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权力·回归<br/>——《好女人的爱情》中的日常生活批判

异化·权力·回归
——《好女人的爱情》中的日常生活批判

2017-03-22宋晓芳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1期

关键词：伦斯门罗异化

宋晓芳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异化·权力·回归
——《好女人的爱情》中的日常生活批判

宋晓芳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艾丽丝·门罗的短篇故事《好女人的爱情》讲述了瓦利镇上验光师魏伦斯令人生疑的死亡,着重呈现了小镇居民的日常生活。主要人物尹内德、魏伦斯等的生活危机各有其深层次的异化权力根源，其中，尹内德面对小镇僵化的性别传统和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无法建构自身身份；零度交流和资本主义消费异化致使魏伦斯的家庭名存实亡；另外，自然化作为一抹亮色，为消解异化、解放日常生活提供了可能性。门罗通过对日常生活精妙的呈现，探讨了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提出人融入、复归自然是消除现代社会全面异化的一剂良方。

艾丽丝·门罗；好女人的爱情；日常生活批判；异化；权力

加拿大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以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灵活的叙事手法而著称，被瑞典文学院称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而她最擅长聚焦平凡的生活小事，细致呈现人物经历的社会情境，挖掘人物微妙的心理和思想变化，并与其对人类本质的深刻理解糅合在一起。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门罗就在作品中孜孜不倦地探索着西南安大略小镇上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创造出了一个‘门罗国度’。她将日常生活呈现得如此奇妙，仿佛带有一种魔力”[1](P15)。《好女人的爱情》出版于1998年，为门罗第九部短篇小说集，门罗凭此斩获了加拿大文学大奖吉勒奖以及全美书评人协会奖。门罗研究专家罗伯特·撒克称《好女人的爱情》为“门罗作品的中心文本”，与她之前曾写的故事有遥相呼应之感[2]。此故事正如《纽约客》杂志的推荐词所说，充满“谋杀、秘密、罗曼司”[3]，主要写了小镇验光师魏伦斯令人生疑的死亡。在层层揭露该事件的过程中，门罗展现了瓦利镇上人们日常生活中诸如照顾病人、夫妻相处、抚育孩子等琐事，而探讨的却是个人身份建构、家庭关系处理和人与自然相处等有关人类生存境况的深刻主题。

总体来看，学界对《好女人的爱情》的研究成果呈逐年递增趋势。国外大约有十几篇期刊文章，主要探讨《好女人的爱情》中的叙事复杂性、哥特圣经故事原型及道德思考。如约翰·格拉克《封闭还是开放：艾丽丝·门罗的〈好女人的爱情〉》主要探讨了篇末结尾处的叙事开放状态，认为门罗有一种拒绝封闭的写作倾向[2]；朱迪斯·麦克康姆斯则著文研究了其与格林童话中《费切尔的怪鸟》、《强盗新郎》以及《简·爱》等作品的互文关系[4]。艾米莉亚·迪法科则切入尹内德的护理行为中产生的矛盾心理，指出护理者的权力使被护理者沦为被物化的“他者”[5]。此外，还有一些专著中有零星鉴赏性的文章，例如布拉德·胡珀在《艾丽丝·门罗小说鉴赏》第九章“前进的一步”(AStepUpward)中对小说集进行了评鉴，指出《好女人的爱情》中门罗实现了对人类复杂心理及两性关系走向中立的探索[6]。

国内研究该故事的文章主要关注其独特的叙事结构、道德伦理思考。黄真真聚焦时序倒错等叙事策略，以此揭示门罗的含混道德写作[7]；周学文则思考门罗作品中的全知视角，解读女主人公尹内德的形象[8]。相对而言，国内独立研究《好女人的爱情》的文章不多，对其的研究不及门罗于2009年获得布克奖的《逃离》，因此，《好女人的爱情》仍存在很大的研究空白和阐释空间。另外，长期以来，国内外门罗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叙事手法和女性主义，鲜有学者对门罗的社会批评视角给予综合性考察。《好女人的爱情》故事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时值加拿大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故事中人物的生存境况与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遭遇全面异化，人面临着主体性的异化和分裂，对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可以寻求其中潜藏的解放因素，从而使人摆脱异化。本文采用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结合加拿大历史社会背景，着重剖析故事中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考察自然消解异化的潜能，综合探讨门罗的社会批判视角。

一、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尹内德艰难的自我身份构建

尹内德是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37岁的单身家庭护士，她在鲁佩特家中护理生命垂危的奎因夫人。尹内德对曾是高中同学的鲁佩特产生了朦胧的爱意，她像母亲一样悉心照顾着两个孩子，但对脾气阴郁古怪的奎因夫人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尹内德一直热心地做好事，经常无偿地护理穷困病人，积德行善，她是人们口中的“善良天使”(Angel of Mercy)。尽管她在护理过程中一直无私奉献，尹内德却对奎因夫人失去了同情心。

因其前后不一致的行为，尹内德这个形象便有了内涵丰富的解读，已有多个学者提出了疑问：尹内德究竟是不是好女人？其中，凯瑟琳·夏尔德里克·罗斯在文章中写到，“尹内德期待病人死去那天的行为也是可供负面解读的一面”[9]，从而引发我们对尹内德内心邪恶一面的思考；麦克康姆斯则提出尹内德实则与奎因夫人之间存在“性竞争”，尹内德的生活也存在着堕落，最后她抛弃病人，让其孤独死去[4]；国内门罗研究学者周怡在专著中主张用“相对主义伦理观”来解读故事，认为尹内德对是否告发鲁佩特的暧昧态度，体现了门罗叙述中有意为之的含混性[10]；周学文认为，“尹内德的态度与她的职业道德要求大不相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8]。笔者更倾向于周怡的观点，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观念并不符合人性的本质，好女人也有坏的一面。尹内德虽然处处行好事、做好人，但是在面对刻薄、恶毒的奎因夫人时，内心的坏也被激发出来，内心处于矛盾的煎熬中。从故事可见，尹内德是公认的好女人，却并未得到好女人该得到的甜蜜爱情和幸福家庭。这个“善良天使”挣扎于精神困顿之中，无法建构自身身份，而这归结于小镇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如填充物一般，黏合、汇聚了一切活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和方式体现出来”[11](P97)。尹内德的日常生活，无不受到其自身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的影响，而她的生存困境，究其实质，是她与自我关系异化的结果，具体的压迫权力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小镇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规定僵化传统，导致了尹内德职业理想的破灭。在瓦利镇，女性一般在家相夫教子，外出活动的基本上都是男性，女性忙于家务活动，被束缚在日常生活琐事之中。西斯的妈妈在镇上的百货商店工作，男孩子认为她在镇上的公共场所抛头露面是古怪的事情[12](P24)。尹内德的爸爸不允许她做护理工作，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护理工作会让女孩子变得粗俗。社会风气和家庭期待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塑形了尹内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她不敢逾矩。尹内德上学时学业和组织能力都很优秀，她有自己的追求和野心，想做女传教士，想做护理员，并为结婚后的女同学失去自信的模样感到难过。而她遵从父愿，从护理学校退学后，同样被困在了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她给篱笆涂上油漆……学会烤东西，学会打桥牌”[12](P39)，失去了建构自己独立身份的机会。博肯斯坦指出，“《好女人的爱情》中存在的首要冲突是，女性反抗家庭和家庭生活的限制”[13](P219)，尹内德正是陷入了压迫女性的日常生活的桎梏中，失去了追求职业理想的机会，在限制中心智异化，遭遇身份危机。

其次，社会分工对工作的精细划分，导致了尹内德情感的理性化。艾秀梅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行业越来越专门化的过程。”[14]二战之后，美苏两国开始冷战，加拿大接受美元投资，经济进入空前繁荣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实现充分就业，社会生产分工现象明显。然而，“领域的过度分化与自律是会造成人性分裂的”[14]，职业作为一个专业化的领域，在分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人的理性化、职业化，人在专业化领域内易被自己的职业行为所控制，从而丧失了对人鲜活本性的观照。尹内德遵循父愿，从护士学校退学。在护理的过程中，奎因夫人对尹内德带有敌意，她尖酸刻薄，极尽恶毒嘲讽之能事。出于护士的责任感，尹内德一直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异化是人和自己创造物的关系的一种错乱和颠倒，人不能驾驭自己的创造物，并为自己的创造物所控制、驾驭。”[15](P122)在这里，护理这个职业行为作为尹内德自身的创造行为，反而控制了她的生活，使其情感理性化。从事护理职业必须具有同情心并愿意无私奉献，这些也是尹内德从业的初衷，她遵从职业行为准则，表现出了应有的耐心和温柔，却掩盖不住内心的欲望和厌恶，“她讨厌这具身体，讨厌它所有病痛的迹象”[12](P36)。职业准则要求与尹内德内心真实的诉求发生冲突，从而导致了她痛苦的内心体验，主体呈现出异化分裂的状态。

事实上，自此，尹内德打破了自律的好女人形象，意识到了内心真实的情感诉求。在笔者看来，对内心声音的勘测和确认，不失为尹内德身份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对人性本质的了解和承认。尹内德正是在护理奎因夫人之后心智成熟起来，内心的觉醒自此开始，她认识到了自己的异化状态，获得了人性的解放，开始追寻现实的幸福。门罗的小说向来主题广泛，在故事中不仅涉及女性人物自身身份构建问题，而且也对家庭关系的疏离淡化等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魏伦斯先生疏离的家庭关系

家庭婚姻问题也是门罗在作品中关注的焦点之一，故事一开始就讲述了吉米、西斯、巴德三个男孩的家庭，其后情节的推进也围绕着鲁佩特、尹内德、魏伦斯等人的家庭日常生活细节展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日常生活自然也成为反映社会境况的一面镜子。瓦利镇上各家各户在日常生活中演绎的最细枝末节的家庭故事，不啻是现代社会人际疏离的动人写照。对于魏伦斯先生(Mr.Willens)这个人物，仔细探讨其形象的并不多。朱迪斯·麦克康姆斯曾将其与《格林童话》中邪恶的蓝胡子形象进行类比，并认为魏伦斯夫妇的婚姻是无孕贫瘠的[4]。魏伦斯先生是瓦利镇上的验光师，经营着自己的一家诊所，生活富足殷实，他的婚姻和家庭却处于有名无实的窘境。魏伦斯先生与其他女性暧昧调情，夫妻之间缺乏交流、貌合神离，这是典型的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异化的表现。

首先，消费异化引发魏伦斯先生的消费心理膨胀，他企图占有女性，获得满足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加拿大全面实现国家现代化”，同时，“终于全面实行了福利国家制度”[16](P308)，人民的幸福感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增强。瓦利镇道路通达，街区规划整齐，酒吧、市政厅、电影院等公共设施齐全，是一个现代化县城。“那阵子，星期六仍是个重要的日子。村民们纷纷进城。广场周围和小巷边停了不少汽车……纷纷奔向电影场。”[12](P23)瓦利镇上的居民已经有了周末休闲，他们消费着汽车、电影服务，享受着物质的丰裕。列斐伏尔认为，在丰裕的现代社会，存在“欲望的畸形膨胀”现象，导致了充斥于日常生活的躁动感，而且，人们在“满足对物的占有欲时，异化就成为与消费并存的现象”[17]。魏伦斯先生是腐化的中产阶级的典型，他在物质消费中欲望日益畸形、膨胀，靠占有各种高档的物质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魏伦斯先生消费名牌车，开着全县城独一无二的奥斯汀牌英国车；消费高档服饰，死前身穿毛皮料子精致上衣，戴着帽子，衣冠楚楚；同时还消费着舒适的居住环境，“住在市区一座宽敞的泥灰平房，有灰粉色外墙和棕色的门窗框”[12](P20)。然而，消费、占有物品并不能使其满足，他变本加厉，竭力占有、享受女色。魏伦斯先生与年轻的女士调情，比如他赠与尹内德玫瑰和巧克力，对其大献殷勤；并利用验光师职务之便，趁奎因夫人的丈夫不在，对其意图不轨。“其实她从没允许他做什么，但他一有机会总要揩一把油。”[12](P57)魏伦斯先生身处现代社会的消费浪潮中，“在享受消费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的同时，沦为消费的奴隶”[15](P137)。他迷失了自我，处于一种被引导、被控制的地位，被消费牵引而内心躁动不安，饕餮无度，最终道德沦丧。

其次，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零度交流状态，导致魏伦斯夫妇之间失去沟通。瓦利镇上的居民生活在二战之后消费繁荣的现代社会，这一时期，“加拿大最重要的发展是各种活动、兴趣和社会准则难以置信地不断向美国接近”[18](P462)，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电冰箱等电器，小轿车、电视广播也都繁荣起来，人们有了更多的休闲方式，人们的日常生活由于科技带来的便利而变得充实。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欲望的膨胀，魏伦斯沉迷于消费和调情，与妻子的关系也折射出现代人零度交流、人际疏离的问题。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日常言说属于“语言的零度”现象，零度即一种中断交流和关系的透明性，一切事情似乎是可交流的，这是因为一切事情似乎既是理性的，也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东西可用来交流。[19](P184)魏伦斯夫妇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关心对方的行踪，不了解对方在做什么，夫妻关系生疏冷漠。这也是现代社会一部分人情感生活的真实写照，人处于拥挤的人群中，却深感孤独，在交流符号无比丰富的情况下，却无法真正进行交流。魏伦斯先生出事后，其妻子似乎毫无察觉，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当警察拜访时，魏伦斯夫人说明了缘由，“他有时候会耽搁一阵，要么是去拜访什么人，要么是车子坏了”[12](P28)。由此可见，对于妻子来说，魏伦斯先生夜不归宿是常见的事情。这种零度交流使得魏伦斯夫妇之间的关系陷入隔绝、异化，而魏伦斯也渐渐显露出其不忠的无耻行径。

魏伦斯家庭的破裂和其道德腐败令人唏嘘，这与现代社会中消费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零度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门罗的故事往往挟裹着她对生活表象背后鲜为人知的秘密的探查和思考，在貌似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她关注着个人和家庭遭遇异化的困境，并通过呈现人物与自然的互动，探讨了一个可能的救赎异化的良方。

三、人在自然中的回归：顿悟与新生

门罗故事中的很多人物活动与自然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女孩与女人们的生活》中的女主人公黛尔，她对残忍捕杀及虐杀动物的行为持强烈谴责的态度[20]，还有《弗莱茨路》中淳朴、善良的贝尼叔叔，他喜欢小动物，是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物形象。人物在自然中的所思所想对故事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体现了门罗对现代生活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而在充满异化特征的现代生活中，自然化作为一抹启迪人类生存的亮色，为解放日常生活创造了可能性。

首先，自然启迪尹内德思想顿悟并进行“诗创实践”。列斐伏尔提出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元哲学，即一种日常生活诗创批评实践理论，以此作为抵抗异化的解救之法。“诗创实践”强调的是人的本质体验和创造，是指自我的现实化，例如，改变生活的决定，“简言之，创造新的境况[21](P391)”。文中的自然生灵，如母牛和小飞虫，都给尹内德带来了心灵的宽慰和精神启迪。一方面，小说中多次提到“母牛”这一自然象征之物。“它们在夜间放牧，她能听到它们咀嚼、冲撞的声音……她想，这些母牛，它们日子过得不赖。”[12](P50)尹内德从奎因夫人那里得知魏伦斯先生之死的“真相”后，因不知该不该告发她喜爱的鲁佩特而内心备受煎熬，她坐在草地上，与母牛共同呼吸清晨的空气，在观察母牛与草地的过程中，获得了抚慰和启迪。尹内德在思想活动中将动物拟人化，体现了她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状态。另一方面，尹内德在河边看到小飞虫聚集飞行时，做出了最后的抉择。尹内德为从鲁佩特口中探知真相，引导鲁佩特进入她设想的河中划船圈套。在此，尹内德勇于尝试，实施了自己的救赎计划——“诗创实践”，见证了自己的创造性回归。在河边等候鲁佩特去找船桨时，她对小飞虫的生命轨迹产生了疑问，“它们怎么做到这个的？它们为何选择聚在这里，而不是那里？”[12](P75)尹内德正经历着门罗笔下的顿悟，即门罗所称的“奇怪的光明时刻”，联想到小时候妈妈对爸爸出轨事件的处理方式，获得了如何继续生活的启示。这一时刻如同乔伊斯的顿悟一般，“是一线光明，提供一个在行为或心理上引发积极反应的启示”[22]。虽然门罗给读者留下了一个谜，但从尹内德的内心活动可以推测，她会做出让世界变得更有利于人们生存的决定，正如她妈妈那样。而这也将成为尹内德挣脱与自我关系异化的枷锁，真正收获幸福的决定。

其次，魏伦斯先生死后回归河水之中，是水荡涤罪恶、重生生命的隐喻。在主题为“这里的一切都是可触及而且神秘的”访谈中，门罗回忆了她早年生活中威汉姆镇上的梅特兰河，“如圣经注定般”，每年春天河水都会泛滥[23]，这正是故事“板儿角”中出现的佩瑞格林河。水中溺死的意象在门罗作品中多次出现，《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主人公的母亲将克雷格叔叔的死亡解释为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这寄寓了门罗的生命伦理观：生命或死亡的联系如此紧密，甚至可以相互转化”[20]。魏伦斯先生在河水中被三个男孩发现时，门罗的描写不带任何情感色彩，冷静而自然，“那手非常白……指甲像些洁净的小脸，灵巧地发出日常的问候，泰然自若”[12](P7)。魏伦斯溺死在佩瑞格林河的命运呈现在读者面前，他的死亡虽然令人惋惜，但是他的躯体重归于自然之中。秉承门罗所持有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态观，魏伦斯之死可以解读为其新生的开始。因为死亡消除了他的精神空虚，解除了魏伦斯夫人面对的疏离的家庭关系，毋宁说是一种消除其异化的方式。

自然环境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注入鲜活的生命能量，如列斐伏尔所言，“日常生活的力量及其连续性，植根于大地的息壤，即对身体、时间、空间、欲望的适应，即环境与家园”[19](P35)，人类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需从环境和家园中汲取力量，自然作为人类共同的家园，往往成为人获得感悟、回归内心平静的力量。小说中，人物正是在自然的抚慰中获得了启迪和顿悟并复归于自然，消除了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异化困境。因此，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共鸣，可谓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解放自己创造性的一剂良药。

四、结语

门罗在1995年的访谈中曾谈到，“我确定我的故事中确实有社会和政治的内容，至少是在最广泛意义上的。”[24]门罗对社会政治的考量，不露痕迹、不动声色地渗透在每一个精巧的故事之中。她在《好女人的爱情》中对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妙的呈现，并对现代社会人们经历的精神困顿、人际疏离给予了犀利而沉静的思考。读者阅罢静静思考，感慨最琐碎的日常生活“小中藏大”，并逐渐惊诧于门罗对这一切都领悟得极其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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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