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樂

從過去幾十年中的中產階級概念，到近年來“新中產”的熱議，其實更多的是因為時代的不同而對中產階級看法的一個改變。新中產成為這個時代的某種象征，他們的前途與未來又要走向何方？

傳統標準，亦要更新

在過去，我們常常用三大指標來衡量是否為中產階級，即：所受教育程度、職業、薪資所得，通常的思維中會認為在一個相對健全的社會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就會有較好的工作機會，自然就會獲得好的薪資所得，這三者之間的必然關係幾乎成為社會的共識所在，但隨著進入21世紀後，兩岸四地社會在發生著劇烈的變化，再單純用這幾個指標來判斷中產階級已經顯得有些力不從心，特別是近年來，這三大標準之間的聯動明顯弱化了，雖然社會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越來越高，高教呈現普及化的趨勢，但是因為同時出現的全球化與區域間流動的增強，工作機會的競爭變大，自然會影響薪資所得，這一點在台灣就非常嚴重。

在1988年-1998年的十年間，台灣的薪資成長速度大約增加了3倍，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台灣錢淹腳目”（台語：強調財富的大量增加）的時代，而從1998年至2016年的近二十年的時間裡，台灣實質的薪資成長速度非常慢，加上通貨膨脹，物價不斷調漲等因素，台灣的實質薪資甚至是倒退到20年前的水準，在這樣一個薪資成長過慢的情形下，即使中年人、青年一代沒有失業，但是生活開始因為收入的減少而變得相對困難。因此單純用過去的客觀標準來判斷中產，已經無法完全契合。

因此觀察中產的一些標準和新觀點也應運而生，上海社科院曾在一份社會調查中根據大陸的實際發展情況提出一個簡易但又貼近實際的測量標準，那就是：“有無房產”。在不斷高漲的房價環境中，一套房產某種程度上能反映出中產階級的收入水平，當然也能夠與教育產生部分的連結。但是這樣的標準並非是通行各地一體適用的，只能說明隨著整體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的改變，傳統的認定標準在發生著重大的改變，並無一個通用的標準。特別是在新中產的認定上，近來更多地從文化、社會認同上來觀察，即主觀上自認為是中產階級的一個新標準和觀察點。所以如果說過去從教育程度、收入來認定是客觀標準的話，自我認同感則是主觀標準，特別是當一類人自我認同為“新中產階級”時，他的行為表現、價值觀就會趨近於中產階級的表現，這與後現代主義的浪潮某種程度上也是十分契合的。

當然無論是客觀標準評判還是主觀標準自我認知，社會還是期待了解“（新）中產階級”有多少數量。其實隨著時代的不同，中產階級在社會中的比例存有差異，以台灣為例，在1980、90年代，台灣的中產階級比例高達50%以上，因為當時按照傳統的客觀標準來看，首先，台灣社會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經高達20%；其次，台灣當時經濟發展迅速，就業環境優良，無論是就業機會還是整體環境都不是很困難；再者，伴隨著充分就業，所得收入也較高，因此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台灣已經具備了進入中產階級社會的條件，同時當時台灣整體的貧富差距不大，在最富階層與貧窮階層的加權計算之下，台灣整體的貧富差距在五倍左右，台灣進入到一個結構相對穩定的中產階級社會。然而這幾年來台灣社會整體情勢變化較大，從前的接受好的高等教育與獲得好工作、好收入之間再也不存在絕對必然的聯繫。而此時新中產階級的文化認同感也進一步強化，他們也許沒有80、90年代那一代的好收入與好工作，但因為不少人出身於傳統的中產階級家庭，有著穩固的中產家庭生活模式，因此這種價值觀、生活模式、認同感也發生了代際傳遞，即使客觀標準上無法達到以前的優渥，但在主觀認同上的變化卻相對較少，因此我們可以明顯看到臺灣中產階級在主客觀標準下的變化差異，特別是未來隨著中產階級越來越覺得就業、所得無法承受原有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時，就會有很大的可能存在世代的落差感，這是中產階級不得不面對的未來危機之一。

焦慮中產，憤怒青年

無論對於台灣社會，還是其他成熟社會而言，中產階級都是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台灣在80，90年代的民主化轉型被譽為亞洲的典範，其最大的特色就在於民主化的過程中沒有出現流血的暴動和鎮壓，進行了和平的移轉，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彼時的台灣已經是初具雛形的中產階級社會，中產階級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穩定力量，這一股力量對於抑制暴動或者軍事政變、流血衝突等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才可以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台灣社會整體逐漸由威權化走向民主化。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出中產階級相對保守，反對社會劇烈的革命或衝突，同樣又是不完全保守的一群人，在關鍵時候仍舊持續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但不得不提的是，近幾年來出現的中產階級“激化”的現象使得整體社會轉向激烈的方向也成為了可能之一，未來是否會加速變化仍值得觀察。2016年台灣再次發生政黨輪替，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執政易位反映出台灣中產階級不確定感的強化，從2013年“洪仲丘事件”到2014年“太陽花學運”再到2015年的社會運動等，青年人的憤怒一覽無餘，中產階級的焦慮也空前湧現，這一系列能量的積累造成了2016年台灣新的政治生態格局的出現，台灣社會如此頻繁的新社會運動的發生已經是一個重要的警訊，未來是否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中產階級對現狀不滿，繼而產生更加激烈的社會抗爭與對立。在美國，選前雖然沒有多少人看好川普會當選，但是美國社會的矛盾客觀存在並持續激化，川普上台後即使面對著反對黨的反彈抗議，但仍舊強硬主導“反移民”政策、美墨邊境長城修建等議題，反映出民粹主義的持續激化，川普是否會進一步激化美國社會的矛盾尚值得觀察，但作為世界領袖的美國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產生的這種影響卻不得小覷，在全球化發展進入關鍵一輪之際，是否可能出現強烈的保護主義與本土主義浪潮仍是未知。

焦慮、憤怒往往更容易出現在青年一代身上，曾經有一個涉及兩岸三地的青年調查顯示，大部分青年悲觀地認為自己無法能夠維持上一代父母的同等生活狀態與品質，在台北、香港、廣州三個調查城市之中，台北與香港青年的悲觀指數較為強烈，而廣州青年的指標則呈現良好的局面，這樣一個調查反映出青年人普遍的挫折感，在原有中產家庭的模式中其對中產生活有著強烈的期待，伴隨著謀生越來越辛苦的情況，青年的憤怒行動也會隨之增加，太陽花學運中就夾雜著這種普遍的焦慮、憤怒、挫折感。同時，青年的這種生活狀態與情感態度亦會影響到其父母那一輩，因為父母普遍期望子女能夠得到更穩定的工作與收入，更好地生活，一旦這種期望與現實落差過大，父母一輩的擔憂加上青年一代的憤怒很容易在民主社會中反映在選票之上，很容易帶來社會的波動與政治上的海嘯。從選舉投票的“賭爛票”的比例，我們也可以看出部分群體心理不滿的狀態，也許對兩個政黨均不滿意，但因為厭惡現狀，繼而強化對執政黨的不滿，川普的上台也是民眾不滿美國現狀的一個投射反應。所以在相對的時代背景下，不同國家、地區的政治領袖就可能遭遇相似，美國的歐巴馬與台灣馬英九的執政處境就比較相似，接受到的民眾不滿也存在諸多相似之處。

作為社會穩定力量的中產，在相對保守與部分開放的態度中更要考慮到其多重、多元的成分存在，在台灣2016年開始討論的沸沸揚揚的“同性婚姻”議題，就足以看出這一階級的多元組成與不同聲音的表達，有人贊成，有人反對，社會出現空前的討論，當然也在不同的群體中出現對立的現象，但這種可以被全社會討論的現象本身就代表著中產階級社會和中產階級的特性：我可以不贊成，但是我尊重你的表達，以及我可以接納這個議題一起來進行討論，這就是台灣中產社會難能可貴之處，因此不能因為中產階級的穩定力量的角色，而對中產階級貼上過分“保守”的標籤。

“下流危機”，誰能改變

這十幾年來，從歐美社會到亞洲的日本、南韓都在討論中產階級日益貧困化的危機，這種讓中產階級普遍向下流動的危機，亦被不少人無奈地稱為“下流危機”，台灣社會目前已經存在這樣一種危機。進入21世紀，台灣社會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得學歷變相貶值，伴隨全球化與競爭的加速，使得工作相對不易找，自然影響到原有的收入，而處於社會生活水準中端的中產階級普遍開始有了“向下流動”的趨勢，而為了應對這樣的危機，有關社會福利的政策也在持續討論中。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過後，政府、學界都提出新的社會福利政策方向，這與傳統的社福政策的認知存在不少差異，過去認為只有貧窮的人或者弱勢群體需要救助，而在金融風暴過後，雖然很多人保留著原有的工作，但是工作收入卻大幅減少，不足以負擔原有的生活，因此當時的行政院出台了《工作所得補助方案》，針對全職工作人士，提出3000-6000台幣不等的生活補助，以此彌補因為通貨膨脹等帶來的額外生活負擔。這樣一個補助方案打破了台灣社會的傳統社會福利政策的認知，放大而言，在整個華人社會中都存在這樣的普遍認知：即只有失業、貧困人士才需要補助的社福救助政策，因此《工作所得補助方案》是第一次針對有產人士特別是中產人士的救助，當然這作為一個臨時紓困措施在金融風暴過後的平穩時期就已經不再繼續實施，但這樣一個經驗舉措卻催生了一個新想法：未來是否需要採取一個常態措施來幫助有產人士的基本生活，類似《工作所得補助方案》是否可能制度化、常態化同樣值得研究。

台灣新政府上台以後，以“經建會”為前身設立“國家發展委員會”，針對未來八年攸關台灣發展的重要政策展開佈局，一系列政策的規劃體現出了“維護中產階級發展”的政策主軸，政府感受到中產階級往下流動的趨勢，而這樣一種“下流”正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所在，因此試圖在政策層面挽救，不一定強調要增加中產階級的數量，而是要維護這個階級的存在，政策的出發點是良善的，那麼關鍵就來了：請問怎麼做？試問什麼樣的政策可以維持中產階級的穩定性而避免繼續“向下流動”？

當然這些政策的目標群體更多地集中在青年群體身上，在臺灣的4、5、6年級生的世代恰巧經歷了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通過自己的打拼與大環境的機遇，使得中產階級迅速形成日益壯大，這三個世代的人也普遍認同自己是中產階級，這一部分的50歲左右的中產階級終將老去，社會的發展仍舊要寄希望於新一代的年輕人，這一代的青年人如何能夠順利進入職場，不再低薪、過勞成為了所有政策的核心目標，畢竟如果新一代的中產潛力軍都出現崩壞的情形的話，整個社會離崩壞也就不遠了。

當然這種青年世代的剝奪感隨著房價的高漲，在兩岸四地普遍存在，北上廣深的房價一再打破紀錄，香港、澳門的高樓價似乎成為了炒房客的最愛，青年人的最痛，年輕人覺得他們離中產階級越來越遠，無助感愈加強烈。而反觀新加坡在某種程度上因為組屋政策的數十年推動，讓人人可以安居樂業，青年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房屋，某種程度上給了中產、青年一個可以預期的未來，一個值得期待的未來，有效地減輕了中產的負擔從而使得新加坡的中產階級社會進一步穩定化。然而台灣的房市受市場力量影響過大，相比於新加坡80%的樓宇由政府提供，台灣80%的房屋來自於自由市場，因此要想輕易改變台灣現有的房地產市場結構，未來20，30年，恐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同樣對於大陸的青年一代，準中產而言，房市也是不可多言的痛楚。我們清楚地看到大陸在21世紀的崛起，整體社會經濟發展迅猛，類似於台灣的80、90年代的經濟騰飛，社會出現大量的中產人士，似乎在經歷著台灣相同的階段，但大陸與台灣又存在不少不同之處，特別是戶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一般的青年、中產獲得超級一線城市北上廣深的戶口變得異常困難，相對於台灣的戶籍自由流動，大陸未來能否有效地形成一股穩定的中產階級力量從而進入中產社會仍需要觀察。

但毫無疑問，中產階級將改變中國，在一個權力相對集中的政府治理之下，中產階級的改革往往是溫和、漸進的，也容易被政府所接納，引發的社會反彈也較小。過去我們在台北早已習以為常的捷運電梯右側站立、左側通行以及排隊候車的文化在早年的大陸幾乎不復存在，但近年來在大陸的上海、北京、深圳可以發現排隊等候地鐵、右側站立逐漸成為一種文化，秩序井然，這樣一種變化正是中產階層出現後，逐漸開始以中產的自我認同指導行為表現，繼而推動整體社會的文明進步。在當下的中國存在大量的機會，使得不同階層的人士有向上提升的渠道，未來需要的就是是否擁有民主的制度使得社會矛盾能夠充分紓壓，從而使得中國逐漸步入中產階級社會，進入一個穩定的“善治”局面，仍需要持續努力，特別是在中國大陸貧富差距日益增大的今天，台灣的經驗仍然值得細細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