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晓阳

一方面，德国自二战结束便谨慎地把握自己的和平承诺，避免过多地牵扯到不必要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使德国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大大强化，武器装备出口的发展仅仅是众多变化之一。未来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将是德国面临的最大未知因素。

德国武器装备出口在全球出口市场稳位居第二集团（常年位列全球第四或五位）。2017年6月，德国政府公布2016年武器装备进出口报告，全年交付额68.48亿欧元。虽相对于2015年的78.59亿欧元有所下降，但依然是近30年来的第二高值。

德国武器装备出口经常涉及两个特殊概念

“多次出口许可”

德国政府武器装备出口年度报告仅统计每年新增的“单次”（即仅向一个国家出口）类出口许可数额，并不包括“多次出口许可”的数字。一方面，“多次出口许可”适用于管控级别相对低，但需要多次出口加工的武器零配件或分系统；另一方面，“多次进出口许可”也会授予多国联合研制的技术水平高、造价昂贵的大型武器系统，但在政治上德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则必须非常紧密，且只能在直接参与的国家之间转移，比如许多有名的联合研发类装备则多属于“多次进出口”，如欧洲“台风”式战斗机、NH-90通用直升机、MEADS防空导弹系统、“爱国者”导弹升级计划、“拉姆”近防系统、“虎”式武装直升机、“拳师犬”步兵战车、“非洲小狐”装甲侦察车和APAR相控阵雷达系统等。这些武器早在研发之初便获得了“多次出口许可”，因此每年实际发生的出口不再被统计入新增的“单次出口许可”总数里。

德国之所以这样行事，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本国反战政治力量对出口的掣肘；另一方面也说明公布年度报告仅包括当年新增的武器出口，而不反映每年实际对外出口的武器装备数字。由此可以推断，德国武器装备出口的真实数字，肯定高于年度报告所公布的数字。

“战争类武器”

“战争类武器”是德国对武器装备出口的特色定义，即可直接用于战争军事行动的完整制式化作战装备，包括导弹、作战飞机、武装直升机、军舰、坦克、火炮和枪械、各类弹药等。这些装备出口可直接用于军事行动，对人员造成致命杀伤。2016年德国对外出口的“战争类武器”为25.01亿欧元（2014年和2015年分别为18.3亿和15.5亿欧元），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值。近些年德国“战争类武器”出口的交付额一直持续下降，但2016年由于德国向阿尔及利亚交付导弹护卫舰，向印尼和卡塔尔交付装甲车辆的金额较大，故导致这一数字大幅上升。

2016年“战争类武器”出口占德国当年出口贸易总额的0.21%，这一数字明显高于2015年的0.13%和其他年数字；同期对“非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战争类武器”的出口数量也在急剧增加，达到了创纪录的22.97亿欧元，远高于2014年和2015年同类装备出口的13.4亿和11.7亿欧元（2013年前年均仅有数亿欧元）。2016年也是德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战争类武器”出口的最高年份，特别是对“非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出口额。为此，德国今年的年度报告中甚至第一次删除了以往展示的“战争类武器”出口趋势图。2017年德国政府又批准了对埃及和以色列的潜艇出口许可，因此可以预测，未来几年德国的“战争类武器”交付数字仍将居高不下。

除了工业部门外，部分“战争类武器”出口是由联邦国防军的出口主导决定的。由于责任主体是德国政府，所以德国社会对公布的该数字较为敏感。当然这其中多数是德国军队对外“军事援助”的二手装备，对象国多为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几年，为支持中东地区的反恐战争，德军向约旦、伊拉克和埃及等国政府提供了大量军援支持，特别是通过伊政府向“库尔德”武装提供装备和人员培训；德国政府平均每年“战争类武器”出口比例的10%～12%都是由德国军队完成。随着2016年中东反恐战场态势的逐渐明朗，为避免受到周边国家的质疑，德军亦开始大幅压缩了军援数量，当年执行了2056万欧元，仅占此类装备出口的1%。

德国武器装备出口的国内环境因素

德国社会对武器出口大多持负面立场，且对武器出口设限较多并附加大量政治条件

德国《基本法》中明确放弃了交战权，对外出口武器，特别是“战争类武器”极易被解读成激化战争。因此，德国政府原则上不向正处于交战状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德国的武器出口管制还涉及《武器控制法》《对外贸易法和两用品管制条例》和多个修正案。特别是由于政府不直接参与贸易活动，仅由经济与能源部下属的出口管理局通过“管制产品”的资质及合同审查的方式控制武器装备出口。此外，德国还参与了全球所有的主要武器出口管制法律机制，在多边层面上大力支持有关军控的外交机构、公共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借此对一些武器出口大国给予监督、制约和政治压力。德国整个社会舆论对武器出口大多持强烈的负面态度，从而形成了政府管理武器出口的政治基调，同时也是大多民众对武器出口行为所秉持的基本态度。

德国政府不设专门的武器出口管理部门，武器出口政策透明度高，市场较规范

尽管相关生产企业有权申请武器出口，但普遍对武器出口的自律度高。政府层面涉及对武器出口具有监管责任的部门有外交部、经济部、内政部、国防部等，但多数情况下只要符合法律和惯例，各部门均不会表示异议。只有在出现“重大出口”事宜时，各部门需围绕“政治层面影响”（而非装备或合同部分）进行会商，并交由联邦安全委员会裁决。比如，2012年德国安全委员会否决了克劳斯玛菲魏格曼公司向沙特出口豹IIA7+主战坦克，合同价值高达55亿欧元的出口申请。在通常情况下，德国政府并不会主动参与武器出口的经营活动，军队也不会主动参与产品的推介活动。虽然所有企业都有权申请“武器出口许可”，但综合考虑市场、利润和可操作性后，德国经营武器出口的企业数量仍比较稳定，并未出现数量上的“大起大落”。联邦出口管理局与各武器装备出口企业建立有较好的沟通机制，甚至要求企业不可过于频繁地更换管控负责人员。

德国对可直接用于战争的“战争类武器”实行更为严格的审批态度

“战争类武器”涉及到德国国内法律对民用武器和战争武器的界定，并从法律上联系到政府批准出口该类装备背后所隐含的“战争扩散”的主观动机，通常会受到德国议会更加严厉的质询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德国对轻武器和弹药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行为也持谨慎制度。尽管这些项目在武器出口中的比例很小，但在出口报告中均占据了大量篇幅，并且需要经过特别的审查和单独统计。武器贸易公约生效以来，德国要求轻武器采购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必须接受更加严格苛刻的附加条件，如限制轻武器不会被转交给第三方；轻武器退役后必须出具销毁证明或运回出口方等。德国认为，轻武器对平民的日常威胁更大，必须严格管控。2016年德国出口的轻武器总额为4689万欧元，虽高于2015年，但仍略低于近十年的平均水平；但该年德国的轻武器弹药出口高达3.28亿欧元，却远高于以往年均数千万欧元级别。

经过观察分析后发现，德国对“欧盟、北约及其他伙伴国”，以及对“全球其他国家”武器装备出口的占比常年保持固定。可见德国政府一直在对这两类市场占比进行调控。另一方面，尽管全球发展中国家武器采购数量普遍增加，但德国并未明显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军售比例。

德国武器装备出口面临国际环境因素

北约和欧洲各国普遍要求德国承担更多的防务义务。近年来，欧盟的安全环境不佳，欧美各国希望德国提高本国军费，增加对德国和欧盟国防工业的投入，并且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联合对外军事行动。乌克兰东部内战爆发以来，东欧国家也相继重新增大陆军装备投入，大量采购德国二手装备，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陆军也已开始换装德军装备，这些都促进了德国武器装备出口。此外，近年来，德国一反常态地向中东争议地区，如埃及、约旦、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等国家和武装组织直接提供武器装备，向卡塔尔出口一揽子20亿欧元的陆军装备；对库尔德武装出口武器装备，有悖于德国此前承诺的不向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武器的出口原则。

与外界的普遍希望相左，德国社会对国防工业增强普遍持较消极态度。但2016年圣诞节期间，柏林遭遇恐怖袭击后，传统的反战政治势力却再也没有在军售议题上提出较多异议，德国国防工业发展亦继续维持了较宽松的内部政治环境。

德国的武器出口和国防工业政策多受益于欧盟的多边机制。德国国防工业高度融入欧洲各国，一方面提升了欧洲整体的军工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为战后德国国防工业的重建争取了更多支持。德国在不遗余力地经营欧洲整体国防工业的努力同时，近年来获得了巨大回报。英国脱欧后，德国在欧盟国防工业的地位客观上得到了强化。在欧盟国防工业国中，德国强调“多做少说”，往往随法、意、西等国之后才被动提出要求，极少单独主动提出发展或扩大国防工业的意图，仅在其他国表态后，通过被动强调与法国的平等的地位，从而实现为本国国防工业争取必要利益。

2016年欧盟为欧洲防务局设立50亿欧元的“防务基金”。该基金曾受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因此一直难以通过。今年欧洲防务局将为境内的国防企业提供大规模的财政支持，并且明确欧盟将继续保持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能力。德国无疑将是这一基金的最大受益国。2017年7月13日，德法两国宣布将联合研发下一代隐身战斗机，德国的航空工业将更多地参与战斗机的设计制造。通过欧盟一体化的扩大和加深，德国国防工业所获收益虽然与法国比仍有差距，但也为自己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近两年，欧盟防务一体化速度加快，各国政府同意，未来将加强在武器装备设计生产上的合作，然而在出口政策上仍存在分歧。虽然欧盟早在2008年就通过了军事设备和技术出口的共同立场，但在武器装备出口的执行上仍各行其是，缺乏协调。德国虽然一直极力推动“出口共同立场”，但也不愿意在这一问题上与以法国为首的对武器出口持积极态度的国家产生公开分歧，从而影响欧洲国防工业的一体化进程。德国的国防工业也会继续游走在国内反战力量和其他成员国的内外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