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博?沙涛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与传统主流媒体关系恶劣，在整个大选期间乃至上台执政之后都显露无疑。美国传媒界甚至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对总统几乎“零支持”的局面。可以说，美国立国200多年来总统与主流媒体的共生关系正在被特朗普打破。

出现这种现象有着复杂的党派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媒体生态以及利益算计因素，是美国社会阶层极端对立在传媒领域的体现，表明美国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分裂达到空前地步，根本原因是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层矛盾已无法调和。

总统与主流媒体关系的传统格局

自美国1776年建国以来，尤其在1791年“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出台之后，主流媒体对总统享有相当大的批评与监督自由。200多年来，总统与媒体形成了既相互博弈、又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

一方面，總统依靠媒体争取民意。总统候选人及当任总统大多重视培育与主流媒体的关系。19世纪中后期是报纸兴盛时期，林肯总统宣称“公共舆论是一切”，积极利用报刊发挥其影响力；克利夫兰总统将报纸的政论功能发挥到极致，在普利策《世界报》的帮助下包装自己、打击对手，两度登顶白宫，被称为“报纸总统”。20世纪30年代广播兴起，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通过收音机向美国人民发表“炉边谈话”，被称为“广播总统”。60年代电视媒体出现后，肯尼迪与尼克松首次将总统候选人辩论搬到电视上，年轻帅气的肯尼迪被称为“电视总统”，他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有6500万人在电视机前观看。80年代的里根总统自己就是媒体出身，做过作家、演员、节目主持人，更是善于利用报纸、电视等各种媒体，被誉为“伟大的沟通者”。

另一方面，与媒体交恶的总统终究躲不过媒体的制衡。最早向媒体“宣战”的是第三届总统杰斐逊，他曾宣称“不能再相信报纸上的话”，这一名言如今也被特朗普引用，以表达对主流媒体的敌意。但杰斐逊依旧坚定维护媒体的新闻自由。另一个“开罪”媒体的总统是尼克松，他不仅不善于运用媒体，而且在担任总统期间向媒体“宣战”，在与基辛格的电话中称“媒体是敌人”。最终他是由于《华盛顿邮报》报道“水门事件”而被迫辞职的，是美国历史上惟一被媒体逼下台的总统。

然而，这种“共生关系”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发生改变，新的关系在酝酿之中。由于美国传媒业逐渐被少数资本集团垄断，加上美国社会阶层分化日趋严重，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日渐衰落。同时，正在兴起的新媒体成为平民阶层发声的平台，主流媒体地位削弱，其与总统的共生关系也开始动摇。奥巴马能够在2004年、2008年美国大选中两次胜出，重要原因就是成功运用网络政治营销方式争取选票。然而奥巴马执政后并没有兑现竞选时的承诺，相反，随着“占领华尔街”事件的爆发，普通工薪及蓝领阶层的失落感增强，对政治精英们精心包装设计的网络政治营销日趋反感。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自媒体、移动媒体等“融合”发展，新媒体更为发达，而且与传统媒体在意识形态、社会阶层与政治立场上进一步发生分化，分别成为“反对派”与“建制派”的舆论武器。特朗普在这种新媒体土壤中崛起，他在竞选时就公开向传统主流媒体“宣战”，非但没有在主流媒体的绞杀中落败，反而愈斗愈勇，凭借亲自运营的推特账号大量“圈粉”，直达总统宝座。在执政之后，特朗普依旧大肆攻击主流媒体，甚至将《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网等主流媒体排除在新闻发布会之外。特朗普完全打破了200多年来美国总统与媒体关系的基本格局。

美国传媒界已基本被自由派把持

在党派政治中，美国主流媒体有“选边站队”的政治传统，尤其在历次大选期间更是显露无疑。如今更为极端的是，美国传媒界已基本被倾向于民主党的自由派把持，倾向于共和党保守主义的媒体已为数不多，相对平衡的局面早已被扭曲。

在美国传媒界，崇尚“第四权力”“舆论监督”“意见市场”的新闻观念长期占主导地位，而这种新闻观自身就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2014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政治与媒体偏向性”调查表明，美国民众认为大多数主流媒体倾向自由主义立场。

盖洛普公司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职业与政治信仰有非常大的关系。传媒界、学术界、娱乐界等精英阶层有相当大的概率支持民主党，而采矿、农业、石油开采等“蓝领”行业支持共和党的概率更高。很明显，支持特朗普的“蓝领”行业并不受传统主流媒体青睐。

大部分主流媒体记者是民主党支持者。《华盛顿邮报》2014年5月刊文报道“只有百分之七的记者是共和党人”，自1971年至2013年，支持共和党的美国记者群体在日益萎缩。

因而，在整个传媒界偏向民主党自由主义立场的大环境下，特朗普作为共和党起家的总统自然得不到主流传媒圈支持。一方面，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CNN、NBC为代表的左翼传统媒体，以及以《赫芬顿邮报》、Buzzfeed为代表的左翼新媒体，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支持民主党的政治立场，主流传媒界近乎半壁江山都明确反对特朗普。尤其是作为自由主义旗帜的《纽约时报》，自特朗普参选以来就不停挖掘他在权力交接、移民政策、性格特征、财税账目、私生活、言行风格等各个方面的“负面新闻”，与特朗普“势不两立”。

另一方面，由于特朗普的许多主张比共和党主流更为极端，部分标榜“中立”的主流媒体也加入到反对特朗普的行列。比如《华盛顿邮报》《波士顿邮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今日美国报》《大西洋月刊》等。具有代表性的是《今日美国报》，宣称“打破34年来从不在美国总统大选中选边站的惯例”，反对特朗普。

极端保守主义颠覆“主流价值观”

特朗普“白人至上”的极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颠覆了两党共同认可的“主流价值观”，颠覆了“政治正确”的信条，凸显出美国国内意识形态分裂达到空前地步。

特朗普虽然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胜出，但他在获得共和党提名后的表现甚至突破了共和党主流可容忍的界限，最终形成了两党均强烈反对但又无可奈何的局面。两党虽然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维度上各有倾向，但在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跨国资本集团利益、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传统政治体制上基本一致，仍属于“建制派”的范畴。

而特朗普作为“局外人”，其带有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色彩的“白人至上”论调，不仅仅与倡导全球化、多元文化、种族平等、自由开放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甚至超越了主流保守派在种族、经济、外交与安全领域的限度，从根本上威胁到了两党背后跨国资本集团与精英阶层的利益。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就明确声称，“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把权力从一个政府转交给另一个政府，或者从一个政党转交给另一个政党，而是将权力从华府权贵的手中归还给人民”。

正是由于特朗普的“叛逆”，在为数不多的倾向保守派的主流媒体中，除了《福克斯新闻》态度较为温和，多数媒体都明确表達出对特朗普的不满。比如，一直以来偏向共和党的《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也刊文称，特朗普已与共和党的主张“渐行渐远”，“不适合领导一个伟大的政党”。百余年始终支持共和党的《亚利桑那共和报》《辛辛那提问询者报》等也纷纷倒戈。

共和党的不满以及保守派媒体的反对，意味着特朗普已站在了美国主流政坛“建制派”以及“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是“政治正确性”的颠覆者。所以，美国主流媒体不仅以自由主义倡导者的身份反对特朗普，更是代表美国主流“建制派”精英阶层与跨国资本集团反对特朗普，以捍卫“主流价值”与“政治正确”。同样，特朗普利用推特激烈回击《纽约时报》以及包括保守派媒体在内的主流媒体，也是在表明自己的“反建制”“反主流”“反精英”的立场。双方的表现都具有巨大的斗争动力。

专业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正面交锋

主流媒体与特朗普在传媒领域的博弈，意味着重视专业主义的传统新闻理念，与重视社群共识的新媒体理念在公信力上的“正面交锋”。

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一直是专业主义新闻观的旗帜。但近20年来美国传统主流媒体逐步被资本与财团操纵，越来越脱离普通民众，为保证客观真实的“专业主义”操作手法沦为欺骗大众的巧妙“手段”，看似“滴水不漏”，但“整体失实”的报道逐步丧失公信力。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各种“非主流”新闻大行其道，各有各的受众群体，其动员力和影响力已经威胁到主流媒体。社交媒体不追求精致的“专业主义”标准，但更重视与网络社群之间的信任关系，重视维护社群共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特朗普的个人推特与主流媒体的争斗，正是“社群主义”新闻观与“专业主义”新闻观的正面交锋。从表面上看，主流媒体对特朗普的“揭丑”报道，都看似“实证可查”“滴水不漏”“用词得当”，特朗普在推特上的回击似乎“信口开河”“漏洞百出”“毫无分寸”；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特朗普在推特上越是情绪化，就越彰显其立场的坚定，越“吸引眼球”，也就越有影响力，只需要不断强调主流媒体是“假新闻媒体”这一核心理念，即可得到大量粉丝的支持和转发，无需就一事一题进行辩解。

其根本原因是，特朗普的推文虽可能在一事一题上“不合规矩”，但其对于美国的基本判断，符合网络社群的认知，其立场和价值观与大多数普通工薪阶层与白人社群实现了强烈的共鸣；传统主流媒体虽然每篇报道“无可挑剔”，但长期以来追从精英阶层的立场和世界观，脱离普通民众。有分析认为，传统主流媒体像“带着面具的政治家”，而特朗普的推特则是“真诚坦率的疯子”。正如有美国网民所说，“宁选一个疯子，也不选个骗子”。

特朗普与主流媒体在互斗中各有所得

一方面，主流媒体与特朗普对抗，有利于其捍卫政治立场、彰显“第四权力”地位与获得经济利益。自由派媒体在与特朗普的斗争中，既表达了支持民主党的党派立场，也有力占据了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倡导全球化的道德制高点，成为了捍卫“政治正确”的表率；而保守派媒体则可对特朗普予以牵制，捍卫共和党主流派的政治立场。

传统主流媒体的“揭丑”报道再一次展示了其“第四权力”的舆论监督功能，强化了专业媒体“无冕之王”的定位，挽救了公信力。通过与特朗普的“媒体战争”，传统主流媒体的所承担的监督和批评功能得以进一步加强，关注度得以进一步提升。

主流媒体与特朗普的冲突自身就是重大新闻，在大选中赚足了受众的眼球。例如攻击特朗普最激烈的《纽约时报》，其日常用户订阅量及网站流量在与特朗普的斗争中都有急剧增长。

另一方面，特朗普不断挑战传统主流媒体界乃至精英阶层，有助于强化自身作为“叛逆政治家”和“政坛骇客”的形象定位，增强群众基础。他不断宣称主流媒体是“假新闻媒体”，甚至主动挑起与主流媒体的冲突，既有助于唤起和强化普通民众长期积累的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削减主流媒体对其个人各种“丑闻”报道的负面影响。同时，特朗普主动挑战主流媒体，成功提高了主流媒体对他个人和政治主张的曝光率和社会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帮助他传播了他的政治立场。

阶层对立极端化的大爆发

从政治体制看，特朗普与《纽约时报》交恶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社会阶层对立极端化在媒体上的一次“大爆发”，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的崛起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政治领域和媒体领域的爆发，是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劳工对少数精英阶层的反击，是一种迟早会发生的现象，并非是完全出乎预料的“黑天鹅”。

特朗普的上台不仅是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极大考验，也是对美国传媒体制的极大冲击。只要美国国内深层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不解决，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仍旧不可调和，代表两种政治力量、意识形态与社会阶层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斗争只会更加激烈。特朗普上任后在首次记者会、佛罗里达集会等场合继续痛批主流媒体，甚至将媒体视为“美国人民的敌人”，便是斗争进一步白热化的表现。

（作者分别为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