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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礼记》的辑本问题

2017-03-18吴忘机

文史杂志 2017年2期

吴忘机

《礼记》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一般认为是西汉时期戴圣(即小戴)编定。不过,入晋以后却生出了小戴删编《大戴礼记》之说;又有人说大小戴《记》都各自掺杂有非二戴的学说,因此包括《礼记》在内的二戴《记》均是他人托名之作。对此,今人屡有辨析,这里择要予以简述,并浅谈拙见。

一、小载并未删大戴

关于《礼记》系“小戴删大戴”之说,最早出自晋人陈邵《周礼论序》(参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以后又为《隋书·经籍志》所肯定,但却受到许多学者的反对,其中尤以清代学者纪昀、戴震、陈寿祺和王聘珍批评最力。(论点分见《四库提要·礼记正义下》《东原集·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一》《左海经辨》《大戴礼记解诂·叙录》)他们认为,汉初“三家礼”所拥有的《记》应该各有去取,自成体系,其间当然互有重叠,更有对方并无而自己独有的篇章。这在大小戴记的目录比较中便可看出。

《隋书·经籍志一》上有一段话是讲“小戴删大戴”的: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

对此,今人蒋伯潜、蒋祖怡在《经与经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里驳诘道:第一,二戴为武帝、宣帝时人,岂能删编时隔40余年后的哀帝时人刘向校定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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