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忘机

《礼记》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一般认为是西汉时期戴圣（即小戴）编定。不过，入晋以后却生出了小戴删编《大戴礼记》之说；又有人说大小戴《记》都各自掺杂有非二戴的学说，因此包括《礼记》在内的二戴《记》均是他人托名之作。对此，今人屡有辨析，这里择要予以简述，并浅谈拙见。

一、小载并未删大戴

关于《礼记》系“小戴删大戴”之说，最早出自晋人陈邵《周礼论序》（参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以后又为《隋书·经籍志》所肯定，但却受到许多学者的反对，其中尤以清代学者纪昀、戴震、陈寿祺和王聘珍批评最力。（论点分见《四库提要·礼记正义下》《东原集·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一》《左海经辨》《大戴礼记解诂·叙录》）他们认为，汉初“三家礼”所拥有的《记》应该各有去取，自成体系，其间当然互有重叠，更有对方并无而自己独有的篇章。这在大小戴记的目录比较中便可看出。

《隋书·经籍志一》上有一段话是讲“小戴删大戴”的：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

对此，今人蒋伯潜、蒋祖怡在《经与经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里驳诘道：第一，二戴为武帝、宣帝时人，岂能删编时隔40余年后的哀帝时人刘向校定之书？第二，大小戴记所采之篇虽然有相同的，但终究以不同者居多。事实应该是：大、小戴各以己意为取去，并非小戴就大戴已选定之八十五篇中再加删定。第三，据《后汉书》之《桥玄列传》《曹褒列传》等所记，当初刘向《别录》所校《礼记》原本就是四十九篇，由此称《月令》等三篇由马融所定云云，并不可信。

蒋伯潜、蒋祖怡进而指出说，至于《隋志》所称《大戴记》八十五篇加《小戴记》四十六篇，恰合河间献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数云云，也是妄说。因为第一，二戴《记》所采的范围，并非限于这“一百三十一篇的记”，如对《孔子三朝记》《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乐记》四种也有所采。第二，二戴所辑各篇，相互也有重复。如《哀公问》《投壶》二篇，就并存于二戴《记》中。《小戴记》有《曲礼》《礼器》等篇，亦见于《大戴记》的逸篇篇目中。《大戴记》的《曾子大孝》，全文见于《小戴记》的《祭义》；《诸侯衅庙》也全文见于《小戴记》的《杂记》。《大戴记》之《朝事》的一部分出现于《小戴记》的《聘义》中，《本事》的一部分出现于《小戴记》的《丧服四制》中。“所以《小戴记》并不是以《大戴记》为蓝本而重加删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十三经中的《礼记》是西汉人戴圣所编定的一部丛书。”

二、混有古文的《礼记》确是戴圣编定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三联书店1980年版）一书里还介绍了关于《礼记》成书的另一种说法。朱自清写道：“汉代经师的家法最严，一家的学说里绝不能掺杂别家。但现存的两部‘记里都掺杂着非二戴的学说。所以有人说这两部书是别人假托二戴的名字纂辑的；至少是二戴原书多半亡佚，由别人拉杂凑成的。”洪业在《礼记引得序》（洪业等编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里，也提出了类似于朱自清所指的“非戴”说。他特别不信戴圣纂辑《礼记》四十九篇的传统观点，认为戴圣是今文礼学家，如果他“别传有《礼记》以补益其所传之经，则其《记》亦当皆从今文，而不从古文。”

王文锦也有类似的看法（文见《经书浅谈》，《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他认为：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歧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再说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難以一睹真容。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曾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反对。由此可见，西汉礼学家们在各自选辑“记”时，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而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问题却在于：在由东汉中期传留至今的《礼记》中，的确掺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比如《奔丧》《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于是，就“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王文锦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所谓戴圣纂辑的《礼记》四十九篇，应是东汉经师进行加工后的产物。他认为，进入东汉以后，古文经学大兴于世，而且与今文学派日趋混同。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在资料的汇辑上也逐渐并蓄兼收。由此一来，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便由东汉经师输入进当时已能见到的一些古文记，最终形成所谓八十五篇本的《大戴礼记》和四十九篇本的《小戴礼记》。所以说，“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仪礼》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的原貌。”

对于“非戴说”，杨天宇在其《〈礼记〉简述》（载《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里予以了反驳。他说：首先，认为汉代今古学两派处处对立，这仅是清代学者的看法；而真正使今古学派势如水火者，也纯属清代（特别是晚清）学者间的事，因为此时已融入了严峻的政治斗争的成分。而在汉代，即使尊崇古文经的王莽，他改制所用也是既有古文经，又有今文经的，可谓“一视同仁”。至于汉代的古文经的提出以及今古文之争，是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的事，而论争则主要表现在古文学家欲为古文经争立学官（博士）上，今文学博士为保持自己学术上的垄断地位则予以拼命反对。而在建平元年之前，今、古文两家可以说是相安无事的。当时礼学家在暗中抄辑古文经记并以公开引用，便是明证。如《通典》卷七十三即载汉宣帝甘露三年戴圣与闻人通汉（亦为后苍弟子）在朝廷召开的石渠阁经学会议上引用《曲礼》《王制》《杂记》等《记》文。其中《曲礼》和《杂记》，按廖平《今古学考》分类，乃属古文经书。这说明当时并无门户之见，因为在汉初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出于大一统王朝的政治需要，五经博士们对于不时发现的古文经记皆“贪其说”而抄辑之以丰富自己。所以在活跃于昭、宣时期甚或武帝时期的大、小戴《记》里混有古文经记，该是很正常的事；尽管大小戴与他俩的老师后苍都是今文经学家。

其次，关于《礼记》四十九篇的今古文混杂问题，杨天宇说，它乃清人所识，虽然一般学者也承认是事实，但今人对各篇之具体归属，却与清人并非一致。如对清代今文学者认为的《王制》是今文学之大宗，我们便不敢苟同。其实汉人也并无指《王制》为今文之说的。而《礼记》四十九篇的大部分，是由当时发现或流传的古文《记》抄辑来的。因为自先秦流传至汉代的经、记，包括诸多礼《记》（如河间献王和鲁恭王所得），本身就属于古文系统。这在《汉书》之《河间献王传》以及《艺文志》里说得很明白。不过汉代经学家却以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抄而习之，以为己用，遂使它成了今文。

综上所述，杨天宇坚定地认为：“因为《礼记》中混有古文，遂否认作为今文《仪礼》学者的戴圣辑有《礼记》，是不能成立的。四十九篇之《礼记》初为武、宣时期的戴圣所纂辑，当无可疑。”

应该说，杨天宇之论相对周密而具有说服力。通过对包括杨天宇之论在内的诸多学者的不同见解的分析归纳，笔者认为，《礼记》的主要篇章、大多数内容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所记，其余则经秦汉间其他儒生的不断增补、加工，最后蔚为大观。这也就是说，《礼记》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一部在较长时间（估计有400年吧）内由许多人共同编撰，最终经戴圣整理、定稿而成的集体作品。

三、戴圣辑本的成功得力于戴圣与郑玄

末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小戴《记》中，何以大戴记八十五篇传到后来仅存三十九篇，且地位在小戴记之下；而小戴記却以四十九篇的本来面目风行达两千年之久，且地位一直高居大戴记之上，为一般人所熟知？分析个中原委，笔者认为大致有二：

第一，二戴皆同出后苍之门，所传礼学本应无伯仲之分，但其所辑之《记》，又确乎有轩轾之别。尽管二《记》均有庞杂琐碎之嫌，但比较起来，戴圣辑本由于编选的相对集中与精审，而更便于传习。这一点无疑反映出大、小戴在个人学力上的差距。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为戴圣辑本作了出色的注释。郑玄虽以古文经学为主，却兼采今文经学，摒除门户之见，择善而从，而行文简略流畅，且要言不烦，又多真知灼见，这便自然帮助戴圣辑本不仅迅速超越戴德辑本；而且还一举摆脱了其从属于《仪礼》的依附地位，广泛流传开来，入唐以后与《左传》并列为大经，而《仪礼》则与《周礼》《诗经》一道同列为中经。（参见《新唐书·选举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