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生

文学事业有的时候更像一种极端性质的“未竟的往昔”，有着编年史般的记忆。记得我写《我们的文学道路——〈人民铁道〉报“汽笛”文学编年史》的整整一年时间里，多次和蔡宗周先生联系，电话或手机短信，后来我的书出版后，选入的近20幅历史摄影中有四五幅是蔡宗周先生提供的，包括弥足珍贵的中国铁路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成立的大合影、铁路文学前辈洪流和铁路作家们的合影、李科烈和蔡宗周1979年采访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的合影等。我的书里还选摘了他当年的关于铁路文学的日记。所以说，散文作为一种极端性质的、落入文学核心的编年史般的回忆，形成了我们对一名作者（作家）的编年史般的“认识”。

我就这样来进入蔡宗周的文学世界。作为我们的文学前辈，作为铁路文学有50年创作实践和成就的诗人和作家，尤其是作为岭南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家，蔡宗周先生发表第一篇作品时是1965年，而那一年我刚出生。从1979年年初《人民铁道》报《汽笛》复刊之初，蔡宗周就在《汽笛》上发表诗歌《电视问讯》，他以后又是连续好几届中国铁路文学奖的获得者，至今出版专著30多部，算是新时期铁路文学的开创性作家。从中国当代铁路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这次的研讨会，对此的考察和深度研究，是必要的回眸和总结。这次是蔡宗周先生文学创作50周年研讨会，50周年是什么概念，半个世纪之久，这样的半个世纪的文学人生，足以写就沧桑之歌，足以写就一名诗人的家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