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太燕

(江西省委党校 文化与科技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贺玉波谫论

廖太燕

(江西省委党校 文化与科技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活跃于20世纪20、30年代文坛的贺玉波在创作、翻译、文学批评和文论阐释上均有建树,但迄今尚无专论加以全面阐述,无疑,深入研析有助于重新认识这位被遗忘的出色文人,对厘清现代文坛的某些议题也大有裨益。

贺玉波;作家;翻译家;批评家;文论家

贺玉波(1906—1982),湖南澧县人,现代文坛多面手,在创作、翻译、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等方面均有建树,却被研究界所遗忘,查阅中国知网,关于他的论文数量稀少,所论范围亦窄,仅及文学批评一端,而直至2017年,其论著才得以重刊,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再版了《现代文学评论集》。无疑,全面解读贺玉波有助于引起相关问题的思考,对丰富和拓展现代文学研究亦大有裨益。

一、作为作家的贺玉波

1929年10月,贺玉波第一部小说集《她的消息》(录《同命鸟》《离婚后》等八篇作品)出版,赵景深为其作序,说道:“第一,他对于创作的态度极为严肃认真诚恳,像《同命鸟》《她的消息》等篇都经过他自己两三次的改削”。“第二,我们如果拿《离婚后》来跟《营长太太》《离京》《破产》《她的消息》《自沉》《选举》等篇来比一比,更可大吃一惊,像《离婚后》这样的以乡村为背景来描写恋爱的小说,如‘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可以和汪静之的《耶稣的吩咐》以及许杰的《邻居》并美,无论在结构上,词句上都是很使人愉悦的。我们如果按著作的年月来看,便知《离婚后》是最近的一篇,可贺玉波著《她的消息》知作者在技巧上实有突飞的进步!依这样的进步比例下去,我想贺先生的将来是未可限量的。”[1]从题材和风格上看,这些作品是多元的,如他所自言,“我肯定是很受了达夫的作品的影响的。不仅仅了解《秋柳》和其他描写娼妓的作品,而且还亲自把它们所含的情景经历过;结果,我也照样写出《同命鸟》《自沉》两篇东西来。虽然我自己的作品不及他的万分之一,但是我曾经受过他的作风的影响,这是不能掩饰的”[2]。据其自述,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时读了《秋柳》,十分感动,受此影响,再加上年轻人的放荡不羁,遂开始了出没于八大胡同,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一番狎戏的生活,然后根据经验和实感创作了《同命鸟》。确实,《同命鸟》的人物均可在《秋柳》找到对应关系,如雪妃与荷珠、碧桃相当,红珍与海棠、翠云相当,荷生相当于质夫。不同的是,《秋柳》以火灾收场,《同命鸟》以自杀结局。小说原本三万多字,夏丏尊建议其砍去大半,又为之取名,作了修改。《营长太太》讲述了一个女子复仇的故事,这篇小说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将女主角忽而忧伤,忽而悔恨,忽而紧张害怕,忽而激烈的心理变化完美的呈现出来了。

1931年7月,贺玉波的第二部小说集《避难者》由上海文学社出版部出版,收录小说四篇:《软禁》《恐怖》《逃》《避难者》,其中日记体小说《恐怖》被他当作范文选入《日记文作法》。这部集子更加注重社会问题的探讨,如代表作《避难者》记录了军阀混战时期普通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表达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和浓郁的故土情结。小说人物在讨论中指明了政府权力的崩溃,社会组织的分解,农村经济的破产,以及军阀争夺实利的祸国殃民行为导致了避难者成为一种频繁出现的社会现象,让人深感有家不能归或无家可归的悲凉。这部小说主要借助三人之间的谈话来完成,中间铺敷场景描绘和前情回顾,小说的语言流畅而饱含诗情,如:“夕阳从远方的小山岭上反射着赤金色的光线。天空有几只倦鸦往西北慢慢飞翔。伯牙台外的湖面撑着万顷凋残的荷叶,一只划子载着几个归客从荷叶丛的道中向前行驶,渐去渐远,以至于消逝”[3]。在残阳如血的场景中呈现了避难者们离别家乡的感伤与无奈。

贺玉波参与过上海儿童书局“中国名人故事丛书”的策划,这部丛书借通俗易懂的故事,图文并茂地展现华夏名人的事迹和成就,起到教育儿童的作用,他撰写的《管仲》于1935年4月出版,至1946年已出至第12版。同时,列入乐华图书公司“创作丛书”的长篇小说《残缺的爱》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住亭子间的作家与居洋楼的姑娘相爱却无法结合的爱情悲剧,批判阶级意识与阶级存在对美好事物的扼杀,主观抒情色彩强烈。晚年完成的手稿《烘炉》则反映了建国前期对旧私立中学、旧教育制度的改造问题。

二、作为翻译家的贺玉波

贺玉波习过英、德、日三种语言,借助英文翻译了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纳撒尼尔·霍桑《丛林故事》《龙齿》,拉迪亚德·吉卜林《丛林故事》,《回忆到戈斯的童年》,《儿童文学教育》等作品。整体而言,他于译事颇为虔诚。

《堂吉诃德》被誉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也占据了重要地位,1931年5月,开明书店出版了贺玉波所译《吉诃德先生》,它是该小说的第二种中文译本。他谈过翻译的原因:“西班牙人把《吉诃德先生》看作各种智慧的宝库,正像他国人尊崇《圣经》一样。近来西班牙政府指令学校里的学生每日至少需读一段《吉诃德先生》,因为这本小书可以供给读者多种的趣味。所以我费了五十个夜工把它译完,介绍于我国的少年读者。”同时也肯定了作品的价值:“西万提司从青年喜读的武侠的讽刺故事中取得许多材料,加以整理发展,才作成这部《吉诃德先生》。本书很像古时的传奇,充满了诙谐和生活的智慧,可以看作一幅完美的西班牙生活的画图,也许可以看作人类天性的写照。西万提司在本书中所描写的人物,如武士吉诃德先生,牧师都诺斯亚,尤其是山差班扎,都有一种使我们爱好的情性,即其中的流氓痞徒,也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作者并不隐藏书中人物的缺点,但我们读了,也能感到各种人的善良的本性。本书把西班牙各阶级的生活显露无遗。即在现在看来,有许多地方,也仍可以说是现代西班牙的真实生活的写照。”[4]小说原著一百二十六章,英国人卡林顿(N.L.Carrington)删去了附属故事和诗歌,集成缩略本,仅有十九章,它也是贺玉波采用的源文本。总体而言,其翻译是令人称道的,如堂吉诃德请求店主授其武士爵位一段:

“先生,我没有别的事求你,”吉诃德先生答道:“就是求你明日赐我武士的爵位。今天晚上,我要在你城堡的小教堂里看守铠甲。我所热望于你的事请你明日给我做吧。那末,我便周游天下,去给人家冒险雪冤,这样才可以满足我的心愿呢。”店主为人很聪明,知道客人有神经病,便完全允许了他。他决定演一幕滑稽剧,开开玩笑。于是他称赞吉诃德先生的要求是很正大而适当的。他往下说:他少年时也曾做过这样的侠客,经历了西班牙各处,做了一些冒险事业(在这里叙述了各大城市的街道和市场,那里就是匪类栖身的地方),后来便回到城堡了做武士,享受幸福。他又告诉吉诃德先生,城堡里没有小教堂,不须看守铠甲,因为教堂已经折毁,还没有盖好,可是于必要时,一个人也可以随意找一处地方去看守铠甲。他主张吉诃德先生那天晚上可在天井里看守铠甲,第二天他便和他人一样地可以成为武士了。末了,他问他带了银钱没有。

“一个钱也没有,”吉诃德先生答道,“我读武士的列传,从没有见到他们带过银钱呢。”

“啊,你错了,”店主说道:“固然,列传上是没有提到的;不过著者以为不须叙及,要知道武士出门,汗衫和银钱是必需的东西。万不可缺,你不要因此便推知武士不会带银钱的。你要知道武士若没有随从人跟他一道走,便要常常携带银钱和医治创伤的膏药。”

吉诃德先生答应以后定照他的忠告行事。现在正当黄昏时分,正好看守铠甲,他便把几块铠甲摆在天井中的水槽上。然后,他左手持着矛,右手举着盾牌,在水槽前面很庄重地走来走去。他这样地举行着校阅的仪式[5]。

与杨绛译本相比,贺玉波译本在“雅”上稍显不足,文学性相对弱些,但基本符合信和达的标准,浅切易懂,对原著的语言、人物形象等方面的转述也很到位,如上引译文即将堂吉诃德兼具喜剧精神和人文理想的特点表现出来了。无疑,这是本优秀的值得重读的译本。

贺玉波将吉卜林的The Jungle Book译为《野兽世界》(列入“世界儿童文学丛书”),其中上册含《狼孩子的故事》《蟒蛇的胜利》《捕虎》,下册含《白海豹》《猫鼬》《象的朋友》和《女皇的仆人》。吉卜林作品此前很少译入中国,仅有张友松《如此如此》,伍光建《野兽世界第二集》等少数几种。贺玉波谈过翻译的目的:“它有许多同类作品所无的特点。如浓厚的地方色彩,野兽生活的体验,儿童人格的感化,以及优美的写法等,都是值得读者的爱好和赞美的。”[6]他采取了特别的翻译模式,如《狼孩子的故事》《蟒蛇的胜利》《捕虎》《猫鼬》用了意译法,其他三篇依照原文,而为了适应我国少年读者的需要,删除了每篇故事后附录的歌曲,故事里的歌曲则以意译法呈现。

三、作为批评家的贺玉波

贺玉波也是位批评家,拥有成熟的批评理念。首先,主张忠实而公平的评骘,贬斥那些乐于捧场或谩骂之人为了友谊或利害关系做出不公或不忠的评论,强调真正的批评家需有意地与作家拉开距离,以保持客观的他人视角[7]。其次,点明批评家需具备基本的素质和客观的衡量标准,“他们应该是永久献身于文艺批评事业的,具有纯美的动机,公正而忠实的态度,和不断的努力。他们应该预先养成他们自己的批评能力,这就是说,他们至少要明白文艺批评的意义和理论;要明白文艺的一般原理,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思潮;要明白我们民族的特性,和社会制度的演进;要明白处我们现在的时代和环境中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文艺。这文艺要充满着伟大的反抗压迫和为解放为自由而奋斗的精神,以及前进的生气,勇敢,和力量”[8]。再次,认为在批评之前批评家必须考察作家与所处时代的关系,作家与所处环境的关系等,了解社会对作家的影响。强调批评家应该有批评立场,从思想的角度或技巧的角度进入,又或两者兼而有之。最后,指出批评家必须处理好批评与作家的名望,批评与作家的友谊等层面的纠葛。这些观点不乏真知灼见,有助于我们思考与文学批评有关的问题。

贺玉波用力最勤的评论对象是郁达夫,于1932年编定出版了《郁达夫论》,收录文章27篇,而他撰写了6篇。他认为郁达夫作品之所以受欢迎就在于以流利、美丽的笔法描述了社会上最普通而繁多的事实,如“穷”和“色”等大多数人难以解决的切身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同情。他倾向于以“知人论世”之法解读作品,指出真实的文学是文学家的自传,要了解一部作品首先要了解作者,郁达夫是穷途潦倒的可怜人,受到物质的压迫,无法满足试图满足的欲望,遂陷入疯狂的、病态的生活之中,这种生活成就了他的文学创作。贺玉波对郁达夫许多作品有过评价,如《茫茫夜》“表现的是青年的孤寂,以及因孤寂而来的同性友人的情谊,还加上了教员生活的不安定和性欲的苦闷”,赋予了作品感伤、颓废的特色;《秋柳》展现了一种“人物自己罪恶的剖解”的创作技巧,摆脱了一些作家只重描写人物表面,忽视内心剖析的缺失;《采石矶》借黄仲则抒发“郁闷和忧愤”,呈现“有志有才的青年为恶劣的环境所压迫,而不能逞其宏志大才那种悲哀感伤的情景”;《十月初三》《烟影》展示了写作者的苦痛和患难,可视作穷愁的自传[9]。他将《过去集》中的作品分为三类:《过去》《怀乡病者》等属于“自叙传式的”,描写了“作者他自己的穷愁潦倒的生活,包含性欲的苦闷,失业的痛苦,和离别的悲哀等”;《清冷的午后》《孤独》属于“描写题材由作者自身而扩充到社会其他阶级的”,涉及作者之外其他阶级的现象,不再沉迷于主观的颓废和感伤,独树一帜;《寒胄》《街灯》属于“描写娼妓的”,情节简单,如同断片小品[10]。又如《迷羊》比《沉沦》《萝鸟集》“大有进步”,它将放荡爱情生活中的两大危机,即“两性爱情既美满中的生活问题”和“两性爱情既美满中的性欲的节制问题”呈现出来了,也印证了文学作品具有的揭露和改良能力[11]。他以《薇蕨集》为例分析了郁达夫创作风格的转变,指出在该集子中“找不出恋爱的浪漫故事了,找不出青年的颓废的心情了,找不出变态的性欲了,找不出沉重的悲哀和感伤了”,这些新近作品“在题材方面,不像从前一样只是作者个人穷与色的故事,已经由窄狭的身边而发展到广阔的社会;在情调方面,不像从前一样只是一味颓废,悲哀,感伤,已经把旧的一律革除,转变成滑稽,讽刺,深刻,而富兴趣。”[12]小说而外,他也评论了郁达夫其他类型的作品,如《立秋之夜》描写突出,在少量的语汇中“把失业者的漂泊的形状和不快的情绪很有力的表现出来”,丰富了小品文的美学表达[13]。

1932年,贺玉波《现代中国作家论》出版,其中第一卷包含《茅盾创作的考察》《张资平的新近作品》《叶绍钧的童话》及“附录”《叶绍钧访问记》,第二卷包含《巴金论》《许钦文的短篇小说》《许钦文作品结论》《王独清的新诗和历史剧》《沈从文作品批判》(上下),对几位享有重要文学史地位的作家做了极具个人风格的品评。如总述茅盾早年创作“染有浓厚的时代色彩,专门借了恋爱的外衣而表现革命时代里的社会现象,以及当时中国的一般革命事实,革命后的幻灭,动摇和悲哀,而青年男女的恋爱心理的分析,尤其是他的特长”[14],小说人物附着了一种没落、幻灭、感伤的情调,恋爱心理杂糅了感伤的,病态的成分,尤其是女性感染了世纪末的颓废的思想。他指出茅盾作品重心理表现,书写技巧却是旧写实主义的,在描写上有些不令人满意。《巴金论》考察了巴金早期的长、短篇小说,如对“革命”系列作品的分析,认为“灭亡”主题的写作带有虚无主义的气氛,隐含着感伤和悲哀的色彩,与茅盾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一样,是对革命产生的消极认知。在技巧上,多数描写值得玩味,但某些段落存在演说化或论文化的弊端,形象思维不足。他批评巴金的创作态度过于悲观无助,阴郁幽暗,难以找出有生气,有力量的东西,因此他希望巴金将来的作品去除阴沉的面目,减少悲观的成分,带上反抗的决心和革命的力量[15]。大体而言,其评价是精到的,许多结论为后世文学史家采用。但他对老乡沈从文就有些求全责备了,指责其作品思想空虚,或根本谈不上任何思想,混乱而不易捉摸,只有《阿丽思中国游记》等少数作品表达了对下层民众的同情,有人道主义色彩,那些描写自己或家庭的作品更是隐含着资产阶级崩溃时呻吟的气息;在写作技巧上一无是处,缺乏适当的形式和结构,描写无重心,方言和成语过多,序幕和废话影响了作品的统一。他这般总结了沈从文的创作哲学:“他是主张‘为艺术的艺术’的,所以,他不求什么思想的表现,只求他的作品含有趣味,这是他努力不懈的一点。他抱着这样的态度来选取小说的题材,来结构,来描写,所以结果他的作品大部是内容很空虚的。”[16]认为沈从文终究逃脱不了“一个趣味文学作家”“一个空虚的作家”的指摘。

贺玉波还出版了《中国现代女作家》,论及冰心、庐隐、凌叔华、丁玲、苏雪林、冯沅君、沉樱、陈学昭、白薇、陈衡哲等十位女作家。此书有广告行世:“本书是本极有系统的研究著作,所研究的当代女作家,有十余位,都是可注意的第一流作家。各篇都能独立,对各人的生活思想作品,以及生平,均有极精密的研究,而且观点与思想极为准确纯正。”[17]这些评论大体分作三块:作家简介、作品分析以及从作家人生观和创作观出发所得出的结论。该书在女性文学研究史上有不一般的地位,对女作家及其作品的评析也公允客观,如毫不避讳地指出冰心作品的缺陷:“她仍旧不求彻底讨究人生的真谛和分析现社会的组织,仍旧只想以逸然的态度来写她的家世以及个人的感怀,制造一些与现社会不关痛痒的作品来!作者啊,请你不要专门以锦绣似的文字,织那些已逝的好梦!现社会已不是你儿童时代那般地美满,所以你再也不必呻吟,挥写那些以往的儿女常情了。请把你的眼光和心血集中在现社会,如果你不这样做去,那末,只好永远承认西滢说的,‘《超人》里大部分的小说,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18]。从贺玉波对沈从文、冰心的批评可以看出其评价标准有时过于单一,甚至有“酷评”之嫌,却又自成风格,不为某人某家讳。纵观之,他的文学评论范围较宽,质量亦不低,但温儒敏、许道明和周海波等人的现代文学批评史著作均未论及,循为一大缺憾。

四、作为文论家的贺玉波

贺玉波在文艺理论上也卓识频现。20世纪30年代初,文坛已有几种关于日记写作的著作,但他觉得均有缺陷:或强调作法和文范,不重理论;或泛泛而谈,仅及普通作法,却征引大量例证以充篇幅;或全是日记文选,只在篇章前后附着一点作法,这与他的主张——理论与例证同举,多理论阐明而少例证引用相左,遂有了1933年出版的《日记文作法》。该书共计三部分:第一部分“绪论”论及日记写作的原因、意义,日记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日记的沿革等。第二部分“本质论”讨论了日记的本体性。首先,他提炼出了一个精确的概念,“日记是记载个人,团体,或社会的现实生活及其心理状况的;因其记载需含有绝大的真实性,所以容易使读者于不知不觉中受到催眠的暗示:它的题材非常宽广,而写作的技术又非常自由,不为一切文字上的陈套所限制,又能比别种文章更显明地表现作者的个性,所以成了文学中的一种特别有趣味有价值的文字。”[19](P17)在笔者所见的所有关于日记的定义中,这是最全面,意义最丰富的。其次,他归纳了日记的四种功效:记录日常生活的紧要部分,并帮助作者养成健全的人格;作为个人和社会历史的参考资料;作为著作材料的参考;作为锻炼文学技巧的练笔。再次,他辨析了日记与非日记(书信、小说、自传和小品文)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如日记文与自传文,“日记文是记载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心理状况的,在题材方面,可说是零碎的,庞杂的,在结构方面,可说是散乱而平板的,只以记载的先后时日为线索。自传文呢,却是记载我们一生或某个时期的生活和心理状况的,在题材方面,可说是整个的,有条理的,在结构方面,可说是有系统有起伏的,虽然也以先后的年月为线索”[19](P27)。最后,他将日记分作两类:关于个人的日记文、具有社会意义的日记文。前者包括“生活记录的日记、心理分析的日记、记游的日记、职业的日记、读书的日记”五类;后者包括“一般社会生活的日记、团体生活的日记、特殊事项的日记、非个人的其他事项的日记”四类[19](P29-31)。第三部分“作法篇”讨论了日记如何写作的问题。首先,他归纳了日记写作前的准备事项:要有充实的生活;要作深刻的观察;养成多读的习惯;锻造娴熟的文字功力;保持写作的恒心。其次,他指出日记在形式与内容上包括总引、起节、主体、总结四个层面。总引即序说,说明全文的意义和内容;起节是关于日期、地点、天气等资讯的说明;主体即所记载的主要事情和感想;总结是某段故事或记录的归纳。最后,他指点了日记的几种作法:用第一人称,以客观的态度叙述作者的经历;用向别人写信的方式,通过倾述呈现生活;用随笔的形式,将一天生活的一段写成一篇随笔,再组合成一篇作品;片段杂感式的记录,注重描绘日常心理。

1933年,贺玉波编著《小品文作法》《书信文作法》在上海广益书局出版,前者涉及小品文的沿革、定义、特质、价值、分类、形式等,后者谈及书信的沿革、功用、分类,书信与纯文学、论文、小品文的关系,如何写书信等。王志彬编《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对前者有过评价,认为其“把小品文放在一个坐标轴上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研究,找出了小品文发展的轨迹”,“较早地对小品文进行了细致分类……较之冯三昧的分类方法更加科学合理”,“将众多小品文创作理论集合归纳,从中概括出精练准确的小品文写作观念”[20]。他对小说也有独到见解,刊出过《小说新技巧概论》《小说的研究》等论文。

1934年,贺玉波《文学常识》由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此书共十七部分,谈到了何为文学常识、文学常识的分类、小说的常识、戏剧的常识、诗歌的常识、儿童文学的常识、文艺批评的常识、文学作品翻译的常识等。我们可以选取有意思的议题略作介绍,如关于“儿童文学”,他有此定义:“儿童文学,是描写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的一种文学,不过所描写的要适合于儿童的自然的需要;要含有启发或暗示他们的智慧的作用。在方法上,它是富于幻想的,有美和诗的情趣的一种文学”[21](P68)。此前也有学者作过归纳,如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便是小学校里的文学”,严既澄认为“儿童文学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它所包含的是童谣,童话,故事,戏剧等类,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相像的东西”,朱鼎元以为“儿童文学是建筑在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的基础上的一种文学;适应儿童自然的,需要的”[21](P67),这些概括均不如贺玉波的定义意义准确,内含丰富。他指出儿童文学在形式上包括童谣、童话、小说、戏剧、诗歌、故事、神话、寓言、笑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名著述略等,从写作姿态上则可分为“软性派”和“硬性派”,前者主张赋予作品里的生物和器具于生命,不仅把小动物和虫类当作人类来描写,即便没有生命的玩物和器具也拟人化,将人类的关系、情感嫁接上去;后者则主张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反对拟人化[22](P71-72)。此外,他重点讨论了“儿童文学与丑恶”的问题,肯定儿童文学可以表现“丑”和“恶”,而一般理论家认为儿童文学含有教化的功能,唯一职责就是把人生美好的、善的表现出来,但事实上文学也会表现人生的丑恶,愈是将人生黑暗面表现得有功效的愈是上乘作品,作为文学分支之一的儿童文学自然也应该大胆地表现人生的丑与恶,如被压迫、被剥削、贫穷、饥饿、偷盗、抢劫、赌博、欺骗、虚伪和奢侈等,并举叶圣陶《稻草人》《英雄的石像》为例予于佐证。他指出类似举措可以起到预防的功能,“我们与其让他们幼稚的头脑去幻想,不如直截了当地把那种丑恶的给他们说明白的好;与其放任他们将来壮大时自己去经验,去理解,不如现在详细说给他们听,使他们知所警惕。只要我们在作品里所表现的方法适当,没有诲淫的地方,即是描写到嫖妓、卖淫等丑恶,是不会有丝毫妨害的”[22](P81)。

综上所述,贺玉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小说起自对郁达夫的模仿,特点鲜明,色调独异,在题材上历经从描写自我到刻绘广袤社会、时代的转变,拓展了小说的表现力;以敬畏、虔诚之心翻译外国经典作品,试图给文坛引入新内容和新形式,为大众、学生或儿童提供优秀读本,延伸了读者的视界;文学评论涉及面广,极其个性化,虽不免误读,却富有见地及“我”之色彩;对各类文学知识或具体文体的认知清晰、透辟,己见叠出,并借助创作实践予于强调或佐证。将他纳入到现代文学史、批评史或者文论史乃是深化、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长期以来,贺玉波均处于被忽略的状态,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细析之,原因大致如下:从1930年代后期起,他就退守湖南益阳,在小县城或乡村担任中学教师,与文坛互动渐疏,很少出现在文学舞台的中心,以至于成为司马长风战后着力寻找的失联作家,在特殊年代又因文罹祸,身陷囹圄;他的作品,特别是被认为成就最大的文学批评与建国后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洽,对巴金、冰心等人的批判也容易让人形成误解;数十年来,其作品虽为人提及或征引,却未得到整理,湮没在故纸堆下,逐渐被遗忘;囿于人力、物力、财力和眼界、体例等,文学史或批评史的书写往往无法将所有获得一定成就的文人囊括其中,致使他们失去了参与文学经典化的机会,变成“失踪者”。无疑,重新合理地估定他在现代文坛的价值和地位就十分重要了。

[1]赵景深.贺玉波《她的消息》序[A]∥赵景深.文艺论集[M].上海:广益书局,1933:245.

[2]贺玉波.写在《郁达夫论》的后面[A]∥贺玉波.郁达夫论[M].上海:光华书局,1932:219.

[3]贺玉波.避难者[M].上海:文学社出版部,1931:90-91.

[4]贺玉波.译者的话∥[西班牙]塞万提斯.吉诃德先生[M].贺玉波,译.上海:开明书店,1931.

[5][西班牙]塞万提斯.吉诃德先生[M].贺玉波,译.上海:开明书店,1931:14-16.

[6]贺玉波.译者的话∥[英]吉卜林.野兽世界(上册)[M].贺玉波,译.上海:开明书店,1935.

[7]贺玉波.现代中国作家论·第一卷序[M].上海:大光书局,1932:1.

[8]贺玉波.现代中国作家论·第二卷序[M].上海:大光书局,1932:1.

[9]贺玉波.关于《寒灰集》[A]∥贺玉波.郁达夫论[M].上海:光华书局,1932:171-179.

[10]贺玉波.《过去集》的三种作品[A]∥贺玉波.郁达夫论[M].上海:光华书局,1932:180-190.

[11]贺玉波.郁达夫与《迷羊》[A]∥贺玉波.郁达夫论[M].上海:光华书局,1932:137-139.

[12]贺玉波.论郁达夫作风的转变[A]∥贺玉波.郁达夫论[M].上海:光华书局,1932:203-204.

[13]贺玉波.对于《奇零集》的杂感[A]∥贺玉波.郁达夫论[M].上海:光华书局,1932:191-198.

[14]贺玉波.茅盾创作的考察[A]∥贺玉波.现代中国作家论·第一卷[M].上海:大光书局,1932:2.

[15]贺玉波.巴金论[A]∥贺玉波.现代中国作家论·第二卷[M].上海:大光书局,1932:2—41.

[16]贺玉波.沈从文作品批判(下)[A]∥贺玉波.现代中国作家论·第二卷[M].上海:大光书局,1932:184.

[17]李勇军,编.老广告里的新文学版本[M].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152.

[18]贺玉波.歌颂母爱的冰心女士[A]∥贺玉波.中国现代女作家[M].上海:现代书局,1932:23.

[19]贺玉波.日记文作法[M].上海:广益书局,1933.

[20]王志彬,编.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89-191.

[21]贺玉波.日记文作法[M].上海:广益书局,1933.

[22]贺玉波.文学常识[M].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4.

Comments on He Yubo:A writer,Translator,Commenter and Literary Theorist

LIAO Tai-yan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Jiangxi Party School of CPC,Nanchang,Jiangxi 330003,China)

He Yubo,who was active in the 1920s and 1930s,made excellent accomplishment in writing,translation,literary critique,and the interpretation on literary theories,but there was no overall research about him.Undoubtedly,profound and deep researches on him are beneficial to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remarkable intellectual and the clarification of some issues in modern literary arena.

He Yubo;writer;translator;commenter;literary theorist

K825

A

1672-934X(2017)06-0088-07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6.015

2017-10-15

廖太燕(1981-),男,江西上犹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