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田媛

【摘要】儒家学派学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石，而《论语》又是儒家学说的精髓，所以一直以来《论语》都非常受国内外的重视。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各种英译版的《论语》陆续出现，其中不少版本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为外国友人学习、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本文基于作者自身的学习了解，主要基于目的论语境，对一些英译本《论语》进行了对比解析，以期能对相关文化工作的开展起到参考与指导作用，促进世界文化交流。

【关键词】目的论 《论语》 英译本 对比

为了满足社会文化需求，不少的人都对《论语》进行了英文翻译，其中不乏影响力甚大者，但它们在翻译过程当中各有特点。下面基于目的论语境，分别对理雅各、亚瑟韦利、辜鸿铭的三个英译本进行对比解析。

一、《论语》英译的基本发展情况

从十六世纪开始，东方和西方的交流开始逐渐增多，交流的内容除了商贸之外，也包括精神和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论语》就出现在了西方人的视野当中，很多的西方人都对其非常感兴趣，渴望对其进行学习和了解，于是就出现了不同语言的全译或节译本，其中以英译本居多。

当前，影响力较大的《论语》英译本共有二十多个，多为西方人翻译，且翻译时间早于华人自身，中国人自己对其进行英语翻译的时间大约是在100年前，而西方人的翻译时间则更早。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年-1897年）所翻译的英译本Confucius Analects是影响力最大的《论语》英译本之一，被收入到了香港出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该版本的学术特色是最为浓郁的。1938年，另一位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年-1966年）也译成初版英译本并出版，1956年对初版英译本进行了修改，最后出版了新版的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影响力也非常大。1898年，我国学者、翻译家辜鸿铭（1857年-1928年）对《论语》进行了英译并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自己进行英文翻译，由于思想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辜鸿铭的英译本在特色和影响力上也非常出众。时至今日，国内外的相关学者、研究人员依然在不断的做努力和尝试，希望进一步提高《论语》的英译质量。

二、目的论的基本概念

在翻译领域当中，目的论（skopos theory）的最核心概念是“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Skopos指译文的目的，它来源自希腊语目的“Skopos”，除了Skopos外，弗米尔（翻译目的论创始人）还使用了其他相关的词来表述该理论，如目标（aim）、目的（purpose）、功能（function）、意图（intention）等。在该翻译理论当中，受众对翻译目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对于受众而言，由于生活经历、学习过程和个人意志的不同，其对于译本的需求也各有差别。在很多情况下，一个译本很难满足所有的受众，只能满足和服务一部分的受众群体。在进行翻译的过程当中，翻译行为想要达到和实现的目的，会影响和决定翻译过程，简单来说也就是结果决定方法。即在翻译目的论下，翻译目的是如何的，将会影响和决定到翻译行为，这会使得翻译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当中，以某一部分的受众群体为服务对象，调整自身的翻译行为，以迎合这部分受众的需求。在目的论中，源文本成为了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开放实体，被译者当成是一种信息源，从而得以在目标文化中满足某种目的，不管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都只是一种被译者使用，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翻译手段。

三、译本相映成趣

在我国典籍外传的早期，不论是哪类典籍的英译本，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传教士色彩，究其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当时翻译我国典籍的都是来华的传教士。理雅各也是如此，他作为英国传教士，于十九世纪来华，学习了很多的中国文化，并成为了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典籍的汉学家。他以巨大的毅力和毕生的精力，译成了翻译巨著《中国经典》。

理雅各翻译的最大特色是汉宋兼采，忠实严谨，全面精确传达经文的义理，在训诂、考据、词章下多做研究。对于《论语》里的东方思维方式、句法结构都高度直译，辅以大量的注释。理雅各的语言目的在于多方面地去传达原汁原味的《论语》给目标受众，要理解理雅各的译本，是离不开他的注解的。离开了注解，他的译本会变得晦涩难懂，这些重要的注解是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材料，他的译文具有知识量丰富的学术特征。词句翻译方面具有古希腊学术性词源特色。鉴于理雅各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他在香港做翻译的时代还是清末，白话没有盛行，文言文还是学者使用的语言，因此他对《论语》字句翻译采用的多为古希腊词源的英语单词，以体现《论语》当时在中国的学术地位。可以看出，理雅各的学术风范标明了他的目标受众是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与学者，传教士的身份影响了理雅各的译文风格。理雅各译本中有传教士的痕迹，多用 heaven、the way、God、Saint、sinner 等基督教意味的词汇来表达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天、道、命、上天、圣人、罪人等概念。理雅各尽力拉近《论语》与西方受众的距离。从理雅各译本的高度直译、传教士色彩古希腊词源特色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抱着理解、尊敬的态度，不是站在西方中心的自大思想下去翻译。

韦利是二十世纪英国最为杰出的汉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和诗歌的创新者。他的译作使《论语》更易于为西方读者接受。韦利是个从未到过中国且旅居英国的德裔犹太汉学家，他做了多年的图书管理员，带着对东方哲学、东方思想的兴趣爱好，自学了汉语、日语、蒙古语等，后来辞掉图书管理员职位，潜心翻译东方文学。他希望通过重新翻译《论语》，超越理雅各对于汉宋注疏的依赖。1900年后，英语的发展演变进入了现代英语时期，韦利的译文与时俱进，语言凝练流畅，语句优美，体现了现代英语的修辭特色，非常适合英语读者。相比理雅各古希腊词源特色翻译的庄重与古朴，韦利的翻译会更喜欢用小词，更加平易近人。韦利在《论语》的翻译中质疑理雅各的学术翻译模式，对理雅各译本的传教士立场性质提出了反对。针对理雅各重视形式的高度直译，他更重视内在的思想与精神，而现代西方读者最看重的也是内涵。他反对硬生生的直译，句法层面，相对于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译本，由于使用短句较多，翻译风格更加简洁与具有文学性。语篇的构建充分考虑到了目的语受众的需求，语篇构建灵活，语篇衔接手段符合英语语言受众的语言要求。连淑能在讲到翻译策略时说，英语重形合，注重结构、形式，常常借助各种连接手段，因此比较严谨。汉语重意合，注重功能、意义，常常不用或少用连接手段，因而比较简洁。在修辞层面，韦利译文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源文本的对偶与排比的诗歌语言特征，很好的表现了源文本的文学效果。

除了各类文化身份的外国人翻译论语之外，中国人也在一百多年前开始自觉翻译典籍给西方读者，其中影响最大的译本是由辜鸿铭翻译的《论语》。清末怪杰辜鸿铭生于东南亚，接受西式教育，二十多岁后回到中国，他精通中西文化，掌握多门语言。辜鸿铭认为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主要是看人文的建设，中国的文化兴起要依靠儒教。为了让西方人从人文精神方面尊重中国，他用熟练的现代英语来阐释两千年前传承下来的儒家文化典籍《论语》。在此时强势的西方文化背景下，辜鸿铭在翻译中采取的并非高度直译的翻译策略，而是形成了高度归化的风格。辜鸿铭认为，对于具有强势文化背景的西方普通英语读者来说，会像看不惯中国人的服装和外表一样，无法接受具有异域文化特色的经典著作。他试图通过最能符合当时普通读者需求的译文风格传达真正的、深厚的中国哲学，借以改变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对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成见，达到宣传中国文化的目的。他充分考虑受众的需要、受众所处的社会时代环境和受众知识结构等，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相对于理雅各的高度直译，辜鸿铭更倾向于意译。比如辜鸿铭把孟子翻译为 a noble of the Court in Confuciusn-ative State。釜、庾和秉等时的度量单位直接翻为 so much，a larger quality 和 a larger quality than the quality 等。他认为他的目标受众在意的不是某些遥远陌生的文化细节，而是文句要表达的内涵。因此，被视为阻碍普通读者顺畅阅读的某些文化信息被直接省略。在语句应用方面，理雅各倾向于用庄重紧凑的句式，喜欢用拉丁、希腊、意大利词源来阐释关键词，古朴凝练，风格更接近原文。辜鸿铭的译文句子简洁，更加愿意去阐释论语的深刻寓意而不是展现原貌。例如，辜鸿铭在翻译“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的时候，将其翻译为了Possession of powerwithout generosity； courtesy without seriousness； mourning with-out grief，I have no desire to look at such a state of things。另外為了让西方读者能理解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辜鸿铭引经据典，采用归化翻译法，引用了西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的话语等，目的是为了让西方人士明白了《论语》中人物的关系以及东西方思想的共同之处。

四、结语

基于翻译目的论来看，理雅各、亚瑟韦利、辜鸿铭的三个《论语》英译本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理雅各的英译本在自我风格上非常的明显，虽然影响力非常的巨大，但是终究受读者群体的限制较大，这留给了后人更多的翻译进步空间。亚瑟韦利、辜鸿铭的英译本一个异化较为过度，试图以西译中，另一个在用语上更加的简洁，且很好的体现出了《论语》的内涵，既显得文学化、又显得平民化。当前，我们的中西方文化交流还在更加深入的推进，我们应当通过对前人《论语》英译本的对比解析，吸取经验，不断的提升翻译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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