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文学史的傲慢
2017-03-22李振
南方文坛 2017年2期
关键词:小说
李振
在当下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1985年被看成是新潮滚滚的一年。这一年前后,在“寻根文学”蓬勃兴起的同时,刘索拉、徐星、残雪、马原、洪峰、扎西达娃等一批青年作家集中亮相,他们的创作一方面承接着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作家现代派技法的尝试,一方面又从精神世界努力地走向现代主义。正如吴亮对他们的描述:“他们触及了新的精神层次、提供了新的经验,展示了新的叙述形式”,“一九八五年的小说创作以它的非凡实迹中断了我的理论梦想,它向我预告了一种文学的现代运动正悄悄地到来,而所有关在屋子里的理论玄想都将经受它的冲击”①。它意味着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别样的局面。然而,同样在这一年前后,三部如今已被遗忘的短篇小说及其引发的争论却提示着我们,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下,人们对“文学新潮”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却忽略非常重要的东西,甚至是中断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探讨,使变革时期主要的时代矛盾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一
面对发生于80年代农村的经济、文化变革,文学史可能会谈到何士光的《乡场上》,谈到从来直不起腰来的冯幺爸如何在土地承包和市场开放之后挺直了腰杆;也可能讲到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和武耕新的“壮骨法”;或者是贾平凹的《小月前本》《腊月·正月》,那些普通人在社会环境变换之中观念的冲突与变化。这些作品反映着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的益处,反映着改革时代的步伐,但在这整齐划一的颂歌和凯歌中,有一个疑问是应该存在的:在那个年代,社会是否存在更尖锐、更复杂、关乎历史恩怨与现实权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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