后进入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攻读文学博士。1968年，他向纽约州立大学提出申请并前往布法罗校区任教。美国交错经历着对越战争和社会改革，布法罗校区频发学生运动，一度有数百名警察驻扎在校园“维持秩序”，静坐抗议的库切与同事们反遭批捕。尽管当局撤回了指控，但莫须有的“违法案底”直接导致库切的入境签证被撤销。一个寒冷的新年，30岁的库切索性穿了厚重的棉服躲在帕克大街24号的地下室租所，用黑色圆珠笔在横格纸上写作，且在时不时的哈气中勉励自己每天写到一千字。

两年后，库切重回南非。在开普敦大学英文系任教时，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幽暗之地》。在此之前，他已将组稿之一的《雅各·库切之讲述》寄给地处纽约的詹姆斯·布朗文学代理公司，但书稿陆续被四家出版社拒绝。1980年，库切离婚。此后，近乎严苛的写作习惯贯穿着他的日常：清晨5点起床写作，首先用钢笔写，反复推翻和重写至故事初现良好的样貌;继而用打字机准备手稿，且作进一步的修订。送孩子们上学，上班，回家批改作业并准备第二天的课程……5月，库切开始构思《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硝烟笼罩的年代，孑然一身的K决意将母亲的骨灰带回故乡，他经历万难也排除万难……该书一经问世便得到英国布克奖，库切的名声通过“超真实”故事情节跃出南非。

在荣誉面前保持清醒

1999年，库切的小说《耻辱》再次拿下布克奖。然而，源自国际知识界的体恤无力改变他在祖国不受欢迎的事实：《耻辱》尤其遭受口诛笔伐，连同少数曾把他视作战友的“自由者”也极为愤慨地表示：“库切把非洲人自己统治的南非写成了‘在下坡路上一直往下滑的没有刹车的车子。”一贯持有高度自信的库切顿时困惑不已。三年后，他离开南非，定居澳大利亚。

2003年，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组委会认为该结果毫无悬念，“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下的人性本质。”然而，身在芝加哥大学的库切感觉出乎意料：“我根本不知道今天是宣布文学奖得主的日子。”这绝非故弄玄虚的谦辞，事实上，库切一直保守、坦诚，两次缺席布克奖颁奖，诺奖面前淡然如菊。“我应该告诉他们不要举行什么发奖仪式，直接把支票寄给我就行了。”

库切终止与芝加哥大学每年授课三个月的协议，同时拒绝各种纷至沓来的讲座邀请。他对诺奖葆有清醒的认识，“我最好脚踏实地，别被冲昏头脑。诺贝尔奖获得者命中注定不再是作家而成为巡回演说家。我决定避免这样的命运。”2013年4月，库切破例出席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联想到一贯的行事风格，有媒体预测他的发言不会超过五句，而库切居然做了将近15分钟的演讲——原来他的“中国情结”由来已久，当年从IBM离职时，他就希望来中国教英语。

与应对个人荣耀的“不动声色”构成鲜明对比，“国际正义”逐渐成为库切的勇敢担当。2004年，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军虐囚丑闻爆出，库切与其他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签署请愿书，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缅甸作家;2007年8月，彼得·魏斯基金会呼吁对津巴布韦的反人类罪行发声，库切表达了强烈支持;隔年，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被控在捷共统治期间帮助过捷克斯洛伐克警察，库切又毫不犹豫地加入为其辩护的队列……

在写作中自我疗愈

爱尔兰小说家、剧作家荒塞缪尔·贝克特一直被库切视作职业偶像。早在学生时代他大量阅读其作品，由衷着迷于个中的美学原则与世界观。“生活没有安慰，没有尊严，没有仁慈的承诺，我们所面临的唯一的责任——尽管莫名其妙又很徒劳，但仍然是我们的责任——是不要对我们自己撒谎。”库切把从贝克特身上得到的“信仰”结集在后来出版的《内心活动》中。

大概因为同是贝克特的仰慕者，美国著名剧作家、导演保罗·奥斯特与库切结为挚友。他们于2008 年2 月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文学节相遇，分别后迅速投入到热烈的书信往来中。率性的字里行间，不仅涵盖着阅读、体育、旅游、影视等轻松有趣的话题，也有金融危机、巴以冲突等严肃冷峻的话题。偶尔，他们也互相吐槽对方那少有外露的文学心机和抱负。两个人的真知灼见收藏在《此时此地》的书信集中，凑成一部高品质的时代浓缩曲。

2009年，南非传记作家J.C.坎尼米耶向库切探询为其作传的可能，库切尤为认真地呈上有条不紊的个人档案，罕见的热情使坎尼米耶兴奋异常。前妻和弟弟病逝，儿子尼古拉斯意外坠楼身亡，爱女吉塞拉罹患癫痫，作家本人患有前列腺癌并接受放疗……种种诘难让库切的故事隐喻出自我疗伤的意味。坎尼米耶据此指出库切的写作秘密：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带着库切的身份标识。《男孩》《青春》《夏日》三部曲中，库切选用第三人称“写自己”，好比审视一个并不相熟的人;《彼得堡的大师》专为纪念其子所作，库切用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夭的孩子指代尼古拉斯，并仿照去克制悲伤和承托痛苦;《慢人》《凶年纪事》的主人公无不潜藏着自传性的生命思考……

从“切勿对号入座”的提示到坦承“所有创作都是一种自传”，库切也在与固执的自己释嫌。

《J.M.库切传》出版前，72岁的坎尼米耶先它而去，但这并不阻碍他深刻领悟到库切的过去、现在以及今后的写作人生：作为“文化中成长的殖民地人”，他必须“自己在世界上闯出一条出路来”，况且毫无疑问，“理解库切就是理解自己”。

编辑 王冬艳 43740834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