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荣,李艳飞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偏激言辞:五四思潮的论战策略

张可荣,李艳飞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五四思潮中的偏激言辞反映了极为复杂的时代情形,交织着极为复杂的思想情感,长期引起人们议论甚至误解。联系五四时期的历史背景和五四思想家们的基本主张分析,这些偏激言辞是他们在文明转型、救亡图存与民主革命时代采取的思想斗争与文化论战策略,是一种“有意的偏激”,是特定时期思想文化斗争难以避免的现象。偏激不是五四思潮的主流,更非五四思想家们的一贯主张。在和平年代,要警惕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断章取义与借题发挥。

五四思潮;偏激言辞;救亡图存;文明转型;斗争策略

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与革命斗争的历史大背景下,在寻找救亡之道和革命武器的过程中,中国思想文化界异常激烈的思想交锋,不时催生出针对本民族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偏激言辞。譬如五四思潮中,寻找出路的中国人在热烈欢迎西学和新学、“德先生”和“赛先生”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态度,其中一些批判言辞表达极端,用情勇猛,姿态决绝,长期引起人们议论。这些偏激言辞在五四思想家如鲁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林语堂等人的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早在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就用“吃人”二字抨击封建历史的黑暗,后来又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席”[1]。1922年,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回忆自己早年生活及父亲治病经历时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2]。在谈及读书时,他甚至提出,中国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3]。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同样以言辞激烈著称。1923年7月,陈独秀在《前锋》杂志上发表《寸铁·国学》,明确反对自己的同行研究国学、整理国故:“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我们只须赶快制造香水要紧,可是胡适之、曹聚仁这几位先生,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并不特别神奇,而且出力寻找时自身多少恐要染点臭气”[4]。陈独秀的话与年近六旬的吴稚晖要把“国学”“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的论调,不知道是谁受了谁的影响?[5]

五四时期的胡适,曾因“全盘西化”论而受到质疑。在鲁迅先生著作里被称为“金心异”的钱玄同,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中的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其激进的姿态和偏激的个性尤为突出。他称京剧为“百兽率舞”;他骂骈体文是“选学妖孽”,桐城派末流是“桐城谬种”;他坚决主张废除汉字,学习世界语等。1918年,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爽爽快快”地说了一大段激进的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并“大胆宣言”:“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6]

学贯中西、被称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起之秀。当年,他竭力提倡“欧化”,对中国文化采取否定的立场,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反映在他1925年4月给钱玄同的一封信中:“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根本改造“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甚至认为再造中国将来的伟人“也惟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钱玄同与之一唱一和,在回信中予以高度评价,提笔就说:“您说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的朋友中,以前只有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讲过这样的话”[7]。

上述偏激言辞,不仅当时引人注目,议论纷纷,就是今天也往往让人不明就里,疑窦丛生,学界的分析解读也一直没有停止。有人说,救亡图存年代,人们苦思救国之道,在无法可取、无路可走时,不免“病急乱投医”;有人说,这些偏激言辞是“爱之愈深斥之愈严”“恨铁不成钢”“怒其不争”的激愤情绪发泄;还有人说,五四思想家们像欧洲启蒙思想家那样,是在借他人杯酒浇胸中块垒的“借石攻错”,以为西学新学腾挪空间,等等。这样分析,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也只能算作一种表象与情绪描述。毫无疑问,这些在苦闷与彷徨中呐喊出来的偏激言辞,反映了极为复杂的时代情形,交织着极为复杂的思想情感,似乎有点像人们“吵架”时的情景:被激怒的一方“破口大骂”,什么脏字都骂了出来。那么,是什么激怒了他们呢?回答只能是积贫积弱的国家和一盘散沙的同胞,而这同时也是他们深爱的对象。爱恨交织,其内心是非常痛苦和无可奈何的。所以,他们能够想得到的主张肯定不会不说出来,能够借鉴的方式方法也肯定不会弃之不用。至于说这些偏激言辞反映了他们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绝望,则肯定是对五四思想家们的误解。

评论一个时代的思想主张,评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观点,“在片言只语上纠缠没有多少意思”[8],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思想家们的基本主张。分析五四思潮中的偏激言辞,同样不可孤立地“在片言只语上纠缠”,而是应当联系言说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与基本思想主张,联系五四时期特定的时代主题与价值追求,联系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与历史背景,综合作出解释。

一、在文明转型与救亡图存时代采取的思想斗争与文化论战策略:“有意的偏激”

阅读研究鲁迅、陈独秀、胡适等的著作,从他们的思想主张里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这种偏激是“有意的偏激”,是文明转型与救亡图存时代采取的思想斗争、文化论战与社会改革的策略。这样的策略,可以归纳为:激将、讨价还价、矫枉过正、釜底抽薪等。

所谓激将,就是用极端言论表达对惰性和保守性因素日增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引起人们对中国社会根本性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为什么这样?鲁迅先生说,因为在当时中国,“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9]。“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10]所以,把十分话说到十二分,以此惊醒与警醒国民。1934年,胡适对“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句话进行辩解时说:“这句伤心的话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园后面柏树下对孙伏园先生说的,第二天被他记在《晨报》上,就流传至今。我说出那句话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极,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发下大弘誓来忏悔;来替祖宗忏悔,替我们自己忏悔;要发愿造新因来替代旧日种下的恶因”[11]。

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与刘半农演出的那场著名的“双簧”戏,就带有激将的味道——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新文化运动引向深入。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 《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斥责”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接着,刘半农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

所谓讨价还价或矫枉过正,这是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的明确主张与鲜明态度。1919年底,陈独秀打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12]1927年鲁迅先生也打了一个类似的比喻:“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13]1935年胡适在辩解“全盘西化”时这样写道:“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的倾向。”“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14]

所谓釜底抽薪,则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封建反动势力和复古逆流而采取的一种反击方式。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后,不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都是以孔孟儒家为幌子的,这让革新者痛恨至极。怎么反击?思想家们就来了个“以是为非”的釜底抽薪。譬如鲁迅先生曾借魏晋时代人们对于礼教的态度,曲折的表达了这种态度。1927年暑期,鲁迅在广州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学术演讲时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15]。

由上可知,五四思想家们的“偏激言辞”,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另一种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的表达形式。

二、在文明转型与救亡图存时代,思想文化斗争中的偏激似乎难以避免

文明转型时期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与“西强我弱”的极度反差,容易导致“崇洋抑中”的文化心理及其极端偏向。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强势文化的认识普遍经历了一个由拒绝、惊奇、好感到羡慕、学习、信奉的文化心理过程。与此同时,对衰落中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则普遍经历了一个从固守、怀疑到批判甚至否定的心理过程。而且西方强势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野蛮生长和中华民族的全面落后与任人宰割的现实,加重了近代中国人的这种“崇洋抑中”的文化心理。这种状况,反映在思想追求与价值取向上,就是向西方学习,向一切成功者学习,以西方“科学”“民主”的文化精神为参照或标准,废旧立新,追赶先进,把“德先生”和“赛先生”高高抬起。五四思潮中的偏激言辞,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及其追求。

文明转型时期新学西学潮流与革命潮流的猛烈激荡,容易导致文化上的“新”“旧”对立及其“形式主义”的极端偏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新学西学潮流与革命潮流的奔涌,反传统成为中国社会对待文化的基调,求新潮成为文化风尚。譬如“新”就是十分流行的字:新文化、新青年、新国民、新思潮;刊物如《新青年》《新人》《新民》《新女性》等等,“新”成为时代的共同追求。与之相对的就是“旧”,传统的东西往往成了“旧”的代名词。新的要提倡,旧的都在“废除”之列。自清末“废除科举”以来,人们不断将“废除”的目光投向自己的传统文化,将学习与借鉴的方向投向走在前面的西方和西方文化,便产生了一场又一场“废除”的运动。毛泽东在论及五四时期这种走极端的形式主义偏向时说:“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16]

文明转型时期全面批判传统的文化态度适应了救亡图存与民主革命的需要,但其“冲决罗网”的决心内含了某种激进或偏激。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对待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以批判为主的继承”阶段,现如今正在迈向全面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五四时期正是以批判为主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时期,这种文化态度,服务和服从于时代中心任务,无可厚非。寻路的人们和革命者,设若没有冲决罗网、勇往直前的意志、气概和精神,何以能够为救亡图存与革命斗争开辟道路?因此,革命年代,在思想激荡与文化论战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偏激,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文明转型与历史转折时期,出现某种程度的文化偏激似乎是难以避免的普遍现象。在世界历史向近代转换之际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文化界也出现过类似于中国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情形。18世纪的欧洲,许多思想家以他们营造的“中国热”为大背景,以中华文化为参照对象,“借他人杯酒浇胸中块垒,用之为攻击教会神权、批判现行制度、发泄对本国文化与现实不满的利器”[17]。他们的许多言论同样也不可谓不极端、偏激。以我们熟悉的法国思想界巨子伏尔泰和卢梭为例:伏尔泰(1694-1778)对中国文化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之相反,他抨击天主教会的言辞则尖刻到了极点,说“基督教无疑是最可笑的、最荒谬的和最残酷的”,天主教是“一切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卢梭(1712-1778)对基督教和封建王权的批判同样极为猛烈:基督教是欧洲封建农奴社会的帮凶,基督徒是没有思考能力的奴才,等等。

三、偏激不是五四思潮的主流,更非五四思想家们的一贯思想

纵观整个五四思潮,偏激毕竟不是主流,更非五四思想家们的一贯思想或系统性主张,只因格外“刺眼”而长期受到议论。在他们留存于世的浩瀚文字中,特别极端的言论其实就那么几句几段或几篇,人们所熟知的哪些偏激言辞,大多也是一些只言片语:有的是私底下聊天说的,有的是书信中表露的,有的则类似于戏言,表达得随性,呐喊得自由,体现了五四思想家们率真与自然的品格,这种品格与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个性解放是一致的。譬如,胡适在1921年为《吴虞文录》作序时,称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由此才出现了“打倒孔家店”这句口号。胡适的这一说法,就像给吴虞画了一个文学形象,我们也不必过于当真。

五四思想家们的“破”与“立”是统一的。他们“废除中医”“废除京剧”“废除汉字”,目的是要传播新的西医,引进中国没有的西方话剧,给文学革命和白话文开辟发展道路。他们猛烈批判中国文化,当然是为了向“德先生”和“赛先生”学习,寻找救亡图存之道。他们在破旧立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等方面都有过巨大贡献,他们猛烈批判的对象恰恰是他们终身思考与研究的领域。胡适在研究中华文化、引进西方思想方面,具有许多开创之功,这是举世公认的。钱玄同终生研究语言文字学,成就卓著。鲁迅先生揭露国民劣根性不可谓不深刻辛辣,但要知道,这是他对中华文化下足了研究功夫之后的别样呐喊,说“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的林语堂,后来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态度更多的则是褒扬。

五四思想家们的偏激,决不能说是他们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绝望。他们复兴民族的愿望十分强烈,他们的文化自信有着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鲁迅先生就是典型。1925年,他在《这个与那个》一文中这样写道:“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18]。后来,鲁迅先生更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为题,鲜明地表达了民族自信的态度:“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污蔑”。“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9]1936年3月,鲁迅先生还用如下文字热情颂扬日益觉醒的中华民族,表达民族复兴的理想:“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20]。

四、在和平与建设年代,必须警惕文化虚无主义的借题发挥

五四思想家们的偏激也决不能跟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联系在一起。五四以来,暗流涌动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时常打着他们的幌子,借他们之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行文化虚无之实,搞自我矮化和自毁长城。进入新世纪后,还有人借助媒体斥责中医是“伪科学”,放言要继续“废除中医”等等。对此,学者王小东在《天命所归是大国》中把诸如此类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21]。许多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也感到不可思议: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个民族总有一部分人汲汲于自我矮化,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

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有政治企图的自我矮化主义。近代以来,伴随着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化的世界影响以及西方话语霸权,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开始在积弱积贫的近代中国滋生涌动,至今仍然时隐时现。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折射出来的就是民族自卑,就是崇洋媚外,后果就是自己乱自己。与此相应的是,西方强势文化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捆住了中华文化的手脚,仍然不同程度地控制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在文明衰落、出路难寻的时代,自身文化的惰性力凸显,人们自然更多地看到其“劣根性”的一面;在救亡图存与革命斗争时代,新学西学潮流与革命潮流不可避免地汇成了以批判为主甚至全面批判的文化取向;在文明转型的时代任务降临之际,寻找民族复兴之路的人们,有太多的理由把眼光投向外部世界,这样的取向虽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历史的合理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必须警惕的是,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年代,在民族崛起和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一些人以批判文化之名行随意奚落、肆意践踏民族传统文化之实,故意大讲特讲民族文化的“劣根性”而不讲其“优根性”,把一条活的流动的文化长河看成一潭止水甚至一潭死水,把一颗根深叶茂的参天文化大树当作一棵“病树”甚至一堆枯枝败叶,这就很不正常了,就只能滑进历史虚无、文化虚无的深渊。如此态度,何谈文化传承?哪来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告诫我们:“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22]

[1]鲁迅.灯下漫笔[A]//鲁迅.坟[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26.

[2]鲁迅.呐喊·自序[A]//鲁迅.鲁迅小说全编[C].南宁:漓江出版社,1995:2.

[3]鲁迅.青年必读书[A]//鲁迅.华盖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0.

[4]陈独秀.寸铁·国学[A]//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C].北京:三联书店,1984.

[5]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346.

[6]钱玄同.钱玄同文集(1)[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66-167.

[7]钱玄同.钱玄同文集(2)[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0-163.

[8]袁伟时.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A]//谢泳.胡适还是鲁迅[C].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93.

[9]鲁迅.无声的中国[A]//鲁迅.三闲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

[10]鲁迅.娜拉走后怎样[A]//鲁迅.坟[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69.

[11]胡适.信心与反省[J].独立评论,1934-06-03(第103号).

[12]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A]//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C].北京:三联书店,1984:444.

[13]鲁迅.无声的中国[A]//鲁迅.三闲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

[14]胡适.编辑后记[A]//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中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8:445-446.

[15]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A]//鲁迅.而已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16.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2.

[17]马宝珠.解析16至18世纪欧洲的“中国观”[N].光明日报,2006-12-26.

[18]鲁迅.这个与那个[A]//鲁迅.华盖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51.

[19]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A]//鲁迅.鲁迅杂文卷上[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469-470.

[20]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81.

[21]王小东.天命所归是大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Radical Words:The Debate Strategy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ZHANG Ke-rong,LI Yan-fei
(School of Marxism,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4,China)

The radical words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reflect the complexion of the age as well as the people's thoughts and feelings.Those words have been talked about for a long time and even generated misunderstanding.By combin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May 4th period with the basic ideas of the thinkers at that time,it is certain that these radical words which formed during the period of 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nation salvation and democratic revolution were their strategy used in ideological struggle and cultural debate.They were intended radical words,which have been used to fight against other foreign ideological thoughts.These well-designed radical words,which were also unavoidable,were the particular phenomenon happening in the specific period when the struggle of culture and ideology was strong and fierce at that time.Radical thought was neither the mainstream of the May 4th Movement,nor the main idea that May 4th thinkers always advocated.In peaceful time,we must be clearly aware of the interpreting on fragmentary contexts and the subject use to elaborate one's own idea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s nihilism.

the ideological trend in the May 4th Movement;radical words;nation salvation;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struggle strategy

D61

A

1672-934X(2017)06-0050-06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6.009

2017-10-14

张可荣(1962-),男,湖南澧县人,教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与思想教育研究;李艳飞(1994-),女,河南平顶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