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苑婷+刘明瑶

在这个火锅一般的城市里，梦想家前赴后继，在后海和三里屯的酒吧里寻找容身之所，把吉他支在鼓楼脚下，梦想着登上更大的舞台。偶尔，梦如投石，在现实的池子里激起波澜。接下来的剧本走向？无人知晓。

2016年11月末，北京后海岸边的树掉光了叶。大冷天的晚上，行人步履匆匆，裹得臃肿。鼓楼脚下，刚过围墙转角，蓦然出现一个弹吉他的小哥，站在狭窄的人行道上，身前是穿梭的车流，自带音响话筒，歌声在冷冽的冬夜马路上飘。

天气再冷，一旦夜幕降临，后海就没有淡季。依旧是远远就传来喧闹，歌声人流霓虹灯光，一个没少。主场酒吧老板凯子在门口吸烟。才晚上9点，小小一间十来平方的酒吧已座无虚席，台上两名歌手抱着吉他轮流在唱，酒和饮品各桌都点上了，一时半会儿进不了新客，他便也得了空，出来透透气。他的酒吧地段不算好，也罕见地没有拉客者，在整条街的最里边，再过去，眼前的夜色便渐渐浓了。

对自己酒吧的驻唱歌手，凯子心里有谱。哪些唱得好但不够有特色，哪些够得上推荐给选秀节目编导，他凭耳朵和感觉判断。“莫西子诗就是从我这推荐过去的。”他语气听似平淡，眼神却掩饰不住几分自得。他有朋友是灿星制作公司的编导，《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等选秀节目的素人海选少不了要广罗人脉，会找凯子这样的音乐酒吧老板推荐。能走多远另说，但这些酒吧老板手上，拿着选秀舞台的敲门砖。

“如果和你私交好，你会更多考虑推荐吗？”

“当然。”凯子毫不迟疑，坦然的语气里有“人之常情”。

“你就牛X了！”

王梵瑞曾是那些酒吧里怀着梦想的一员。去年底，他出了新专辑，《万重山》。掐指一算，1998年来北京，2002年第一次签约，出道15年，这才是第五张专辑，实在算不得多。

他也老大不小了，年近不惑，粗眉间蹙起几道浅纹，总让人觉出有些苦色。还不知道新专辑反响会如何，不能说完全没期待，却更像是不敢期待。“我能做的，也就是努力配合，比如说，今天我就要配合做好这个采访，对吧。”

在江湖闯荡久了，越来越知道，天不尽遂人愿。他也曾以为自己攀到过人生的高峰，以为命运从此就要翻篇，一马平川。那是他常与人说起的故事：2009年1月，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他坐在工人体育馆的嘉宾席，前边是林夕，左边是张楚，右边是林俊杰，斜前边是成龙，哪哪是郑钧，哪哪是许巍……

他四指握拳、大拇指翘起，边说边指着身边的各个方位，眼睛乍一下放光，仿佛重新置身于那个光芒闪耀的观众席。当时的他，是被宋柯看中、签约太合麦田的创作型新人，正儿八经发了专辑《新红白蓝之红》《青春》《等候王梵瑞》，频繁被提名各种奖项。“当时我真以为自己转运了，真的，你说，我旁边都是这些人，你想那我能差么？”

现在想起来，那些星光编织成的，不过是幻梦之纱。新人出道，公司尚努力往市场推，但专辑销量、人气知名度上不去，就不得不直面赤裸现实——领奖回家，没钱吃饭。

梦一般的工体之夜过去三年，合约到期。王梵瑞灰了心，为了生计，和朋友开了家陕西面馆。面馆就在鼓楼大街，小得很，至多容得下四五张方桌，后厨和用餐区一门之隔，聊天听得清楚。王梵瑞最记得一次，两人在外面聊天：“我跟你说，你要是签了太合麦田，你就牛×了！”王梵瑞模仿，“你就牛×了”五个字，他说得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用指头敲桌子。

当时的他在后厨忙活，冷笑一声，心想，“还牛×呢，我不仅签了太合麦田，还在工体……现在？我不还是在这里给你们做面！”

酒吧

最早被引荐给宋柯时，王梵瑞在三里屯的酒吧驻唱。如今酒吧的所在恰逢装修，被一圈铁皮围住，旁家酒吧的拉客者乘虚而入：“他们家开不下去都换老板啦，来我们家吧！”

后海，驻唱歌手在酒吧内演唱

话半真半假，惟拉客之心是真的。但凡第一次去三里屯、后海酒吧街的人，多半会被这阵势唬得一愣：远远地隔了百米，就能隐隐听见嘈杂的乐声，越走近，声音便愈发在耳朵里清晰起来，然后慢慢识出时下最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旋律，也指不定跟着哼起来。等千回百转绕出胡同，终于瞅见了这一片歌舞升平之地，必是灯红酒绿，映在湖面上霓虹一片。若有同行的人，说话分贝不免就要越抬越高，直到互相大声喊话——可明明是肩挨着肩。汇入人流了，推肩搡背，走不得幾步，总有人突然窜到你身前：“进来里边听吧！免低消的！”

一条街走下来，说不清是走过一个个酒吧，还是一个个音乐秀场。落地玻璃，扬声器开到最大，把酒吧里驻唱的歌声往街上放，为的是让路过的人把里面看个清楚。驻唱乐手背后，一块五彩斑斓的大屏幕，一看便知是选秀节目，你就忍不住多想：屏幕内外的人，可正是同一人？利润的由头全在这一瞥里。

王梵瑞很久没回当年驻唱的酒吧了。刚从西安来北京那会儿，他是个不正经读书的中文系学生，和朋友组了个“穷人乐队”，各自现学乐器，热血冲头就弃学来了“摇滚乐最发达的首都”。那是1998年夏天，出了北京西站，暑气从地面蒸腾着扑面而来，四个二十来岁的摇滚青年长发披肩，由衷感慨：“真他妈热！首都就是首都，这火车站，真他妈大！”

几个人随便上了辆公交，开到终点站清华园，租了房子，月租400块。然后去附近找酒吧试唱，最后在北大西门的一家留下了，每周一次，一个半小时，分三节唱，每人每晚80块，当天结。但他不大喜欢把自己归到酒吧驻唱那类歌手里，那是“上班歌手”，和原创歌手是两个圈子：“交流不多，完全两个路子，酒吧里你唱的是别人的歌。”

酒吧驻唱，多半为的是维持生计。从小混惯了的人哪懂节制和规矩，他打了个比方：“看过王朔的《动物凶猛》吧？差不多，我们也就那感觉。”租来的小破屋里，乐队各干各的，有的写歌，有的练琴、打游戏，“乌烟瘴气，但特别美好”。驻唱的活儿也多找了几家，懒得去，乐队每周收入两三百，想着够房租了，就把明天忘在脑后，每次钱刚到手，几个人喝酒抽烟就花光。

赚不着钱，一个月后，贝斯手回家了。鼓手是第二个走的。王梵瑞和吉他手撑了一段，吉他手也撑不下去了。王梵瑞看着他们一个个回家，想的是，我可要在这儿待着，我是不会走的。只能干这个，其他什么也干不了，也都没劲。每天练一宿吉他，白天睡一会儿，日夜颠倒，但偏执劲儿上来了。

天分

在北京酒吧里安放音乐梦的，从那时到现在，从来没少过。有成功先例铺路在前，朴树、陈楚生、杨坤、羽泉、阿信、张惠妹、斯琴格日乐……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北漂逐梦者心里，成了某种说不清虚实的动力。

北漂的大后方，是无数忧心忡忡着子女前途的父母至亲。尽管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但提起表弟麦谢，魏青还是有点气不打一处来。当年，小他十岁的麦谢不顾父母反对，执意中途辍学，要来北京追求音乐梦想。按理说，魏青是最没有理由反对麦谢的，他自己也是北漂，下决心辞去家乡工作、只身来京就业，也不过就在麦谢赴京的两年前，个中心路，魏青该比长辈更清楚。

但魏青至今坚持，表弟当年的行为全然是胡闹。父母不给资金支持，麦谢自然投奔了表哥，吃住都靠魏青。“最烦的是，每天都要给他做饭！”魏青摇头不止，一脸嫌弃。表弟在酒吧找到驻唱的活儿，一晚也挣80元——对素人歌手，这价码似乎二十年没变过。魏青去听过一次，要让他评价时面露难色：“不怎样，就那样吧。”

对表弟究竟有没有音乐天赋这个问题，好几次，他不假思索地一口断定：“哪有什么天赋，他以为自己有点小天分，其实都是我们惯坏的。”他开始认真检讨。麦谢高中时写过一些歌，投稿参加当地报社举办的青年原创歌曲大赛，当时，魏青和表弟的父亲都曾动用关系帮忙引荐，觉得对学习成绩不好的麦谢来说，这至少是树立某方面自信的好事。最后麦谢确实拿奖进了前十。殊不知几年后，这竟成为麦谢执意北漂的理由，他似乎由此更加确认了自己的天分，面对酒吧老板时，也将它用作敲门砖。

现在想起来，魏青觉得那个奖项就是一切祸患的源头，“早知道当初就不该支持他。”然而后悔已晚，作为表哥，他也不忍放任麦谢流落街头，只能以劝说和反复的表态，配合麦谢父母断绝经济支持，力图把麦谢赶回老家。

所谓天赋，或许是这追梦路上最说不清道不明的魔咒。与其说是天赋本身，不如说，是对天赋的信念，冥冥中左右了许多北漂音乐人的命运。王梵瑞也爱提这个词。2001年到2002年那会儿，他收了一个学吉他的徒弟，北京人，王梵瑞就住他房子里，互相省了房租和学费。提到这个后来失去联系的徒弟，王梵瑞的语气变得微妙：“那孩子也没什么天分。”

王梵瑞

王梵瑞自认是有音乐天赋的人。“比如，有的人演戏特别好，有天赋的演员往那一站（就不一样），但他去弹琴，可能练了半年弹一首歌，有（音乐）天赋的一看，你别练了，没有情感在里面……我觉得我的天分就是喜欢音乐。特别绝望时，听一听音乐，充满斗志。”

王梵瑞确实撑了下来。他是独生子，父母虽也不同意，但妈妈舍不得儿子吃苦，过段时间就给儿子打些钱，需要乐器时也给买。二十多岁的男人还要靠父母赞助，他心里多少有些别扭，“但你做这个没有办法。在最惨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才能叫理想。”

再比如，当年那个徒弟，那便不叫什么理想、梦想：“就是觉得好玩，停留在喜欢阶段。他还一直在上班。那孩子我还带他上过第三届迷笛音乐节，2002年的夏天。前几年听说还在哪做什么……后来就失踪了，联系不上了。”

魏青的想法也终于没有落空。时间不算太久，和许许多多北漂音乐人一样，两三个月后，表弟麦谢的北漂驻唱生涯戛然而止。

火锅店

可王梵瑞也分明放弃过。2013年山东卫视《中国星力量》选秀节目上，一曲《时光谣》唱完，轮到三位评委依次按下按钮、决定是否通过的时刻，王杰、杨钰莹按下通行键，只有韦唯冷峻地说了抱歉：“詹华拿钱包装过你，你却去开面馆了。”

镜头切换到王梵瑞的脸。听闻此言的一刹那，他的表情有点僵。

詹华是当时太合麦田的首席执行官。开唱前，王梵瑞刚介绍完自己的名字，镜头转切到后台造星团队的议论：“他以前好像是太麦（太合麦田）签了吧。”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了詹华的脸，抬眼一望，表情嚴肃，看不出波澜。

未能获得全票，王梵瑞遗憾退场。如今提起这次失利，他第一反应是：“和节目安排有关吧，不是一个原创类型的节目。”最开始接到编导朋友邀请时，一听是档翻唱节目，他本就不太乐意，直到导演同意他唱原创歌曲。韦唯的话，他也没往心里去，说自己是抱着去玩、和音乐人交流的心态去的，所以也说不上自省：“她（韦唯）还是没有听懂。杨钰莹听懂了，所以她哭了。”话里有固执。

他继续回去开面馆。那可能是王梵瑞最绝望的一段时光。尽管2012年在十三月唱片公司发了《时光谣》，但专辑销量一般，他把这归咎于四处跑商演，没时间专心做宣传。再之后，解约，又成了家，收入不稳定了，便和前打击乐手金子开起面馆。不挣钱，再改成火锅店。

“最开始一无所有，你还能坚持，怎么反而这会儿，专辑也出了，也签过公司，还拿过各种奖，反而觉得看不到希望了？” “刚来，不一样，之后经历多了。”他说起那个幻梦般的工体之夜。

他自比许巍，说两人经历挺像，许巍出了两张专辑后，也很多人喜欢，但没用，还是没钱，只好和媳妇回家开服装店。“这么多年，其实大家都不好过。”2015年《中国好歌曲》的未播花絮里，陈羽凡这样安慰王梵瑞。

他的火锅店呢，一开始生意不错，圈内人也常来捧个场，郑钧、张楚、窦唯、许巍都是常客。但他不上心，一周只营业四天，周五到周末便关门歇业，和朋友一块跑演出。“你说要想正经开店的，谁会这么傻，周五、周末最赚钱的时候不开门？就是没热情嘛，还是想搞音乐。”

一条街上的商家街坊都认得他。闲时，他蹲在店门口，看着鼓楼大街的车流发呆，想事情。说是痛苦，但在火锅店的一年，反而成了他最有灵感的一年，《鼓楼先生》也出自这里：“孩子在我眼前跳/鼓楼大街的车流里/我不知道还有谁像我一样……”

但火锅店的客人，毫无疑问是越来越少了。慢慢地，后厨也达不到他要求，配料越来越不行，摆盘、切花都不细致，“还不如我自己做得好。”他觉得因此流失很多客人，就对后厨发脾气。加上新鲜劲儿消磨殆尽，店也在赔钱，2014年，他把店盘了出去，向独立音乐人取经，碰碰互联网的运气，又回老东家太合麦田，重整旗鼓。

转运

在这圈里混，真正出头的少，剩下的芸芸众生，多少会怪罪运气。“你就是败给了機遇和这个时代。”郑钧来王梵瑞火锅店喝酒，语重心长地这样安慰。但王梵瑞在这里边，已经算是有运气的一个，而更多的“麦谢”，在憧憬后失落离开，只能用“青春无悔”聊作安慰。

《中国好歌曲》第一季录制现场，导师因一名选手获得高票数激动不已。《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等选秀节目的素人海选少不了要广罗人脉，会找音乐酒吧老板推荐

王梵瑞开玩笑般回忆起，2010年前后，不知为何，圈内掀起一股改名风潮。身边的朋友都在改，大家嘻嘻哈哈地说是为了转运。王梵瑞当时还叫“王凡瑞”，觉得好玩，也跟朋友要来所谓起名专家的号码，一通电话下来，轻易决定，好，不“凡”了，改成“梵”。

他第一次以为自己要转运，是在2002年。北漂四年，他第一次签约，唐朝乐队吉他手虞阳介绍的。和虞阳认识，也是朋友介绍——来北京一两年了，从一开始的人不生地不熟，到渐渐发展出人脉。他把自己的歌录成磁带送给虞阳，不久，他的呼机上收到消息，虞阳说，挺喜欢你歌的。第二天王梵瑞就去了虞阳家，给了五千块灌录个人唱片的制作费，一做就是好几年。

后来，虞阳把他介绍给北京达人音乐公司的钟兴民，正式签下约来。从此，他每月能拿1500元的固定工资，在父母眼里，儿子的生活总算步入正轨。签约第二年遇上非典，王梵瑞捡了个大便宜，啥活儿没有，还能白拿工资。那时候工资还是给现金的，他每个月就出这么一次门，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公交车也成了专用，到公司领到钱，让人安心的重量就踏实地掂在手上。

预想中的转运并未到来。与达人音乐的合作并不愉快，对创作过多的干预、制作水平不尽如人意，这些都让他介怀。那两年他也没发专辑，只出了两首单曲，《妈妈》和《幸福》。非典结束，公司把他派到酒吧唱歌，每周两次，晚8点到晚10点，就在三里屯那条喧闹的酒吧街上。

兜兜转转，似乎又回到起点。比起初来乍到时，惟一可庆幸的是，他的身份不再漂泊，价码也从当初的素人价，涨到了每晚300元。日子过得还算轻松，驻唱休息的中途就在台下喝酒聊天，也能认识新朋友。在这里，他被引荐给宋柯。这次转运，几年后把他推至人生荣誉的巅峰，却又更快地滑下低谷。

“改名后，转运了吗？”

“没有。”他回得干脆又不屑，顿了下。我们一通大笑。他放松了点，自嘲起来，“改了名，不还开火锅店吗？”

王梵瑞找不到公司签约的那几年，独立音乐人这股新鲜力量借网络之力迅速崛起，陈粒、马頔、阿肆、程璧、赵雷……许多民谣歌手从豆瓣、虾米等网络音乐平台上火了起来。王梵瑞也动过念头，干脆自己也独立在音乐平台上发歌，还特意请教过马頔，怎么玩豆瓣。马頔很耐心地教他，如何发帖子、如何跟歌迷互动……

“我想说我也发帖、互动什么的，搞一些话题。我想不出来，我做不到啊，我没时间天天在网上聊天，我也不想瞎聊。”他眉头蹙起来，“你要不想干这个，那就别干了，那什么，难受。”

网络折腾未果，王梵瑞给自己定了性：马頔他们年纪轻，适合新媒体，自己还是适合传统的唱片发行方式。“我相信有一批人，还是在买实体唱片，包括我自己，也常去鼓楼那边买。买碟放在车里音质也是非常好的。”

焦虑自然是有的。他数次悲哀地叹气，“唱片时代要结束了。”无论音乐，还是电影、媒体，面对互联网，整个泛娱乐产业都面临秩序重建。动辄拥有百万千万级粉丝的网红、游戏主播、直播主、自媒体人等，学会借互联网自我营销传播。在一篇名为《民谣歌手崛起背后的音乐新秩序：天时、金钱与重建》的报道中，作者提到飞行者音乐公司如今签约音乐人的标准——“在自媒体上有展示能力、有一定粉丝基础和一定的作品量”，而创始人曾宇的原话是：“如果他要是零，你会发现你给他什么东西都是负分。”

对王梵瑞这样走传统路数的音乐人来说，市场形势并不乐观。这次，太合麦田看中王梵瑞这个品牌，大概是决定顺应市场的民谣热，在一个以沧桑男人为主打角色定位的歌手上赌一把。于王梵瑞，则是再一次时来运转。但从2016年12月到现在，新专辑发行近三个月了，似乎还没掀起大波澜。

数次起落后，王梵瑞当初的傲气磨去了些。“谁没想过大富大贵？但没有用，能带来什么？劳累。谁不想出名，让更多人知道？这很正常。我也希望能站更大的舞台，挣更多的钱。以前不知道管理，挥霍钱，身体也弄坏了。现在不能说全部驾驭，起码可以抵挡住一些诱惑。以前到过那样的低谷，未来不可能再差了。至于怎么往上走，我再去努力。” “其实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二线歌手。健健身，读《圣经》，看夕阳，收入够用，也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二线歌手最完美了。”他又补充，藏起野心和不甘的羽翼。

新时代与幕后掌舵人

镜头拉回到后海。依旧是夜夜笙歌，依旧是一拨又一拨把梦想交付于酒吧麦克风后的年轻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有过王梵瑞这样的运气。

但时代毕竟变了。属于王梵瑞们的故事，总是充满贫穷、艰苦、煎熬，是带着几分穷酸气的苦情励志故事;如今，更多在后海驻唱的年轻人，同样是追梦，却少了几分咬牙切齿和苦大仇深。在主场酒吧，我遇见了Jolee，这个弹着吉他、嗓音中性略带沙哑的90后短发酷女孩，气质尤为洒脱轻松。来北京，是因为朋友说这儿音乐氛围好，不多想就来了，临时租房，来酒吧试唱，很快定下一周五晚的驻唱工作，每天80块，再找几份教小朋友弹吉他的家教，能养活自己，够了。没有什么非实现不可的明星梦想、音乐梦想，朋友圈里，是在酒吧和朋友喝酒切磋吉他，炫耀今天教会了小朋友一个指法技巧，发发自己唱的歌曲链接和耍帅自拍，再没多久，说走就走和朋友去旅行。

在北京度过了一个冬天，深圳女孩Jolee见到了雪。然后，一如既往地随性，没纠结多久，她在年前离开，回到深圳音乐圈，继续活跃在各种舞台上。北京或深圳，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无论少了谁，后海永远是不分季候的热闹。这热闹让酒吧老板凯子满意：“怎么会觉得吵呢？不热闹，那还来酒吧干嘛，去咖啡馆啊。”凯子在后海十几年了，从给别家打工当调酒师做起，几年后自立门户干到现在。

“要真说起来，现在的后海，没以前热闹了。”酒吧老板凯子吸口烟，眯着眼吐出烟圈。过去，河岸边的人行道上全是大排档式的撑伞和塑料桌椅，2008年迎奥运，全给整顿干净了。以前来吵架滋事的情况也多，夜夜笙歌扰民，周边胡同里的住户免不了打电话叫民警、城管，或者直接找上门来吵。

“现在少多了，偶尔也给旁边邻居送个饺子，互相来往来往，也就熟了。”当酒吧老板，得能赚钱，也得能摆事，左右逢源软硬兼施，是世故，也是立身之道。

我们交谈的第二天，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海选北京导演见面会在这个不大起眼的酒吧里低调开始，低调结束。这次，运气会降临在谁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