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郝亚洲

我们如今正处在又一个历史的断裂期，该回归的还没有完全回归，该远离的尚存魅影。

画风一转

进入工业大生产时代之后，修道院很快就把社会经济中心的地位让渡给了公司，它们依然作为精神中心而存在。公司是理性的代表，信仰被简单化为感性的代表。作为矛盾体的管理之精神被粗暴地肢解，管理更多地被看作技能，精神成分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随着福特用流水线改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战争促进了规模化生产，管理起到的作用似乎就只是多快好省地不断为市场提供同一种产品。列宁对泰勒制和电气化的推崇，使得苏联工业化大幅度进步，成为其最大受惠者。

不同于技能观点，泰勒把管理作为一门科学，他率先把时间带入工厂，用秒表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然而，就像管理史学家斯图尔特·克雷纳对泰勒的评价，他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是无序的。他曾经设想科学管理可以解决工厂工人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双方在效率驱动的原则能够成为把酒言欢的兄弟。事实却大相径庭。时间是企业之主，管理之精神即对于时间的崇拜。效率把人性彻底排挤出了精神的范畴。斯图尔特·克雷纳认为科学管理是基于缺乏信任，缺乏对人的才能和智力的尊重基础之上的。人和钢铁一样，都是原子化的材料。

泰勒的科学管理势必成为极权社会的最爱，无论是在纳粹德国，还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因为其对组织的理解和极权分子对组织的理解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即个人是可以被外在的精密技术操控从而被组织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