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续瑞+王婷婷

摘 要：自古抒写离愁别绪的送别诗是文人雅士间永恒的主题。由于送别诗贯穿着苏氏兄弟的一生，可以很好地折射出他们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追求。故以此角度切入分析，让我们更深入地把握两人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化特质。苏氏兄弟送别诗共同的思情特质包含着济世利民的人生价值追求、对蜀地一以贯之的思念、人生际遇凝练的隐居之思；苏轼与苏辙送别诗思情的个性化差异体现在思情表达的内容不同、思情表述方式的不同两个层面。

关键词：苏轼；苏辙；送别诗；思情异同

作者简介：闫续瑞，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王婷婷，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江苏 徐州 221116）。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7）01-0154-11

苏轼、苏辙兄弟志趣相投、兄弟情深。苏辙在《祭亡嫂王氏文》中说：“手脚之爱，平生一人。”[宋]苏辙：《栾城集全3册》，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00页。（文中所涉苏辙的诗歌皆出自此书，下文不一一注出）（《栾城后集》卷二十）认为苏轼于自己是“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在《送晁美叔发运右司年兄赴阙》也说：“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宋]苏轼：《苏轼诗集》， 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95页。（文中所涉苏轼的诗歌皆出自此书，下文不一一注出）（《苏轼诗集》卷三十五）《宋史》中也称：“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中国文史出版社编：《二十五史卷10宋史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59页。在当时文坛上乃至后世都视之为一段佳话。人们津津乐道于他们的文学成就，在研究他们时，学术界总不乏有将二人作品放在一起论证探讨之事。例如张高评的《苏轼、苏辙边塞诗之主题风格》（2001年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严宇乐的《苏辙、苏轼、苏过贬谪岭南期心态与作品研究》（复旦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等文章立足于苏轼、苏辙的不同之处，将二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进而探讨他们在诗歌、散文、辞赋等方面别具一格的特色。因为苏氏兄弟彼此唱和的诗歌尤其多，所以学界较多研究他们之间的唱和诗，例如黄莹《苏轼、苏辙兄弟唱和诗研究》（广西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赵晓星《论苏轼、苏辙唱和诗》（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然苏轼、苏辙的诗歌题材内容非常广泛，可作为互相论证的类别还有很多，笔者目前搜集到的研究资料来看，很少有人对他们的送别诗进行比较。

自古抒写离愁别绪的送别诗是文人雅士間永恒的主题。正如钟嵘所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梁]钟嵘著，曹旭笺注：《诗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8页。它既包括自己作为主体在各种离别场合所作用以送给他人的诗，也包括被动的在他人送别自己时所写的留别诗，所以严格意义上说，送别诗的范围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离别，还包括与地方景物甚至是一城一池等某种事物的离别，如苏轼的《别东武流杯》《别黄州》苏辙的《次韵刘敏殿承送春》等。至于送别诗产生的原因，目前学术界多认为是古人安土重迁的思想和古代客观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曹道衡《江淹及其作品》谈江淹《别赋》时说：“离井总是有着不得已的原因，或者是躲避什么灾难，或者是为了寻找衣食或出路。古代的交通极端不便利，长途旅行，往往穷年累月，而且由于交通工具落后，再加上封建时代的治安很少保障，旅途常常有危险。因此，在古人心目中，几百里、一千里就是极大的距离了。从自然条件来说，古人的特别重视别，也正是上述原因之故。”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8页。本文甄别和统计的送别诗只包括苏轼、苏辙与人送别的诗作，送别对象较为明确。笔者根据孔凡礼先生点校的《苏轼诗集》和曾枣庄、马德富先生点校的《栾城集》为底本，最终统计出苏轼的送别诗200多首，苏辙的送别诗120多首。由于送别诗贯穿着苏氏兄弟的一生，可以很好地折射出他们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追求。对这些送别诗进行分析，让我们更深入地把握二人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和个性化的表达方式。

一 苏氏兄弟送别诗共同的思情特质

苏轼、苏辙自小就在一起读书研学，其父苏洵亲自授学，“幼学无师，受业先君”（苏辙《祭亡兄端明文》），“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苏辙《再祭亡兄端明文》），后来又同时师从张易简、刘巨等人，家学与师承尽皆相同，二人在出蜀之前的思想与文学观是极相似的。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因此有类似之处，苏辙在《答徐州陈师仲书二首》其二中说：“辙少好为诗，与家兄子瞻所为，多少略相若也。”（《栾城集》卷22）出仕之后，他们的政治际遇又较为相近，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北宋党争激烈，二人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仕途几经波折。他们都曾经历过几度升迁贬谪，有过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其送别诗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情感，也因此有诸多共同特征。由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送别诗中蕴含的思想情感又打上了北宋特有的时代烙印。宋代士人好以哲理入诗，在诗中常发议论，在送别诗中亦是如此，常常借离别发议论，因此诗中内容往往涉及面较广，拓宽了表现领域，创作出了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送别诗。例如当时北宋与北方辽国议和，经常互派使臣出使，由此出现了很多送人使辽诗，在这些送别诗中就涉及到了两国关系和战争利弊的议论。司马光在《送二同年使北》中写道：“ 华缨下玉除，天子宠匈奴。虽复夷风陋，犹知汉使殊。夜烽沉不举，秋柝寂无虞。何必燕然勒，苍生肝脑涂。”这首诗描述了当时两国的和平局面，并用汉代窦宪勒、石燕然的典故来说明战争只是在成就他们的功业，而不顾天下黎民苍生的利益，以此来表明自己反对战争的立场。宋代受其时代风气的影响，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较之前代更为丰富细腻，诗人将送别诗与自己的人生际遇、胸怀抱负等联系起来。如与苏轼、苏辙兄弟同时代的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他们在写作送别诗时就不仅仅局限于“送别”二字，而是在此基础上将内容拓宽、情感扩展。黄庭坚送别范仲淹次子范纯粹时作《送范德儒知庆州》一诗，“盛赞其父兄之品格功绩，同时称誉范纯粹的才能，将一首送别之诗写成了对范氏父子的史赞。”蒋方编选：《黄庭坚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71页。因个人际遇的不同，陈师道在送别诗中更多的是融入对生活的个人感悟，如在《别三子》中将自己的窘困境况一一道破，“小儿襁褓间，抱负有母慈。”“全诗语短意长，于峭劲质朴中道出人间辛酸事。”金性尧选注：《宋诗三百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2页。苏氏兄弟的送别诗也与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一样，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所送之人及自身的人生境况等，使得诗歌内容更加充实，情感更显丰富细致。

（一）济世利民的人生价值追求

苏轼、苏辙送别诗中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在他们在济世利民的人生价值追求中表现出更多心系民生的人道情怀。古代文人多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以天下为己任，学而优则仕，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政治抱负。苏氏兄弟也不例外，他们少负大志，入仕前在蜀地读书之时便胸怀天下，论古今成败得失。苏轼“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怀着“奋厉有当世治”（《东坡先生墓志铭》）的胸怀抱负走向仕途。他高歌：“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对未来有着一往无前的雄心壮志；“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屈原塔》），推崇屈原不肯苟安于世、誓与楚国共存亡的殉国之志，俨然是一副舍身报国的儒者形象。苏辙亦是如此，“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读书时不为空言，经常论述兴乱的根本。（《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兄弟二人都是少年得志，一举成名，科举的顺利使他们更充满热情投身仕途。诗人以诗来抒情言志，送别的场景更容易引发他们充沛的情感，因此送别诗就成为其倾诉人生情怀的重要载体。苏轼、苏辙与黄庭坚、陈师道等人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济世利民也是他们共同的人生追求，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苏氏兄弟的送别诗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苏轼、苏辙的仕途极为崎岖坎坷，多番为下层官僚，深谙民生疾苦，在他们的送别诗中经常流露出心系民生的人道关怀。黄庭坚在他的送别诗中也表现出一些安邦治国的倾向，却稍显曲折委宛，并且这样的送别诗数量也较少。

苏氏兄弟对百姓的爱惜之情在送别亲友的诗中屡有表现。如苏轼在《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中说道：“斯民如鱼耳，见网则惊奔。”他认为与鱼虾见到捕网定会惊窜的道理一样，人民面对严刑峻法也一定会敬而远之。“刑政虽首务，念当养其源”，所以刑法虽然也很重要，但是为官者应该施以仁政，才能在源头上避免犯罪。苏轼在这首诗里以儒家仁爱之心劝诫友人心系百姓，不能一味地以暴制暴。“归来还受一大钱，好意莫违黄发叟”（《送张嘉州》），苏轼这里的“归来还受一大钱”正是用了东汉有名的贤臣被后世称为“一钱太守”刘宠的典故。刘宠任官素有仁惠之政，在做会稽太守时，剪除严苛律例，爱护百姓，禁止官吏胡作非为，政绩卓然。相传在他升职准备入京之时，山阴县有五六位老人，特意从乡下赶来给他送行，每人带了百文钱赠送他。但他不肯接受，只是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最大的收下，因此被后人称为“一钱太守”。苏轼用此典故，显然是希望张嘉州能像刘宠那样惠吏爱民，这样才能受到人民的拥戴和爱戴。当百姓遭遇天灾人祸时，苏轼能够感同身受，“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元祐八年，江浙一代发生严重水患，虽然朝廷及时进行财物上的援救，但是仍然改变不了百姓死伤无数的悲惨局面，苏轼因此为百姓们感到悲伤。他在送黄师是赴任之时不忘劝勉他以百姓為重，救民于水火之中。“一见刺史天，稍忘狱吏尊”，同时还希望黄师是能够仁政爱民，慎用刑罚。在《送张天觉得山字》一诗中说：“祝君如此草，为民已痌瘝”，意思是希望张天觉能够像那种可以治病救人的仙草一样，为黎民百姓消除忧患，减轻他们的痛苦。上述送别诗中的内容无不反映出苏轼的一份拳拳爱民之心，更体现出他积极入仕、经世济时的人生理想。

苏辙与其兄志向相同，救世利民思想不相伯仲。他在送王璋赴任时说：“北鄙事方移，饥馑连戈矛。盟好未可轻，念当事怀柔。主将今老成，勉尽良计筹。”（《送王璋长官赴真定孙和甫辟书》）北方战事连年，百姓们忍饿受冻，他希望在边疆的将士们能够筹划出计策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苏辙的心中始终不忘江山社稷和百姓疾苦，时值王安石变法，他看到了新法中种种不利于民生的弊端，如“钱荒粟帛贱如土，榷峻茶盐不成市。”（《送鲜于子俊还朝兼简范景仁》）通货膨胀带来的钱帛贬值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钱财不丰，谷仓不满使得人民饥寒交迫，在他的送别诗中都予以一一揭示。苏辙在熙宁六年任齐州掌书记，他初到齐州之时，恰逢旱灾：“谁言到官舍，旱气裂后土。”可见当时旱情严重，土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当时齐人多饥寒交迫，因此铤而走险做抢夺之事的现象很多，苏辙为此而忧心忡忡：“饥馑费囷仓，剽夺惊桴鼓。缅焉礼义邦，忧作流亡聚。” （《送排保甲陈佑甫》）即使是历来的礼仪之邦，也会因为百姓饥饿、粮仓崩溃而有流离失所之忧。从这些诗作中都可以看到苏辙心系民生，体现出强烈的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曹村帚决口，淹了四、五个县和三十万顷良田，百姓哀鸿遍野。八月二十一日，洪水到徐州城下。苏辙在《送转运判官李公恕还朝》中描述出当时洪水肆掠的严重灾情：“黄河东注竭昆仑，钜野横流入州县。民事萧条委浊流，扁舟出入随奔电。”从诗句中可以看出当时河流淹没、农田覆蔽的一派荒凉萧条的景象，苏辙对民情的担忧和此种悲惨景象的痛心发自肺腑，与百姓同甘苦、共忧患的仁爱之心令人由衷感动。此外，他在送友人赴边关戍守时说：“猛士当令守四方，中原诸将近相望。一樽度日空闲暇，千骑临边自激昂。谈笑定先降虏使，诗书仍得靖戎行。君看宿将何承矩，安用摧锋百战场。”大意是：勇猛的壮士们守护四方，在谈笑间降服敌虏，偶有闲暇饮酒自乐，胸中激荡着尽忠报国、护持江山的雄心壮志。全诗中极少见到离别愁绪，有的只是对友人赶赴边疆的羡慕和敬佩，也表露出苏辙希望为社稷立功业来实现人生价值的济世精神。即使他晚年深受佛老思想的影响，仍坚持着报效国家的信念，“老去那堪用，恩深未敢归。”（《送侄迈赴河间令》）苏氏兄弟在送别诗中都融入了关怀民生的情怀，希望干一番经世利民的功业。

（二）对蜀地一以贯之的思念

怀亲思乡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特别是送亲友赴任或还乡时思及自身更易引发诗人的思归之情，苏氏兄弟送别诗中表达怀乡情感的诗作也不在少数。他们自步入仕途，随着北宋党争愈演愈烈，一直处于四处飘泊的宦游状态，回乡次数极少。出仕之前，兄弟俩在家乡眉山读书求学，故乡的平静闲适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苏轼总结眉山地域文化特点时认为：“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之遗风，而他郡所莫及也。”（《眉山远景楼记》）转引自王新立：《论苏辙宦游生涯中的思乡情结》，《河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42页。他认为故乡的士大夫们重视文化素养和家族观念，民众遵纪守法、彼此友爱互助。这样的风尚有尧、舜、禹时代的面貌，是其他郡县所比不上的。可见眉山是个民风朴实、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在以后的宦海沉浮中他们的怀乡之情始终不泯。“再者蜀地有着独特的乡土之恋的文化背景，西蜀士子从唐五代以来，就有不愿出仕的传统。”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第88页。范镇《东齐记事》卷四云：“初，蜀人虽知学问，而不乐仕宦”。苏洵《族谱后录》下篇亦云：“自唐之衰，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以避五代之乱，及其后僭伪之国相继亡灭，圣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于天下。”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第88页。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苏氏兄弟自然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情谊，在以后的诗作中时常流露出对其眷念不舍之情。

苏轼、苏辙二人对蜀地的思念贯穿于整个为官生涯，并且也将这份深情融入其送别诗中。嘉祐八年（1063年），刚踏入仕途的苏轼在送别同乡赵荐时就萌发故园之思，他在《送虢令赵荐》诗中说：“嗟我去国久，得君如得归。”“赵荐是四川人，和苏轼是同乡，因此诗人慨叹看到赵荐感觉亲切无比，再听到熟悉的乡音，就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付少华：《苏轼送别诗研究》，南宁：广西大学文学院，2015年，第25页。在他送别赵荐时难免会由同乡而想到故乡，从而引发诗人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思乡之情。元祐七年（1092年），官员朱京入蜀，苏轼所作的《送运判朱朝奉入蜀》：“蔼蔼青城云，娟娟峨眉月。随我西北来，照我光不灭。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岷峨天一方，云月在我侧。谓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梦寻西南路，默数长短亭。似闻嘉陵江，跳波吹锦屏。送君无一物，清江饮君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马下。不用惊走藏，使者我友生。听讼如家人，细说为汝评。若逢山中友，问我归何日。为话腰脚轻，犹堪踏泉石。”蜀地是苏轼的故乡，送朱京入蜀，不可避免的勾起他的怀乡情思。全诗展现作者对家乡蜀地思念的内容占了大半篇幅，字里行间中思乡怀亲的感情表现的尤为明显。首句就使用了“青城山”和“峨眉月”这些只有家乡才有的意象，作者虽然作为游子久未归乡，但是在他内心深处，故乡的山水仍然常伴自己左右，与己随行，表现出对生养之地深深的眷恋之情。“月”意象自古以来就是思乡的象征，这里所特指的“峨眉月”更将这种情思发挥到极致。在苏轼的心中故乡的“白云”和“明月”虽然与自己相隔甚远，彼此天各一方，但当他游离“尘土”中时却一直在自己身侧。诗人的心中从未有一刻忘记过那里的山水，甚至是午夜梦回回到故土，见到家乡的父老和熟悉的景物。因为苏氏兄弟自从熙宁元年（1068年）离蜀后再也未能还乡，每当看到友人归乡，由人推己，其故园之思就表现得特别强烈。如苏辙：“思亲道路宁论远，入蜀山河渐觉非。我有旧庐江水上，因君聊复梦魂飞。”（《送韩抵严户曹得替省亲成都》）思念亲人的道路是如此漫长，多年未归，现在蜀地的山河都已物是人非，因送友人归乡希望能借此途径使魂魄归乡探望。又如《送陈安期都官出城马上》：“归意已随行客去，流年惊见柳条新。”友人的离去也带走了自己的归乡之情，看到柳枝都已抽新，才惊觉已经一别经年。

思乡之情自始至终都萦绕在兄弟俩的心头。苏轼在元祐二年（1087）所作《送杨孟容》：“何以待我归，寒醅发春缸”，友人问“我”何时回乡，大概要等到冬天釀造的酒到春天而成的时候吧！忍不住发出很久才能回到家乡的感叹。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送钱塘人李友谅去襄阳赴任，他想起了自己曾两次旅居、前后大约五载的杭州：“居杭积五岁”，认为自己应该是个杭州人：“自意本杭人”。苏轼自其母逝世服丧后便没有再回故里，有感于故园已经无家，发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的感慨，打算与西湖为邻置办良田居舍干脆就做个杭州人，这里诗人用反衬的手法写出思念家乡但却无家可归的伤感情怀。无独有偶，元佑年间，苏辙还朝中央，官员往来增多，其中有入蜀为官者，苏辙在与其送别时更表达了自己渴望归蜀之心。如《送戴朝议归蜀中》说：“岷山招我早归来，剑阁横空未易归。”他希望能够早日还乡，奈何回乡不易。“欲归长恐归不得，归去相欢定谁是。低徊有似羊触藩，眷念仅同鸡择米。”（《送鲜于子俊还朝兼简范景仁》）这里苏辙用“羝羊触藩”（出自《周易·大壮》：“羝羊触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的典故来表达自己进退两难，想早日返乡，但却无法做到的痛苦心理，徘徊时进退维谷，但对故乡又像鸡择米般眷恋不舍。元祐年间，北宋党政愈演愈烈，朝堂之上风云莫测，此时的新旧党派已经不再就政见不同而产生分歧，而是演变成迫害和排除异己的无原则斗争。苏辙身处风云变幻的朝堂之上，几度升迁贬谪，常有忧谗畏讥之感，因此更加怀念故乡的宁静美好。对苏辙而言，步入官场之前在家乡求学的那段安稳美好的岁月是他心中的净土，与之后的宦海沉浮相比，家乡的宁静时光难能可贵，忧思难忘。给友人送行时更触动苏辙的思乡情肠，表现的极为惆怅：“别离多忧患，梦觉非因缘。惟余归耕计，粗有山下田。”（《送杨孟容朝奉西归》）在别离之时多感忧愁，友人即将归去，但自己的归途之日仍然遥遥无期，苏辙心中有着对家乡无限向往的情思，但他身处官场又无法潇洒离去，因此总是充满着“未易归”的矛盾。

思乡归不得的两难心理让苏氏兄弟对家乡的一人、一草、一物都寄予了无尽的情思。苏轼《送贾讷倅眉二首·其二》：“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他想起父亲墓前自己亲手所栽的松林，流露对亡父的思念；“父老得书知我在，小轩临水为君开”，家乡的父老如果得知“我”在，应该会在临水的小轩里等候“我”的归来。想起父老乡亲，进而归乡之情溢于言表。最后一句“苍髯白甲待归来”更是点明思乡的主题，希望将来能够告老还乡。苏辙在《送鲜于子俊还朝兼简范景仁》说：“犹有城西范蜀公，买地城东种桃李。花絮飞扬酒满壶，谈笑从容诗百纸。”他想起在家乡时的旧事，犹记得家住城西的范蜀公，却在城东买地种植桃李林，大概当时很多人感到疑惑，引为一时笑谈，在时隔多年的此时提及想起，当时的记忆却充满着无限美好，藏在记忆深处的旧事引发为思乡的契机。还有家乡花絮飞扬满天，与亲友同窗把酒言欢，在谈笑间作诗百篇的欢笑场景，都引发诗人的无限向往，想起当时的旧识、旧事更加深了苏辙怀乡的情思，对家乡的事物始终难忘。“入仕后的苏辙仕途失意，屡遭贬谪常令他产生无家可归的羁旅漂泊之感，为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在内心深处总会涌起对家乡美好生活的追忆。”潘玉洁：《浅论苏辙送别诗中的情感世界》，《西江月》2010年第1期，第72页。他希望能通过这些美好生活的追忆来一解思乡之愁。“我生犹及见大门，弟兄中外十七人……东西隔绝不敢恨，死生相失长悲辛”，想起在家乡蜀地时族群庞大，兄弟众多足有十七人的繁盛场景，但如今却东西相隔天各一方，无论生死都未再相见，这样何其悲戚；苏辙将自己比作孤雁被风吹离群落，一个人流落在天之一垠，在外期间孤寂悲凉，在饮水啄食间哀伤思亲：“噔噔呜雁略云汉，风吹散落天一垠。归来勉强整毛羽，饮水啄粒伤离群”。（《程八信孺表弟剖符单父相遇颖川归乡待阙作长句赠别》） 全诗弥漫着沉重的孤寂之感和浓厚的思亲之情，诗人时刻盼望着能够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

苏轼、苏辙自熙宁元年（1068年）离蜀后再也未能还乡，此后宦海沉浮，总是会有无所归依的漂泊孤独之感。虽然他们一生中在蜀地的时日并不长，但是在家乡的岁月却是平静安稳的，与日后的官场复杂、仕途坎坷形成鮮明的对比，更促成了兄弟二人浓浓的思乡情结。“归念长依落日边，壶浆今见逆新官……明年我欲修桑梓，为赏庭前荔子丹。”（《送贾讷朝奉通判眉州》）苏辙送贾讷通判眉州，而眉州是他的故乡，首句“归念”二字就直接显露出作者思乡念归的感情。最后一句“为赏庭前荔子丹”作者注云：“眉州倅厅旧有荔支二株，甚大。”苏辙离乡多年，却仍然记得家乡官员办公处的庭前原有甚大的两棵荔枝树，可见他虽然身不在家乡，但心中却惦念着那里的一草一木。“明年我欲修桑梓，为赏庭前荔子丹”，说明他想要像贾讷一样回到家乡眉州做官，去欣赏自己记忆之中在倅厅庭前的两株荔枝树结成的果子成熟。再者，如前所述，蜀地本就有不入仕的文化习俗，人们安土重迁，特别到了中老年怀旧思乡之情就更为浓厚，这让多年在外四处飘荡的兄弟二人更加渴望能够落叶归根。然而他们心中儒家经世济时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使处于风云变幻的政治漩涡中亦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所以产生了思乡不得归的复杂情绪，由此思念蜀地就更为情切。正如葛立方所言： “苏东坡兄弟，以仕宦久，不得归蜀，怀归之心屡见于篇咏……则二苏未尝一日不怀归也。”[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86页。

（三）人生际遇凝练的隐居之思

苏氏兄弟一生的际遇相似，都是年少成名，本以为能够一举得志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进入仕途之后便频频遇到挫折，苏轼因与变法人员政见不同屡遭贬谪，更被网罗罪名被冤入狱。神宗逝世后高宗即位，苏轼有过短暂的升迁，但好景不长，高宗亲政后遭到了比之前更严重的打击报复，官途更为艰险，贬谪之地环境越来越差，最后竟被贬至当时烟瘴之地的海南。他的一生宦海浮沉、几度大起大落。苏辙的官途也与其兄相似，他与苏轼一同中进士，但是因在嘉佑六年（1061年）制科考试中直言仁宗皇帝政治得失，成绩不尽如人意，只位列第四等。自此多年闭门避祸，韬光养晦，直到31岁（1069年）才开始正式出仕，任命他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但他的观点和王安石变法的主张并不一致，并且看到了变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弊端，因此对新法提出异议，并自请调离京师外出做官。自此苏辙便卷入了由变法为中心的政治漩涡中，他的宦海生涯也随之起起伏伏。苏辙幕沉下僚多年，仕途失意，生活困苦“褰裳避泥涂，十载守憔悴”（《送交代刘莘老》）政治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他对仕途已经不那么看重，甚至是后悔做官，已经有归去的念头：“不才似我真当去，零落衡茅隔雍岐”（《次韵毛君将归》）即使后来哲宗亲政，苏辙急速升迁，但后来仍遭贬谪。兄弟二人的政治际遇都并不风顺，因此他们的思想虽然仍以儒家积极入世精神为主，但在经历了人生几番大起大落之后，却无可避免的吸取了佛老思想以修身养性。挂冠归去的情绪在他们的诗歌中时有显露，隐居情思在其送别诗中亦得以展现。

苏轼的归隐之思直接表现为他对陶渊明隐居田园的羡慕和推崇，比如“大梁相逢又东去，但道何日辞樊笼。”（《王颐赴建州钱监求诗及草书》）这里的“樊笼”让人不由联想起渊明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表现出他想要效仿陶渊明的愿望。如“渊明赋归去，谈笑便解官。我今何为者，索身良独难！”（《送曹辅赴闽漕》）这首送别诗前一句提及陶渊明挂冠离去的典故颇有艳羡之意，后一句思及自身，想要如渊明般独善其身很艰难，苏轼羡慕其在谈笑间解官归去的潇洒姿态，辞官归隐的心思溢于言表。“误出挂世网，举动俗所惊。归田虽未果，已觉去就轻。”（《送吕行甫司口悴河阳》） 这首诗中将世间之事物看做“世网”，与五柳先生的“樊笼”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桎梏自身的渔网，希望能够挣脱这“世网”归田去，虽然归田终未果，但即使想象也觉得自身轻松不少，相信只要能够归去就能抛却烦恼，轻快度日。“归来趁别陶弘景，看挂衣冠神武口。”（《再送二首·其二》） 这里的陶弘景乃是南朝著名的隐居名士，自号华阳隐居。苏轼在这里提及陶就是有与之相较的意愿，希望自己也能向陶弘景一样做个隐居之人。《次韵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阀，兼寄子由》中：“白发归心凭说与，古来谁似两疏贤”一句既是对子由的殷殷叮嘱，又是表明自己想要归去隐居的心态。类似这些表明苏轼想要挂冠归去的隐居心态的诗句在其送别诗中还有很多，例如“我欲归休君未可，茂先方议劚龙泉。”（《台头寺送宋希元》）“别时酒盏照好花，知我归期渐有涯。”（《次韵送徐大正》）等，这些诗作中的“归”“别”“误入”“去”等字眼无不表露出作者对仕途失去信心，希望能够“归田”的强烈愿望。

苏轼兄弟从少年时期开始，除了研读主要的儒家经典书籍之外，就已经接触道佛、道两家的著作，开始接受这两家的思想。后来在仕途艰难，人生不畅期间经常与僧道交往，研读两家经典，加深对佛、道的研究。苏轼与僧道广泛交往是在其通判杭州之时，当时的苏轼看到新法的弊端，因在朝中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得不到重用，满腔的抱负无法得到施展，政治上可谓非常失意。他在与僧道交往的过程中，对他们自由潇洒的生活方式心生羡慕，也受到道家清静无为、知足常乐的思想，因此增加其隐居世外的信念。《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诗中苏轼有感于张山人不远千里游赏钱塘的逍遥自在，发出：“何日五湖从范蠡，种鱼万尾橘千头？”的慨叹，范蠡乃是早期的道家学者，在功成名就之时急流勇退，不恋权势，做一名隐居山人；再者相传范蠡在退居江湖之后，曾携西施同泛西湖。无论是哪一种寓意，苏轼在这里都表明自己想象范蠡一样过无拘束缚的隐居生活。还有“我亦化身东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余将赴文登，过广陵，而择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诗为别》）一句直接写出自己想要归隐山林的愿望。佛道的思想在苏轼的身上体现的非常突出，其产生隐居心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在纷繁复杂的政治之中修身养性的结果。苏轼的一些有归隐之意的送别诗中也有提及佛道相关人、事，例如上文提及的陶弘景，他不只是一位隐居名士，更是道教茅山派的代表人物，并且受到当时南朝崇尚佛教大环境的影响，自愿受戒，佛道兼修。可见，苏轼受到佛道思想影响至深。

苏辙无论是所受教育还是政治际遇都与其兄相似，当他陷入人生低谷之时认为官位是“桎梏之害”，产生了“归伏田里”的心态，无可避免的会有避世隐居之心。他除了在少年时期接触佛道经典，在任陈州教授开始，又注意研究道家的養生之术，对佛教的研究亦很精深。在贬官筠州时期，就已经与僧道广泛交往。这是因为筠州此地自东晋道士许逊与其徒散居于此以其术救民以来，道士就相对较多。佛教亦是如此，唐朝时期禅宗六代祖师慧能以佛法教化岭南，其再传弟子有“江西马祖”之称的马道一在江西弘扬禅宗教义，这里的以禅名精舍者多达二十四处。因此筠州自来是佛道流传很广的地方，古刹道观、僧道众多。在如此佛道气息浓郁的筠州，苏辙耳濡目染对佛道研究日益加深，他的思想也深受其影响。在送别诗中多有体现避世隐居的心态，如在《送琳老还大明山》中开篇就说：“身老与世疏，但有世外缘”，借由佛家思想来表明自己年岁已大，世间之俗事已渐渐与他无关，但是却有世外之缘来表现与官场的疏离，期望能够归隐得到内心的安宁。在《送家定国朝奉西归》一诗中更是直接写隐居之事：“老去发垂素，隐居山更青。” 《送陈安期都官出城马上》中：“一顷稻田三亩竹，故园何负不收身。”一句展望辞官归隐之后的故园生活，此处有稻田翠竹，隐居在此怡然自乐。《送刘道原学士归南康》中：“隐居高节世所尚，挂冠早岁还州闾。纷纭世事不著耳，得失岂复分锱铢。”苏辙钦羡那些隐居的高洁之士，认为那是世人所向往崇尚的。世事纷纭繁杂不用都听在耳中，得失之间不必太过锱铢必较。诗句中挂冠归隐的愿望亦深受超然物外的佛道思想影响。

再者，苏辙与其兄一样都很推崇陶渊明，兄弟二人经常用陶诗之韵的形式来创作诗歌用以往来唱和，产生了很多次韵和陶诗，例如《次韵子瞻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等。陶公的安贫乐道思想和归隐田园的举动给苏轼兄弟带来很大的影响，苏辙在诗作中多有体现，在送别诗中亦有羡慕陶公归隐之举，例如在《次韵李曼朝散得郡西归留别二首》中道：“西行漫道亲朋喜，早赋陶翁归去诗。”明确点出陶公的归田之举，反映了苏辙内心深处的隐逸情怀。苏辙因受到陶渊明的影响，经常表现出避世隐居的意愿。《送鲜于子骏还朝兼简范景仁》中：“古人避世金马门，何必柴车返田里”一句显露出苏辙避世之心，认为如果自己有心归隐，即使身处“金马门”（汉代宫门名，学士待诏处。后来也指翰林院，寓意功成名就）也能够如身处静室，不必非得归入田中，所谓“大隐隐于朝”便是如此。仕途不如意，又深受超脱物外的归隐思想的影响，苏辙便将精神寄托在读书做学问上，无意于功名利禄，准备隐居著书立言。在《送任师中通判黄州》中说：“老去功名无意取，身闲诗笔更能专。”他年岁见老，已经无意于争名夺利，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写诗著说，反而更能够不为外物所扰，专心致志研究学问。事实上也正如诗中所写，苏辙晚年隐居颖昌闭门著述，完成了《春秋集解》《古史》《诗集传》等多部经学著作，学术成就颇高，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二 苏轼与苏辙送别诗思情的个性化差异

（一）思情表达的内容不同

苏氏兄弟的送别诗中有很多相似的题材，从内容上看都属于同一类型。如送人朝奉诗、送人赴任诗、送人谪迁诗等。这些诗内容相似，所表现的情感却不尽相同。例如同是送人朝奉诗，苏轼的《送运判朱朝奉入蜀》：“蔼蔼青城云，娟娟峨眉月”“我游江湖上，明月湿我衣”“岷峨天一方，云月在我侧。”诗中多用广阔的意象，用“云月”“江湖”等来表现诗人阔大的情怀和思乡之情，直到后几句才提到作者的送别之情，如“送君无一物，清江饮君马”。这首诗描述的是与友人依依惜别的同时对家乡眉州的眷恋之情，以及希望早日相逢的期盼。但是，苏辙同类型的送别诗中旷达的意象较少，情感也更为丰富细腻，比苏轼更接“地气”。例如《送杨孟容朝奉西归》一诗中有离愁别绪的慨叹：“别离多忧患，梦觉非因缘。”送走友人之后感觉非常的惆怅；又有对故乡的思念，“父老携壶浆，稚子迎道边”，想象回乡之后的情景；更将送友人奉使这件事与自己的实际情形联系起来，“三十始去家，四十初南迁”，从而生发出更多的幽叹和人生情怀。同样是送友赴任的诗歌，苏轼更多的是注重意象的壮大，胸怀的开阔，但在诗中表现出的离别之情就没有苏辙丰富，后者多将人生际遇与离愁别绪联系在一起，使诗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更具有层次性。

再者，苏轼的送别诗中所表达的情怀与其弟相比多了份人生如寄的空漠之感。王水照先生在《苏轼研究》一书中说：“苏轼的人生苦难意识与虚幻意识，则更带有独创性，并由此形成他人生道路上的另一条基线。”王水照：《苏轼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5页。可见这种人生无常的幻灭感是苏轼情感世界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吾生如寄耳”的思想在他的送别诗中时有表露。如在《送柳子玉赴灵仙》（熙宁七年）因仕途的不如意就感慨：“世事方艰便猛回，此也未老己先灰。”这时候他已感觉到人生的无常和对前途的迷惘；《送杜介归扬州》（元丰二年）：“再入都门万事空，闲看清洛漾东风。当年帷幄几人在，回首觚棱一梦中。”杜介罢官回乡，诗人相送，又发出这类万事皆空的人生感触；《送芝上人游庐州》（元祐七年）：“吾生如寄耳，出处谁能必？”体验到了命运的偶然和无常；《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元祐八年）：“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这些诗句都表现出“人生如寄”的空漠之感。从上述年限来看，苏轼发出这些慨叹时的境遇并不都是身处逆境的，这种思想持续在他的诗歌中表露出来，只能说明虚幻之感是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王水照先生在《苏轼研究》中认为：这样的感叹虽然承袭了前人的思想，发现了人生有限和自然永恒的矛盾，但是并没有发展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其落脚点也并不是对政治和社会的退避，而是在吸取传统人生思想和个人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苦难——醒悟——超越的思路。王水照：《苏轼研究》，第77—79页。苏轼会产生这样的人生感触有佛道思想的影响，但根本原因是他自身所处环境和生活经历所致。首先是对家乡千丝万缕的思念之情促使苏轼很早就开始进行人生无常的思考，正是以这样的情绪作为起点，进而引发出更多世事虚幻的感触；其次是他一生坎坷曲折的经历，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他在这种高潮和低谷交替更迭中领悟人生的真谛，去思索生命存在的意义，从生活中实践而不是通过纯粹的理论去感悟人生，最终完成思维的超越与升华。

（二）思情表述方式的不同

《宋史·苏辙传》中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虽然，他们兄弟二人的确有很多共同之处，从小经过共同的家学教养和熏陶，也曾一起拜師求学，并将儒释道三教融会贯通于他们的精神世界，人生际遇也颇为相似，但是世间的任何事任何人都不可能“无不相同。”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苏轼兄弟在为人处世、诗文风格、文艺思想等多个方面有很多不同。且兄弟二人的性格差异甚大，苏轼是一位外向型人物，敢说敢做，爽朗豪放；苏辙却是位内向型人物，思维活跃却沉默寡言。兄弟二人的性格颇有差异，其父苏洵早在二人少时就在其《名二子说》中断言： “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刘青文编：《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19页。这里明确指出了苏轼豪放不羁、锋芒外露和苏辙执着沉稳、性情冲淡的性格特征。所谓“知子莫若父”，苏洵在这篇文章中所作的担忧和告诫在日后二人长大后时都基本应验。张方平在见过二人之后也说：“二子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曾枣庄：《苏轼图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页。诗人的性格必然会影响其诗文的表达，因此苏轼、苏辙在送别诗中表现情感的方式必然会不同，前者直率张扬，后者则较为含蓄内敛。再者，他们的学术思想也影响着送别诗情感的表达，据曾枣庄先生在《苏辙图传·自序》中所说：苏辙与苏轼相比，虽然都是融汇佛、道、儒的杂家，但是苏辙的思想更大胆、更复杂，认为三家可以合一。曾枣庄：《苏轼图传》，第1页。可见苏辙受到的佛道思想更深，且道家的清静寡欲的思想也与苏辙内敛心性相契合。苏辙的诗歌情感表达方式也必然会受到其内在思想的影响，显得较为委婉。

苏轼性情豪放，表述情感时选择的意象都是较为壮观的，如“日”“月”“海”等，笔力雄健、气势雄浑。如《送顿起》：“回头望彭城，大海浮一粟。”将彭城看做是大海中的一粟，胸襟开阔。又如《送陈睦知潭州》：“ 洞庭青草渺无际，天柱紫盖森欲动。”用“眇无际”“天柱”等词来营造一种场景，给读者带来心灵的震撼。诸如此类，读起来有壮阔宏伟之感。可见苏轼在送别诗中表达的精神世界更为壮大，情感也较为外放。然苏辙性情较为沉静，他表达感情时趋于内敛，遣词造句也是中规中矩。《宋史》中评价他：“论事精确，修辞简严”，“ 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中国文史出版社编：《二十五史卷10宋史下》，第1859页。苏辙惯于藏匿锋芒，具体表现在诗歌上则显得冲淡平和，清代陈讦在《宋十五家诗选·栾城诗选》中云：“栾城诗冲淡雅洁，如姑溪仙姿，有亭亭遗世之姿，非凡尘所能仿佛，与长公真堪仲柏。”他在送别诗中所表露的情感保持其诗歌的一贯风格，较为平和，极少有言辞激烈如其兄长者。时值王安石变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法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也有一些不妥之处，在变法实施过程中因用人不当而给百姓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在此就不加赘述。兄弟二人都看到了新法的弊端，尤其是实施新法的官员阳奉阴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对其不满之处在诗歌中或多或少都有流露。但是由于二人性格相异，表现不满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苏轼较为直率，他直斥那些投机钻营之辈的功利之心，在《次韵王巩留别》中说他们：“争为东阁吏，不顾北山移。”讽刺那些官员只知迎合变法以期升官发财，却不顾有些措施会动摇国之根本。还有《次韵子由送蒋夔赴代州学官》中说：“功利争先变法初。”对变法和相关人员的批评较为激进，言语之间毫不留情。苏辙也是反对新法的，但是与其兄相比就显得温和多了，他在诗歌中很少直接谴责变法官员，总是从侧面表现出来，诗中多关注民生疾苦。《送鲜于子俊还朝兼简范景仁》：“钱荒粟帛贱如土，榷峻茶盐不成市。”在诗中描述了新法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使得百姓忍饥挨饿、流离失所；茶盐无法正常交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与苏轼直接激烈讥讽执行变法官员为钻营之辈相比，苏辙表示对新法不满的方式就比较含蓄委婉，前者的直率与后者的婉转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 结语

由于苏轼、苏辙在家学师承、仕宦经历、人生际遇等方面的相似，致使他们送别诗所流露出来的情感颇有相同之处。长期担任地方官职、仕途多艰的共同经历使他们对黎民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均具有儒家济世利民、心系民生的人道主义情怀。另外，古代士人出仕任官都是长期身处外地，苏轼、苏辙兄弟更是几十年未还乡，在他们长期的宦游生涯中无可避免会对家乡蜀地产生难以忘怀的眷念之情，对那里的父老乡亲、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寄予了无限的深情，这份情感愈到晚年愈为浓烈。 两人长期仕途的失意以及深受佛道思想影响，因而也时常流露出避世隐居之情思，仰慕陶渊明谈笑间解官归去的潇洒，借以表现与官场的疏离，在超然脱俗中寻得内心的宁静。然而，送别诗“……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尤其是创作之主体在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审美取向上各有不同。”骆婧：《文化生态视角下的闽南文学》，《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00页。因为性格、学术、思想等方面的差异，两人送别诗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内容也不尽相同。苏轼多了份人生空漠之感，苏辙有些诗篇情感具有层次性、更显细腻。在情感表达方式上，苏轼直率而张扬，苏辙含蓄而内敛。所以，研究兄弟二人的诗歌不能简单地认为“相若也”。浓厚蜀地地域与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出仕后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精髓的吸收，苏氏兄弟的送别诗皆见其人格精神的升华之象，表露出两人与众不同的思想情感与个性特征，各有其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