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宏

(福建中医药大学 思政部，福建 福州 350000)

近二十年社会转型与信任研究综述

黄金宏

(福建中医药大学 思政部，福建 福州 350000)

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在信任研究上有了重大的突破，不仅提出了本土化信任概念，且采用了新的统计学方法，发现了新问题。翟学伟提出了关系信任概念，认为中国人是依靠关系网而获得资源和信任的。胡安宁、陈福平等则采用新的统计学方法，如结构方程模型、AMOS数据分析，使数据分析走向精细化。邹宇春、敖丹等则在研究中发现了新问题，如中国信任格局仍然是差序格局，政府信任呈现央强地弱的趋势，市场机制不利于普遍信任的形成，社会组织内部依然是关系信任等。所有这一切，均拓展了信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社会转型；信任；综述

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在有关社会转型与信任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学者们不仅提出了本土化信任概念，且对中国人的信任格局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学者们普遍认为，信任的本质不在保证而在质疑。[1]有学者认为，不能用西方的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来区分中国人的信任观，中国人的信任格局是差序格局，而亲缘则成为中国人信任的保证。[2]在学者们看来，这一差序格局，最终造就了中国人非常灵活的关系信任。本文即由此出发，拟多角度梳理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有关信任研究的相关成果。

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对信任的 影响

在考察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化对人们当下信任度的影响时，学者们既探讨了不同地区之间人们信任度的差异，亦探讨了不同群体间、不同背景下人们信任度的相关差异。

在考察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们之间信任度的差异时，敖丹、邹宇春、高翔等学者通过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城镇居民之间普遍信任度的相关数据后发现，公共资源与普遍信任度有显著相关，公共资源越多的地区，普遍信任度越高，即东部地区人们之间的信任度高于中部、西部；与此同时，个体资源对普遍信任度也存在积极影响，因为个体资源会影响个人对他者的判断力以及对抗风险的能力，进而影响普遍信任度。在公共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个人的经济能力、教育水平对普遍信任度的影响，要高于个人关系网对普遍信任度的影响，而在公共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这一情形则刚好与此相反。[3]为比较城市与农村人们之间的信任度，张云武在分析乡镇(莲花乡)、县城(凤城)、副省级城市(厦门)、省级城市(福州)、直辖市(上海)居民不同信任类型的相关数据后发现，在总信任度上，农村高于城市，在亲人信任度上，农村高于城市(县城、副省级城市、省级城市)，在工作信任度上，城市(省级城市)高于农村。[4]不过该文章预先排除了一个假设：规模越大的地区，社会流动性越强，社会结构越复杂，人际信任度越低。在对社会流动群体——农民工群体的相关考察中，翟学伟提出了强信任和弱信任概念。翟学伟认为，强信任是义务性信任(亲人信任)、熟悉程度高的信任、群体内由重复信息而获得的信任，而弱信任则是基于大众传媒、劳动力市场、职业介绍所及契约合同等建立起来的信任。[5]中国农民工外出打工所获致的相关信息，主要建立在强信任基础之上。这导致大批同质性群体会流动到同一地区或同一企业中，造就了中国都市里以亲属和乡村为单位的劳动大军，以及由此而来的一个个漂浮的城中村。

关于市场化对人们信任度的影响，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市场化使人员流动频繁，由此而形成的开放型组织，有助于提高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但陈福平则认为，市场与人们的信任度之间存在内在矛盾，在市场化进程中，剥削和机会累积的存在，扩大了社会不平等趋势，并使这一趋势在教育和代际中进一步固定下来，而处于市场弱势地位的群体，例如下岗职工群体、农民工群体，为了增强其在竞争中的实力，往往会建构一个以其亲属朋友为核心的更为封闭狭窄的社会网络，这既不利于其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亦不利于普遍信任的建立。[6]

胡安宁、周怡在考察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私有部门(私营企业、跨国公司)员工和国家计划分配制度下的公共部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员工之间的一般信任度后，以政治参与水平和相对剥夺感为中介，采用倾向值匹配法，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与私有部门中的个体相较，公共部门中的个体呈现出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因为公共部门中的个体更有机会接触到各类政治活动、政治组织，故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活动参与度；此外，公共部门中的个体能更多地享受住房补贴、医疗服务、岗位津贴等，较少受到市场转型的冲击，生活和工作环境更为稳定，因此，相较私有部门中的个体而言，其无疑有着较低的相对剥夺感。[7]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制度信任。制度信任是对各项法律、规章制度的信任，也包括对执行这些规章制度的组织和个人的信任。对此，房莉杰探讨了从宏观到微观、心理到行为的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房莉杰认为，这一形成过程可具体分解为四个步骤：第一步，制度环境(价值观、社会结构、政体、规范)通过社会内化于个人，使社会成员形成稳定的信任倾向，积累信任经验；第二步，面对一项具体的制度，受众会根据制度内容权衡其收益，并据此判断制度是好还是不好；第三步，受众会根据其之前积累的信任经验，来判断实施制度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的守信概率，进而推断制度能否被很好地遵从；第四步，受众由此形成具体的信任态度，并最终做出遵从或不遵从制度规定的行为。[8]房莉杰认为，制度环境是形成制度信任的最终决定因素，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变化，受众的信任态度和行为也处于变化之中。[8]赵德玉则从博弈论视角考察了产生制度信任的路径。他认为，信任是人们对交易关系中利益相关方可以采取的合作性策略行为的一种期望，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制度信任形成的关键，则在于一系列触发机制的不断强化。[9]比如说，在农村医疗保险中，交易关系的三方分别是地方政府、合作医疗的服务机构、农民。在三者之间复杂的博弈过程中，信任触发机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地方政府的说服与政治动员，合作医疗服务机构的提高补偿程度，信息公开，效率承诺，加大资助特殊群体等。正是这些触发机制的正向反馈，才使农民逐步相信农村合作医疗服务机构，相信他们的承诺是可信任和期待的，制度信任因此才真正形成。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西方信任理论认为，建立社会组织，是提高普遍信任度的重要途径。美国哈弗大学教授帕特南指出，公民参与会增加博弈的重复性和各种博弈之间的联系性，并促进有关个人品行信息的流通，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越多，他们之间的互信就越大，其合作也就更加容易。日裔美籍学者福山认为，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如同业公会、俱乐部、慈善机构、教会、民间教育组织等，能够培养非血缘群体间的信任度和合作能力。在福山看来，正是因为缺少社会中间组织，故中国属于低信任度国家。中国学者对社会组织与信任的关系，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程度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结论。胡荣、李静雅认为，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有很大的影响，但对特殊信任则没有影响。胡安宁则认为，社会参与能够提高对参与活动的个体的信任，但这只是特殊信任建构的多样化，并不是普遍信任。[10]陈福平则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探讨了社会组织关系信任、普遍信任之间的路径问题，并得出如下结论：社会组织信任的建立和运行，同样依靠地缘、血缘、业缘、学缘等关系，依然是关系信任，无助于普遍信任的提高。[6]

二、政府职能转变与信任

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资料全盘公有，政府是社会财富的总拥有者，社会生产的总投资人，是一个权威性、全能型政府。过渡到市场经济时代以后，政府职能重心从全能型转变为掌舵人。在经济领域，政府主要负责制定经济规则和宏观调控，而将大量具体的工作承包给私营企业和民间非盈利性机构，因此，大量的私企开始出现，住房、医疗、教育也逐步走向市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广泛地考察了政府职能转变与信任之间的关系。

高学德、翟学伟认为，政府信任呈现差序格局，即央强地弱，人们信任度最高的是中央政府，其次是省级政府和地市政府，最低的则是县区政府和乡镇政府(街道办)；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度要低于农村居民；工业化和市场化冲击，及其所带来的民主观念和政治生活的改变，削弱了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城市居民对各级政府的不信任比例以10%的幅度递增，而农村居民的增幅比例则仅为5%。[11]

高学德、翟学伟、后梦婷以制度变量(公民对政府各重要职能或制度建设的满意度，包括食品监督、抗震救灾、义务教育、慈善事业、司法制度、户籍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等)，以及文化变量(权威主义倾向、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人际信任等)为自变量，以政府信任为因变量，对影响政府信任的机制进行相关数据分析后发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与政府绩效满意度、权威主义倾向、人际信任度，成正相关关系，即人们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越高，权威主义倾向越强，人际信任度越高，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便越高；采用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12]马德勇认为，在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权威主义对政治信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一个有着专制或权威主义统治历史的国家里，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不仅基于政府的表现，更基于人们对权威的崇拜和依赖；而随着现代化、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持有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的人群将会逐步减少，其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也会相应减弱，因此，人们对政治信任的下降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对现代政府而言，有效预防控制腐败现象，提升政府绩效，扩大公民参与度以及行政的公开透明，都将是提升政治信任的有效手段。[13]

三、文化、教育及人口学变量对信任的 影响

文化对信任影响深远。从某种角度上说，信任就是一种道德文化。福山在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指出，信任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是人们从一个规矩、诚实、合作、互惠行为组成的社区或群体中，生发出来的价值规范。换言之，信任是社会伦理习惯、道德规范的产物。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根基于农业文明的强调血缘、地缘的儒家文化，不利于人们之间普遍信任的建立。胡安宁、周怡认为，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取决于儒家文化中某些特定的纬度，当人们更多地重视儒家文化中强调差序格局的实践和主张时，儒家文化和一般信任之间存在负相关；但人们一旦将儒家文化看成一种身份认同时，便会因为共享同一种价值观念而成为一个共同体，此时人们如果认同儒家文化，就会表现出对他人的高度信任。[14]翟学伟则不认同胡安宁、周怡的观点。在翟学伟看来，认为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有负效应，这其实是拿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来检验西方学者所构建的信任理论框架。翟学伟认为，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二分法，即以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来考察中国人的信任，因为中国人的信任是一种关系信任，其边界是灵活的，在中国社会，真正影响到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的，是虚实相间的家庭生活，而非儒家思想本身，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对民众产生影响，恰在于其借助了家庭这一中间环节。[15]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宗教，对人们之间的信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阮荣平、王兵认为，信仰宗教者的普遍信任要高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宗教信仰对亲人信任有负面影响，对熟人信任无显著影响，对陌生人信任有显著影响；宗教对信任的影响，主要是凭借信仰效应而非组织效应，而信仰效应的实质，则是通过宗教教义塑造出一种文化认同，继而藉此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最终对人们之间的信任产生影响。[16]

此外，学者们还考察了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社会阶层等人口学变量对信任的影响。胡安宁在《一盘散沙？年龄、时代和群体对改革开放时期(1990-2007)中国人普遍信任影响》一文中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普遍信任度会得到相应的提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普遍信任度则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具体而言，2007年中国人的普遍信任度低于2001年、1990年中国人的普遍信任度；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群体，其普遍信任水平要低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群体，其原因可能在于其受到了“文革”等历史事件的影响。高学德、翟学伟认为，社会阶层认同是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阶层认同感越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则越高；而受教育水平和收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则是负向的，即受教育水平和收入越高的人，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11]黄健、邓燕华认为，由于高等教育重视道德规范的培养，健全人格的塑造，强化了人们对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认同，因此，高等教育促进了社会信任的形成；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相较，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体，能够获得较好的职位、收入和社会地位，在社会交往中，有较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因而更有可能信任陌生人。[17]通过比较中英两国的高等教育，黄健、邓燕华发现，中国高等教育是以提高个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来影响社会信任的，而英国高等教育则是通过强化个人对价值规范与制度安排的认同而对社会信任产生作用的。[17]

综上所述，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有关信任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具体体现在如下层面。其一，提出了本土化的信任概念即关系信任概念。关系信任是以自己为中心形成的关系圈，其边界是灵活的，可以改变的。关系信任是中国人获得相关资源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二，采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如在数据统计上，胡安宁采用了倾向值匹配法与嵌套模型法，陈福平则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AMOS数据分析法，以对相关数据进行精确的统计分析。据笔者统计，在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文章中，有70%的文章全篇或部分采用了数据分析法。由此可见，实证研究已成为当下社会研究的主流，并正在走向精细化。其三，发现了新的问题。在借助数据分析时，研究者发现了在以往经验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如市场化不利于弱势群体建立普遍信任，政治效能感、相对剥夺感是影响普遍信任的因素，中国当前社会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依然是关系信任，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有关信任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如对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的关联没有探讨。由此而言，在中国当下背景下，如何实现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共存和转化，将是此后信任研究需要大力关注的新领域。

[1]翟学伟.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J].社会，2014(1).

[2]杨宜英.“自己人”：信任构建过程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2).

[3]敖丹，邹宇春，高翔.城镇居民普遍信任的区域间及区域间差异分析——基于资源因素论视角[J].社会，2013(6).

[4]张云武.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J].社会学研究，2009(4).

[5]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J].社会学研究，2003(1).

[6]陈福平.市场社会中社会参与的路径问题：关系信任还是普遍信任[J].社会，2012(2).

[7]胡安宁，周怡.一般信任模式的跨部门差异及其中介机制——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研究[J].社会，2013(4).

[8]房莉杰.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9(2).

[9]赵德余.制度与信任形成的微观机制——兼评房莉杰《制度信任的形成过程》[J].社会，2010(6).

[10]胡安宁.社会参与、信任类型与精神健康：基于CGSS2005的考察[J].社会科学，2014(4).

[11]高学德，翟学伟.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J].社会学研究，2013(2).

[12]后梦婷，翟学伟.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基于五城市的抽样调查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4(1).

[13]马德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5).

[14]胡安宁，周怡.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面效应——一项基于2007年中国居民调查数据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2013(2).

[15]翟学伟.也谈儒家文化与信任的关系——与《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面效应》一文的商榷[J].社会科学，2013(6).

[16]阮荣平，王兵.差序格局下的宗教信仰和信任：基于中国十城市的经验数据[J].社会，2011(4).

[17]黄健，邓燕华.高等教育与社会信任：基于中英调查数据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11).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A Survey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rust in Recent Twenty Years

HuangJinhong

(DepartmentofPoliticalScience,FujianUniversity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Fuzhou350000)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domestic scholars have made a great breakthrough in the study of trust,not only put forward the localization of trust concept,but also adopt new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to find the new problems.Zhai Xuewei professor put forward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rust——Guanxi trust.He believe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rely on the Guanxi network to obtain resources and trust.Hu An’ning,Chen Fu scholars adopt a new statistical methods,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AMOS data analysis.Detailed data analysis can improve the trust study.Zou Yuchun,Ao Dan scholars found new problems,such as China trust pattern is still sequential patterns;Government trust present central strong and local weak;Market mechanism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on trust.Social organization is still Guanxi trust.These new problems exp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rust study.

social transformation;trust;summarize

2016-10-24

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思政专项)(JASI14996)

黄金宏(1979-)，女，福建福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C912.3

A

1673-1395 (2017)01-01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