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

四

在讨论大风堂画派之前，首先当解读画派。所谓画派，即绘画流派的简称，系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绘画风格相同或相近的画家群体，具有传承性等特征，多数由后人予以界定和命名。

纵观中国美术史，自东晋顾恺之、南朝刘宋陆“笔迹周密”的密体，至唐初吴道子“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的疏体，渐成画派；尽管最初只是雏形而并非具有体系。至于五代、宋、元、明、清一路而下，画派纷呈，各树一帜，独领风骚，使中国画坛百花争妍，云蒸霞蔚，构成了中国画史演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画论最生动、最精彩的一章。 需要说明的是，画派并非中国独有。它具有国际性，如西方的巴黎画派、印象派，等等。

从分类角度而言，画派可以分为外国的和中国的。外国的画派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按画家活动的区域命名，如佛罗伦萨画派、威尼斯画派；一是按艺术家的艺术表现特点命名，如未来派、野兽派、立体派、超现实派，等等。也许是中国文化丰富性所致，中国的画派似乎更具有多元性。其命名，多以地名或地域为标志，如松江画派、吴门画派、新安画派、常州画派、岭南画派、长安画派；也有以跨地域为标志的，如北方山水画派、南方山水画派；还有以画家姓名为标志的，如黄筌画派、徐熙画派、波臣画派；再有以艺术表现特点为标志的，如没骨派、写意派；另有以美学思想差异为标志的，如文人画派、院体画派，等等。然而，它们似乎均循着这样一个轨迹：产生（诸如时代、地域综合背景，等等）→形成（诸如师法古今与造化、艺术风格特点、时代特征、相对完整体系，等等）→发展（诸如承传、群体风貌展示，等等）→兴衰→影响。正是这种波浪式的前进与螺旋式的上升，画派丰富了中国美术史论，具有特定的文化表征和哲学意义。

就一般意义而言，画派是以深刻的区域文化底蕴为背景的。当把大风堂画派置之于“画派”这个概念范畴中去考察并作个案分析，就会感到大风堂画派不同凡响，即它不仅可以媲美中国美术史上的诸画派，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和典型意义。

从画派的角度去考察，大风堂画派问世便有自己的旗号“大风堂”，而且在发展进程中艺术宣言非常明确，就是要弘扬汉风——汉之气象、汉之精神、汉之风采、汉之大度，以圆满理想之梦——“威加海内”。在日臻完善的过程中，大风堂画派不仅有其他成熟画派的共性，如旗帜性人物、构架、阵容、风格、特征、文化与社会影响等；而且有其他画派不曾有的理念和气魄，即差异性。在林林总总的画派中，“扬州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等均是以地域划分和命名的画派，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既呈地域文化的鲜明个性，又显地域文化较为狭窄的局限性。大风堂画派却不然，其结构和传播影响不仅跨省区（张氏昆仲在若干省区招收有弟子，特别是张大千在1940年张善子去世以后招收的弟子），而且跨國家和跨地区（张氏昆仲曾游历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张大千不仅晚年叶落归根台湾，而且在巴西、日本、美国等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招收弟子达数十人。在台湾地区招收的弟子不仅具有区域性特色，而且还有两岸文化交流的附加值），堪称唯一不以某个具体区域划分和命名的画派，相对集中和整合了中国区域文化的优势与若干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继承开派互动，具有国际性空间的展示。从这个意义上比喻，以区域性命名的画派是特殊的“地方粮票”（或特殊的“土特产”），那么大风堂画派则是“全国粮票”或“世界粮票”——假设有“世界粮票”的话（或国际化的“土特产”）。

作为个案分析，大风堂画派在与其他画派比较时更有代表性。在与诸画派的比较中，特别是以地域命名画派的比较中，大风堂画派与岭南画派的相似性似乎更具典型意义。这个比较当然是相对的，虽不乏一定的简单化和“碎片化”，甚至蜻蜓点水，但毕竟搭建了专论的构架。比较如下。

一、开派人物的比较（第一代）：结构方面，大风堂画派旗帜性人物张善子（1882—1940）、张大千（1899—1983）昆仲有“二张”“二雄”之誉（其弟张君绶善画，惜英年早逝，否则当是昆仲“三张”），同出于“曾熙、李梅庵”师门，“兄友善季爰，尤形影不离”，出版有《蜀中三张画册》；岭南画派旗帜性人物高剑父（1879—1951）、高奇峰（1889—1933）昆仲与陈树人（1884—1948）有“二高一陈”之称（他们均具有昆仲效应。高氏昆仲之弟高剑僧善画，惜英年早逝，否则当是昆仲“三高”，出版有《三高遗作合集》）。年龄方面，几乎同一个时代，昆仲中均有一人英年早逝（60岁之下）。籍贯方面，均系广东番禺（张氏昆仲祖籍番禺，高氏昆仲生于番禹）。经历方面，均留学日本进修美术并受日本画艺影响（张善子、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均系同盟会会员，追随孙中山。张善子、高剑父均有从军从政生涯并为黄兴属下和赴欧美考察美术的经历）。绘画题材方面，张氏、高氏昆仲于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能，而且张善子与高氏昆仲均擅长雄狮猛虎猛禽，甚至张善子与高剑父均画抗战题材（张善子更为典型）。艺术风格特征方面，张氏昆仲主张汉之雄风、大气磅礴，具有寓意性（如张善子的十二金钗等）、象征性（张善子的“天虎行空”等）、集合性（集古大成）、维新性（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内容的）、技法创新性（张大千泼墨泼彩，形式的）等；“二高一陈”主张折中中西、融汇古今、开拓创新、“新派国画”、地方特色（强调岭南独有景物）。精神方面，张氏主张寄托性（张善子的历史人物、张大千的历史文物“敦煌壁画临摹”等）、革命性（张善子的抗战美术）、时代性（现代黄山画派艺术的表现）、空间性（题材基本不限具体区域）、创新性（张大千艺术胸怀是“无人无我，无古无今”，瞩目成就在于色彩运用及大制作的宏观等）；“二高一陈”主张革命性、时代性、兼容性（折中性）、创新性（“新派美术”及求真表现技法）等。关系方面，张大千与陈树人共同的朋友陆丹林均是至交，曾有助于岭南画派传人关山月，甚至有共同的弟子黄独峰（黄独峰转移多师，早师高剑父，后师张大千）和卓有代表性的再传弟子黄格胜（黄格胜师黄独峰、何海霞）。此外，大风堂门人有的与岭南画派传派人物赵少昂有直接联系，如林建同与赵少昂共建香港“中国美术会”，如方召麐、马慈航、王旦旦曾师承赵少昂。影响方面，张氏昆仲除大陆外，主要在欧美和我国港台地区；“二高一陈”除大陆岭南地区外，主要在东南亚和港澳地区。作品的市场价格方面，张氏昆仲（特别是张大千）高于高氏昆仲若干，而且有一个现象即均为弟高于兄。画的表现能力和声誉方面，尽管皆颂声远播，但有一个现象也均为弟高于兄。颇有意趣的是，陆丹林发表在《逸经》第22期（1937年1月出版）上的《画人张善子大千兄弟》一文，开篇就将张氏昆仲与高氏昆仲相提并论：“最近二十年来，我国画界兄弟齐名的，在华南有高剑父奇峰兄弟，在华东有张善子（泽）大千（爰）兄弟（张氏原籍四川内江，但他们二十年来住在上海的时候较多）。”

二、传派人物的比较（第二代）：成员方面，大风堂画派有何海霞、张比德、孙云生、孙家勤、慕凌飞和胡爽盦（主要师承张善子）等（黄独峰左右逢源，恰好承接“两派”），岭南画派有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等；艺术风貌方面，大风堂传派人物强调“与自然为伍，师我家法”“严谨写实”（早期）“既有大风堂法乳又有新意”“择其之长为我所用”，岭南画派传派人物强调折中写实与风格各异；影响方面，除全国意义，大风堂画派的传派人物主要在北方及台湾，岭南画派的传派人物主要在南方。需要强调的是，张大千对传派人物何海霞、张比德、孙云生、孙家勤器重尤佳且有特殊表达方式。何海霞算得上传派人物的佼佼者，不仅艺术生命长，且深得大风堂法乳而更有创新。1949年底，张大千离开成都之前曾动员何海霞随之出国，甚至在1978年时还“尚念大陆老学生，特请旧友来华接我，但终憾不能成行”（《何海霞艺术文集》第117页）。张比德是张善子的继子，颇得大风堂笔墨精髓，山水、人物、走兽无所不精而翘楚于大风堂，被张大千嘉赏“吾门之高足”。1951年底，张大千设法让张比德赴香港（张比德从成都带走数箱大风堂藏古字画，成为张大千在海外课徒的范本和一段时期维持生计的重要来源）。1952年底，张比德病殁阿根廷，张大千痛惜大风堂“北辰陨坠”并亲自凑刀刻“比德于玉”印纪念。孙云生个性质朴，侍师张大千长达47年（包括间接和直接），系门人中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得大风堂法乳最多的一位，诚如张大千1954年致信所言：“兄老态渐深，一生心血付托无人，故有望于吾弟也”，亦诚如张大千1979年为其所撰展序中说：“山水能用吾法而融会于古人，气韵深厚，了无刻画之痕；人物则又能善用吾法，开像、敷色、衣纹，皆恰到好处，笔墨繁简，并具会心。”孙家勤曾在巴西侍师张大千3年，著有《侍师日志》等，将传统与入大风堂所学敦煌释绘及泼墨泼彩和西方画法理念融为一体，承古创今，张大千曾以一砚、一墨、一笔、一斗篷相赠而寓意衣墨传宗。

三、传派人物的比较（第三代或有代表性者）：成员方面，大风堂画派有周韶华、黄格胜、白雪石、游三辉等，岭南画派有杨之光、陈金章、伍嘉陵等；艺术风貌方面，除家法特征，更多的是体现作品的多样性和鲜明个性，特别强调画作中的磅礴气势与时代精神；影响方面，各竖一帜，各有千秋，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现象。

大风堂画派之所以不同凡响，与大风堂堂主张善子、张大千作品题材所具有的巨大包容性有关，即构成了“纵”与“横”的时空。如张善子的人物作品，特别是在历史上能体现民族精神的骁勇战将，几乎均有涉猎和表现，而且影响了傅抱石等画家（参见笔者《张善子的世界》，九州出版社，2015年2月）。如张善子、张大千的山水作品，题材既有中国的（几乎囊括了名山大川），又有国外的（张善子的《非洲半岛》《印度洋中童山》《菲律宾群岛》等，张大千的《瑞奥道中》《爱痕湖》《納嘉纳福大瀑布》《金刚石虎头岩》等）。如此的大包容和国际性，在中国绘画史上罕见。张善子、张大千胸罗万千，笔括天地。其作品具有超越性，如张善子的虎，富有极强的象征性，寓意深邃，可谓“天虎行空”，非一般画虎者所能及，理所当然是大风堂的“招牌菜”；如张大千的泼墨泼彩，非常具有传统美术的根性化表现与现代彩墨感装饰艺术效果的结合，开创了一个时代，理所当然是大风堂的又一道“招牌菜”。

如果仅从绘画表现技法分类，泼墨泼彩亦堪称一个画派，即“泼墨泼彩画派”或“具有传统灵魂的现代彩墨画派”（笔者的理由是约在1976年张大千致孙云生信中的表述：“泼墨始于王洽，逮乎元章，衍为云山，此法遂绝。千年而后，吾拾取其法，益以青绿泼之，众为之惊叹，以为创新”）。这个表现技法拓展了艺术空间，开阔了文明视野，形成了新的美术符号，产生了审美的多元效果，影响了无数画家去解读和体验，让“泼风”东南西北四起，既丰富了中国美术史论，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美术的向前迈步。

颇值得关注和令人惊奇的是“大风堂一门墨妙”，即不仅张善子、张大千、张君绶兄弟三人是走笔弄墨的高手（1929年，上海出版有《蜀中三张画册》，只是“秉性聪颖，驾诸兄上”“年未冠，书画皆过其兄”的张君绶英年早逝而无法鼎力大风堂），而且张善子、张大千昆仲的母亲曾友贞、张善子夫人浣青及儿子张比德和女儿张心素、张嘉德均通笔墨丹青。曾友贞虽非大风堂门中人，但她的画艺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善子、张大千。在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1936年11月出版的《美术生活》第32期《四川专号》“大风堂一门墨妙”中，便可以看到曾友贞的《耄耋图》、张善子和张大千合绘的《春骢图》、张君绶的《延年益寿图》，以及张善子夫人浣青和子女合绘的《岁朝清品图》。同时，从蜀中大儒傅增湘的题款中，还知道张善子夫人系傅增湘“咸具慧心雅韵”的弟子。张大千夫人杨宛君、徐雯波及子女如张心智、张葆萝、张心瑞等亦精通或谙熟笔墨意趣，其中张心智、张葆萝、张心瑞、张嘉德均系大风堂门人。

在大风堂史上，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即张大千的红颜知己李秋君。她虽非大风堂的开派人物，但却在大风堂中具有重要位置，甚至有“准堂主”的地位。20世纪40年代后期，她在上海的家便是大风堂的大本营，当张大千不在时她可以代纳弟子。这些特殊性，构成了大风堂画派的唯一性和特别看点，非一般画派所具有。

五

在发展历程中，大风堂有铿锵的动作方式，有特别的艺术倡导，有一系列的组织行为和活动方式，其理性和规范值得讨论。

如果说张善子、张大千的大风堂得益于曾（农髯）李（梅庵）同门，于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逐步兴起并广纳门人所进行的一系列美术活动和艺术经营活动（包括举办展览，以大风堂名义分别在上海、北平、成都出版《大风堂藏赵文敏九歌书画册》《大风堂名迹第一集》《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第一集》《游戏神通》等画册和印行的《大风堂书画录》《蜀中纪游》《大风堂同门录》等图书），勾勒了大风堂画派的雏形，表达了大风堂画派艺术行为主张与铿锵运作方式；那么，20世纪40年代末大风堂同门会在成都和上海分别设立总会与分会以及编印《大风堂同门录》，刻制“大风堂同门会”印鉴，制定活动内容，组织“大风堂同门会上海分会公祝大千夫子五秩华诞辰”活动，在《中国美术年鉴（1947）》中刊载“大风堂与大风堂同门会一年来动态”等，则体现了大风堂画派的规模及其组织系统（相当于今天我们的社团组织），是大风堂画派走向系列化、成熟化的标志。如果说1948年秋，张大千亲自主持、审定、题署的在上海中国画苑举办的“大风堂同门画展”（参展者竟达61位，画作有124幅）显现了大风堂群体相同或相近的绘画风格、美学思想、审美情趣，体现了大风堂的师承关系，展示了大风堂画派的成果，在美术界具有轰动效应；那么1984年在上海举办的“张善子张大千师生画展”、1986年在四川成都举办的“张大千师生画展”及1989年、1996年分别在上海举办的“大风堂同门画展”等一系列活动，则是大风堂画派集中展示的延续，值得进一步关注。

大风堂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追求人文意境，具有宏大的理想与抱负。其艺术主张：弘扬正大气象，重振汉唐雄风，复兴民族精神。就创作的题材而言，张善子描绘了一系列汉唐人物，如班超、李广、卫青、霍去病、赵充国、虞诩、李靖、薛仁贵、颜真卿等，特别是数度画汉之“飞将军”李广，甚至将“飞”的形象和力量赋予其所画虎，诚如李嘉有所题“是汉家之飞将，立盖世之奇功”。至于张善子所画《怒吼吧，中国》《中国，怒吼了》《勇猛精进，一致怒吼》《飞虎图》等作品，更是展示了这种汉之气象、雄风、精神。至于张大千所临摹的大量唐代敦煌壁画，以及创新而作的泼墨泼彩巨制《庐山图》等，更是一种展示正大气象、重振汉唐雄风、提升民族精神之举。1948年春，张大千在成都大风堂同门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宣言堪称震撼心灵，系大风堂画派的纲领：“今日我国画之前途，应由莘莘学子各尽所长，群策群力以开拓广阔之领域。要为整个汉画之宏伟成就计，不能如前人之孜孜矻矻仅为一己之成名而已。”正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大风堂门人及其再传弟子一脉相承，一展胸怀，“各尽所长”，画出了若干体现弘扬正大气象、重振汉唐雄风、复兴民族精神的作品，如传派人物何海霞师大风堂家法创作的《西岳华山》等气势磅礴的青绿山水作品，如传派人物孙云生师大风堂泼墨泼彩法创作的泼墨泼彩作品，如传派人物孙家勤受业于张大千的敦煌摹本，如传派人物慕凌飞、胡爽盦师家法创作的虎图，如传派人物（再传弟子）周韶华格外强调汉唐气象的再造及汉唐精神的重塑和汉唐庙堂文化的建设，等等。再传弟子中，施云翔主编的《大风堂会刊》更是开宗明义提出“弘扬正大气象，复兴民族精神，树立文化理念，重振汉唐雄风”的办刊主张。

大风堂的活动具有一定的连贯性。除举办一系列展览（如前所述），早在1947年《中国美术年鉴》中关于《大风堂与大风堂同门会一年来的动态》里便有记载：“大风堂同门会，总会设成都。上海分会暂设马当路西成里17号，每二周聚会一次。理事长陈从周，理事董天野、伏文彦、金贤生、侯碧漪、糜耕云、潘贞则等。成都同门30余人，随张大千居外北昭觉寺，朝夕聚首，每半个月作郊游一次。” 至于大风堂门人、再传弟子所举办的活动更是举不胜举，特别是近20年来大有风生水起之势。

大风堂艺术深植画界，影响了一批热爱大风堂艺术的画家。他们追大风，演绎、拓展大风堂艺术，使之产生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从广义或泛大风堂画派而言，大风堂画派的构成并不囿于大风堂的门人及其再传弟子，还包括具有大风堂艺术胸襟、气魄、境界、笔法、笔意的画家群体。这个群体蔚为大观，遍及东南西北，堪称大风堂画派的支撑点，某种意义上属于一种美术现象，同样值得美术评论界的关注和进一步讨论。

六

画家的地位与价值，一定意义上是由其作品的市场价格来衡量的。因为艺术品具有两重性，一是其艺术价值，一是其商品价值。这个商品价值，是其商品属性所规定的。在市场中，大风堂堂主、门人、再传弟子创作的作品无疑具有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这应该是大风堂画派之所以能传承和光大的一个节点，特别是张大千作品的市场效果非常具有讨论意义。

揽各种拍卖图录阅读，不难发现在各种书画作品大拍中，张大千的作品价格领跑市场，成交率、成交价占尽市场鳌头，受热捧的程度空前，甚至成为国内外大型拍卖机构国画作品拍卖会的看点和兴奋点。其作品价格的刷新日新月异，被誉为“常青藤”“挺拔松”，远远超出保值意义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投资理财载体，增值速度犹如高铁，一路风驰电掣。其画的拍卖，价格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爱痕湖》《嘉藕图》《桃园图》等）。笔者曾假设，如将其传世作品《庐山图》《长江万里图》拿来拍卖，那一定是天价，一定可以居高东西方艺坛，直逼凡·高、毕加索的画价。因为《庐山图》《长江万里图》这两幅巨制名列中国美术史上15幅山水画名迹排行榜。更有甚者，《庐山图》作为中国现當代艺术的标志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导览厅（《中华文化沿革图》）中作特殊标示，以对接一路走来的5000年中华文明。

张大千不仅作品的商品价值震惊四座，而且似乎他的什么都值钱，包括其信札、签名的明信片、使用过的拐杖、书刊等。2015年12月，在北京保利2015秋季拍卖会上的“情愫东瀛——山田家藏大千遗墨”专场中，张大千致山田喜美子的一通两页信札拍卖便达75万元人民币（尚未包括佣金）；2016年4月，在台湾春沐春当拍卖会上，张大千的一根极普通的手杖拍卖便达93.6万元台币（折合人民币近30万元），而拍卖主持人戴忠仁还认为“这个价钱还是受委屈了”；2016年6月，匡时春拍“大千余泽——张心瑞珍藏张大千及其藏品”专场创斩获白手套佳绩。管中窥豹，足见张大千作品价格火爆之一斑。

七

张善子、张大千开创了大风堂，无疑是这个画派的学术、学科带头人。他们创造了艺术奇迹，很好地展示了艺术多维空间，使我们得以力辨古今美术万象，故尤其值得讨论。

在艺术进程中，张善子、张大千丰富多彩的艺术不仅影响了大风堂的代代赓续，使之形成了最具有讨论意义的画派之一；而且影响了中国美术，当感动一个时代，只是由于一度极“左”的阴霾遮掩了其四射光芒。然而，阴霾过去，又是明丽晴空。今天，当我们将大风堂与大风堂画派置于中国美术的背景中去作深层次的考察，它将更丰富、更精彩、更生动、更深刻，从而具有更为宽泛的文化讨论意义，甚至为中国美术掘了“一桶金”，而且品质纯正。因为大风堂画派所呈现的是中国画继承与创新的代表，是中国美术的重要资源，也是可以转化为资本的宝贵资源，并且具有开放性与时代意义。它完全可以与“扬州画派”“金陵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等比肩而立，并作为一种美术现象而值得深入研究。

在实际中，大风堂画派已受到美术界、评论界、收藏界、拍卖机构与林林总总的中国书画名家纪念馆的注目。由此以为，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博物馆（包括张善子的内容），对于中国书画名家纪念馆“馆主文化”理念的推出与彼此运作的联动不乏意义。客观地说，中国书画名家纪念馆的馆主均是中国书画界的精英，而且其中有的就是某个画派的领军人物。画派展示的是特色（个性）绘画，也是精英绘画，而且画派的领军人物在中国美术史上往往是具有相当代表性的重量级人物。各级美术团体，特别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完全可以整合画派优势，如系统、规模性地推介画派展览或联展，出版画册，并作个案分析和理性比较，以丰富中外绘画艺术交流的内涵和形式，使中国美术更具有特色和典型作用。如此，这亦是中国美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具有推介意义。因为它凸显的精神和创新所构成的价值体系，构筑起我们民族先进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当感动时代，更值得我们去解读，并从中获得艺术美的歆享与新的价值评判。

大风堂画派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张善子、张大千均是扛鼎挂帅者，即“画派带头人”。其艺术特征、呈现风貌具有多元性，充满创意和创新，影响了中国画坛。在中国画的话语权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优质品牌，使人生的名片上具有无数荣誉符号。

张善子被称为：第一个具有虎痴讨论意义的画家，第一个担纲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暨首席常务理事并领衔中华美术抗敌的画家，第一个由参政会议决定赴欧美谢赈、宣传、募捐并具有重大贡献的画家（既是中华文化使者、又是国民外交家，“创造了中国形象”），第一个被法国总统勒伯伦赞为“近代东方艺术之杰出代表”的画家，第一个进入美国白宫的中国画家，第一个在世界博览会上为中国政府争得荣誉的画家，第一个作为中国人获得美国佛丹大学荣誉法学博士殊荣的画家（此殊荣为“罗马教皇级”，即之前仅有罗马教皇获得），第一个被誉为“第四战线——国民外交的斗士”的画家，第一个分别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与国民政府颁令褒扬的画家……他还被盛赞为：“今之苏辙”（叶恭绰语）、“画笔冠时”（陈散原语）、“名垂宇宙”（于右任语）、“近代画坛的一代宗师”（何应钦语）、“民族英雄和朋友”（廖承志语）……

张大千的文明视野开阔，艺术空间广阔，作品具有时代性高度，堪称东方艺术的象征。其艺术生命长，艺术创造力旺盛，特别是在处理师古与创新这对矛盾上具有高超的本领，即颇能在对立中求统一、达平衡，非一般画家所能及。他的艺术表征鲜明，绘画风貌气象万千，特别是衰年变法的泼墨泼彩（包括点彩表现），使画因势利导取其自然，得其天趣，行其大道。无疑，张大千的泼墨泼彩是大风堂艺术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当然亦是大风堂画派至关重要的节点。这个节点，亦包括张大千艺术的分期、成就等。（参见笔者《张大千绘画艺术的分期及成就》）

张大千终其一生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实践，诚如于右任所评价：“取法溯隋唐以上尊则善守强而能用，衡鉴为中外所宗富可敌国穷无立锥”。张大千颇有抱负和魄力，尤为自信自强，他曾自谓：“坐六朝之廊庙，入隋唐之堂奥。”至于他在近代画史上的地位，郑午昌曾有评价：“数百年来，恐无第二人”。郑午昌甚至还在1946年11月22日的《申报》发表文章《张大千在近代画史》，称张大千“无法之法自我立，有法之法自我得，得人之法而为我所用，立我之法而为人所不及，则无往非法，无所不工。”作为画论家的郑午昌，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了。

张大千的文学贡献、艺术贡献、学术贡献、文化贡献，体现了他的文心慧胆。这些贡献，分别表现为（不完全统计）：创作画作约3万张，在海内外举办画展逾百次，出版画集数百种（如加上研究他的著述，据台湾学者吴文隆统计逾千种，创艺术家著述的最高记录），出版有专著《张大千诗文集》（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1984年）、《张大千先生遗著漠高窟记》（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85年）、《张大千先生诗文集（上下册）》（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93年）、《张大千谈艺录》（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初版、2007年修订再版）、《张大千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2012年3月版）、《张大千诗文集编年》（荣宝斋，1990年）、《张大千诗词选注》（四川美术出版社，1991年）。鲜为人知的是，上海藝苑珍赏社1921年还出版有由张大千撰句（25联），秦文锦编集为《魏张黑女志铭集联拓本》（另有《石门铭集联》26联）。对此书中张大千的撰句，有研究者惊呼“张大千的文学之才不逊画才”。的确，张大千具有非凡的文学创作才能，特别在诗词方面。于右任曾将张大千的画与诗相提并论，甚至认为诗更高一筹，故他在《浣溪纱·寿张大千先生》词中感慨：“作画真能为世重，题诗更是发天香”。尽管这是于右任一个阶段的认知，但却反映了他对张大千诗的推崇。的确，从一定意义上讲，张大千的诗并不逊于画，只是他的画名太重而掩其诗名。“欲向诗中寻李白，先从画里识张爰”。这个“识”，既包括张大千的画，又包括其题画诗。张大千的诗约1000首，或五言、或七言，尤以绝句、律诗为多，具有注重矩度彝准，格调高，意境阔，想象丰，寄意远，抒情浓，纳名宿之大器，亲山水之清音，留人文之情殷，近钟鼎之铿锵，步彝器之高致，采法书之雅达，撷丹青之醇美等特点。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评论张大千的诗“高华妍秀，如藐姑射仙人吸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并直言“大爱之”。在《张大千先生诗文集（上下）》序言中，秦孝仪还力推张大千的文学影响和贡献：“蜀郡夙称天府……倜傥奇伟风雅之士，自司马相如、扬子云以来，如唐之陈伯玉、宋之苏子瞻，代有贤者，逮乎明世杨升庵而后，风流儒雅始渐近歇绝；民国肇建，张爰大千先生挺生其间，世所称五百年来一大千者，始复为天府人文生色，此殆山川灵淑之气，郁之弥久而发之弥光也欤。”

张大千一生文节昭昭，荣誉至高无上。具体为：获“中正勋章”（第二号）、“总统”明令褒扬。2014年7月，习近平在巴西演讲时说到“中巴有缘人”时，感慨“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千曾旅居巴西17年，在他居住的八德园画出了《长江万里图》《黄山图》《思乡图》。”

张大千无疑系博古通今之典范，早已名满中国乃至世界，影响着中国美术的进程，故他头上罩着无数荣誉光环：“古今最负盛名之国画大师”“东方之笔”“中国美术集大成者”“五百年来第一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现代黄山画派始祖”“宇宙难容一大千”“全能画家张大千”“数百年来，恐无第二人”“顶天立地，独往独来”“一代振奇人也”等。这些殊荣震古烁今，证明了张大千的艺术思想纵横捭阖，张大千的艺术风范永垂不朽，张大千的艺术世界超迈时空！

（未完，待续）

作者：一级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