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欢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正式召开是从1942年5月2日到23日，历时近一个月的时间，召开了三次座谈会，并且其间和之前还有集体谈话、个别交谈以及通信等方式作为沟通和铺垫。在此之前，毛泽东在2月先后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两篇整风运动的演讲。在座谈会结束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文本并没有立刻发表，直至1943年10月才公开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后，不但文化界积极按照《讲话》精神开展文化运动，也为理论界确立了认识和解决文艺问题的元理论，革命理论家的文本实践基本都是在《讲话》原则的指导下联系实践对《讲话》进行再阐释。同时，中共中央立即发布政策指示，要求全党学习和执行《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政策和理论精神。不难看出，《讲话》由准备到座谈到开会直至以文本的形式发表，从时间的跨度和整个过程的复杂性的角度，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此事的重视和审慎。这一系列背景和历史细节事实上都直接参与了《讲话》文本的生成及其制度化过程。

一、《讲话》与1940年代的文化政治

1940年代，革命知識分子主动来到边区与其被纳入革命政治的政权框架的过程，很容易被解读为政治逻辑的支配作用，然而，成就历史的内在动能从来不是单向的，权力的逻辑永远不可能强大到可以征服历史，否则，革命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跋涉到革命根据地的行为就变得难以解释。

近代以降，随着中国社会传统结构及其价值体系的崩溃，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溃散分裂的状态，即使国民党政府在名义上建立了统一的国民政府，实际上也是各军阀之间相互妥协和相互利用的产物，其内在的分化和混乱从未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