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峻的佛教观论纲

2017-03-17梅良勇王玥

船山学刊 2017年1期

梅良勇+王玥

摘要：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石峻；佛教观；时代背景；基本结构；贡献

在石峻（1916—1999）的学术生涯中，对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认为“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并且有它悠久历史和丰富典籍以及各种文物资料的佛教，是值得人们认真研究的①。”他主张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来研究宗教，反对某些学者简单就佛教研究佛教。

一、产生的原因

（一）研究背景

1.时代背景

石峻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把佛学研究作为其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宏观的角度看石峻佛教观的产生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经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政治的角度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从生产关系上看，我国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从文化角度看，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传播。

2.学术背景

到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对佛教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进展。对于中外佛学研究的现状，石峻认为，中国人对佛教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佛教徒式，即只站在信仰佛教的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一般解决不了什么学术问题，只是为信仰而服务的。二是学者式，即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客观的研究，这种研究过程与成果比较客观可信②。近代以来（公元1840—1949）除汤用彤、陈寅恪、吕秋逸等几位前辈学者曾在对佛教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之外，就整体的情况而言是不尽如人意的。甚至有学者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对佛教进行研究。这些都是与事实不符的，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加以改正。

外国人关于佛教的研究，在石峻看来也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把中国佛学做孤立的研究，而不能把佛教放在整个宗教与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如在日本等国，学者们研究中国佛学与研究中国哲学是分开研究的，有些研究佛学的人根本不懂中国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的人也未必懂中国佛学。即使是研究佛教的，也只是研究佛教的某一派的某个问题，所以并不能真正理解佛教。二是有些学者从错误的立场出发把中国佛教简单地看做作印度佛教的附庸，甚至有人干脆认为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真正的佛教。石峻认为，这种观点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③。

（二）学术渊源

石峻的佛教研究的学术渊源，是受到他的老师汤用彤的影响，石峻在193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在西南联大任教，在此期间，汤用彤为石峻修改了他的文章《僧肇学述》。在《读慧达肇论疏所见》中，汤用彤题“素好肇公之学”“今读此疏，颇有所得”④两句作为勉励自己。1938—1939年间，汤用彤开设了“佛典选读”课程，石峻研究了他的课程后，专门负责解决同学的一系列问题，效果良好。石峻在阅读《“佛典选读”叙目》中深刻体会到了汤用彤对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一般看法，认为汤用彤在选读佛典书目时，更重要的是印度佛教哲学中心思想的变迁，而不是只关注佛教典籍过去对于中国思想的影响。汤用彤曾专门指导过石峻如何阅读原始佛教典籍。在1944年，牛津大学的汉学家休士一同和汤用彤讨论中国哲学文选的一系列问题，同时石峻负责记录工作，这一选目体现了佛教在我国社会的传播与发展、对抗与融合，乃至衰落的全过程⑤。实际上，汤先生也对石峻佛教论文或提纲中的观点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三）主体条件

石峻在1916年10月25日出生于湖南零陵，一直受到父亲良好的教育熏陶，从小便刻苦认真学习，在中学学习过程中便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史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同时接触了社会的新思潮、新观念。1934年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1952年，石峻调回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冯友兰、张岱年一起开展中国哲学的教学工作，在国内首次开设了哲学史课程，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義哲学，同时积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认为指导我们研究佛学史和哲学史的根本方针是唯物史观⑥。具体阐述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否定脱离历史现实的“纯研究”；第二，理论与历史的统一；第三，实事求是；第四，同情和批判⑦。石峻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把佛学作为自己中国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大影响意义的论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石峻佛教观产生的原因不是偶然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客观方面看，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时代背景中，在先前学者对佛教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从主观方面看，与石峻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勤奋治学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二、佛教观的主要观点

石峻自20世纪30年代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基础上研究潜心中印佛学、研究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传播、发展、创新等重要内容，在师承汤用彤的佛教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观。石峻佛教观的主要观点有：条件论、传播史论、基本结构论、实质与基本特征论以及功能论。

（一）条件论

古代印度，占有统治地位、拥有无限权力的是僧侣阶层（这个阶层即婆罗门的上层）。这个僧侣阶层欺骗群众，大搞迷信活动来榨取群众的钱财，从而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因而在印度社会形成了一种思潮，即反婆罗门思潮，并形成了各种团体，佛教组织就是沙门团体之一⑧。针对婆罗门教提出的婆罗门为最高种姓，拥有巨大的权力，有权统治其他种姓的纲领，佛教提出众生平等，反对特权政治，由于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因而在社会受到其他种姓的强烈维护。所以，佛教一产生，很快就在古代印度社会中流行开来，佛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社会势力渐渐地超过了婆罗门教。

在古代中国，由于汉代开辟中亚细亚的交通，在空间上为中印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古代所谓的“西域”地域，如月氏、安息的僧众，就开始源源不断为古代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古印度的佛教经典，从此，印度佛教才得以在中国起源并逐步传播发展开来。但一定的社会意识文化都受到特定历史文化的制约，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要受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国传统风俗、社会道德的综合影响，因此，佛教与中国文化一步步相融合，最终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佛教文化。

（二）传播史论

印度佛教大约起源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古印度奴隶占有制社会，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印度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在印度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发展过程。佛教自创立以来，由于得到众多种姓族的强烈拥护，一时间在古印度得到了广泛传播。总的来说，佛教在印度社会的发展历程是渐进变化的，可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以及密宗佛教时期。大约在公元9世纪，佛教在印度的发展逐渐衰微，印度佛教因此由盛转衰，历史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佛教自身为了迎合印度的外道，结果也变成了与外道合流而使自己融入印度教中；二是回教军队对印度的频频入侵与彻底摧毁，佛教彻底没有了容身之地。到13世纪，佛教在印度消亡。

佛教在古代封建王朝的发展也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历史。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开始逐渐传入中国，佛教在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人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神仙道术将其神话，当时几乎没有汉人出家为僧；接着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与演化，佛教与中国传统玄学相结合，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佛玄合流时期；到了隋唐时期，由于隋唐封建帝国统一的建立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统一的宗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形成了在佛教理论、寺院经济方面相对独立的佛教宗派；宋元明清时期，佛教由盛转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这个时期的佛教结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伦理等特点，使之更具有中国化的特点；近代中国的佛教思想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把佛教与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国佛学新的历史时期。

（三）基本结构论

乔达摩·悉达多是佛教的创始人， “四谛”和“十二因缘”是佛教的基本教义。所谓的四谛，指是佛教中四个最基本的道理，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谛是讲人生时时处处充满的种种痛苦；集谛主要探讨苦的原因；灭谛意思是消除烦恼，得以解脱，佛教的最高境界当属圆寂或涅槃；道谛是讲灭烦恼得以解脱的途径和方法。

佛教在分析苦难和造成苦难原因的时候，除了“四谛”外，原始佛教的另一个基本教义是“十二因缘说”⑨。佛教认为，人生是一个因果轮回的流转过程，十二个环节，组成因果链条，互为因果条件…佛教强调通过学习，领悟佛教真理以求得解脱。

佛教在和其他宗教派别的斗争中，把他们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三法印”。这三条佛教根本教义的标志是：第一，“诸行无常”，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第二，“诸法无我”，认为客观世界不存在着一个主宰者；第三，“涅槃寂静”，人生活的最终目标是追求一个绝对安静的、神秘的生活状态。随着历史的蓬勃发展，佛教的教义便也出现了新的变迁，大约公元一世纪，出现了大乘、小乘两派，同时也标志着佛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小乘”是前期佛教的贬称⑩，后期的佛教自称为大乘。

（四）本质特征论

佛教的本质特征是宗教，宗教最重要的特征是以信仰为基础，而有关佛教的哲学、文化只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形态。石峻认为佛教拥有宗教的三要素观，即宗教的信仰形态、文化形态以及社会实体形态（11）。在这三个主要的要素中，信仰是宗教的核心。原始佛教重视人生的实质问题，强调一个人说话、做事等各方面的活动都应该合于正道，守规矩，提倡过一种清净的生活，即所谓出家修道。佛教提倡用思想的锻炼和生活修养的方法来求得个人烦恼和痛苦的解脱。

石峻认为，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属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突然出现的。按照哲学的意义来说，佛教重视研究自然界中的“常”与“变”的辩证关系；万事万物的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事物的各个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其中包含了哲学辨證法思想，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封建制度下，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人生问题。因此， “迷信”是不可以一概抹杀它的内容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它的发展规律，总结思维教训，升华历史价值（12）。

（五）功能论

石峻认为，印度的原始佛教教义主要是为了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因此，原始佛教并不是单纯的“迷信”，它重视人生中的实质问题，强调一个人说话、做事及其行为活动都应合于正道，有规矩，提倡过一种清净自然的生活，即所谓的出家修道，它提倡用思想的修炼和生活的修养的方法来获得个人的解脱（13）。印度佛教从汉代开辟与西域的交通之后，经中亚细亚传入中国，不断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所吸收利用。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宣扬因果报应思想以及三世两重因果思想，佛教认为，人生在世，不论是富有高贵，还是贫困低贱，都是是个人自己前生修得的结果，今生只能接受，不能拒绝，也不得有任何反抗思想与行动。很明显，它是直接为奴役人民、巩固封建统治、公开为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服务的。它有两方面的作用：既能赞助王化，又可维系人心（14）。

综上分析，石峻的佛教观点主要包括条件论、传播史论、基本结构论、本质与基本特征论以及功能论。其中，条件论是佛教产生的起点；传播史论是佛教发展的过程；基本结构论和本质与基本特征论是佛教的基本内涵；功能论是佛教产生的目的与作用。

三、主要贡献

石峻，是我国著名的佛学专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石峻就已经开始中印佛学的研究准备，发表了《论魏晋时代佛学与玄学的异同》《玄奘思想的检讨》《玄奘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肇论〉思想研究》《读慧达〈肇论疏〉述所见》等文章。石峻在佛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如下：

（一）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

石峻研究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石峻认为佛教思想是古印度社会的社会民族矛盾的产物，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释迦牟尼空想出来的（15），他研究印度佛教，始终坚持从社会历史的背景寻找答案。从佛教的起源来看，印度原始佛教是在古代印度奴隶占有制发达、社会经济急剧发展、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原始佛教反映了古代印度社会民众对于天国和婆罗门教的神的抗议，代表了古印度社会反婆罗门思潮的团体。后来形成的部派佛教，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矛盾，于是竭力宣扬释迦牟尼的权威，将释迦牟尼神化，佛教在历史的进程中因此由原始佛教演变成了“神教”，为佛教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印度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复杂的现实状况，逐渐产生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反对以往小乘佛教追求个人解脱的信仰主张，而提出了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佛教观。随后印度佛教越来越脱离社会的现实，于是慢慢由盛转衰，最终在印度消亡。石峻反对将佛教理解成古印度思想文化全貌的观点，在石峻的研究中，从历代佛教的发展史角度来看，佛教原本并不是古印度的正统思想（16）。

佛教传入中国社会始从西汉代末，随后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各个朝代的传播、演变。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一方面，通过佛教的教义来看，也是和印度一样，先是有小乘佛教，后也有大乘佛教。另一方面，中国的儒道思想又和大乘教义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逐渐融合、沟通（17）。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佛教徒的著作不值得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佛教，印度佛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然而石峻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中国佛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独特的特点。相比之下，中印佛教哪一种价值更高，不能作草率空洞的议论，要依据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具体的分析（18）。

（二）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哲学研究

佛学是我国魏晋时期主要的社会意识形态，石峻重点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哲学，他从对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佛学发展的历史情境研究中，深刻论述分析了魏晋时期的佛学与玄学同与不同之处。石峻还尤其研究僧肇及其著作《肇论》。

1.玄学和佛学的异同

石峻非常注重玄学和佛学的比较研究，他认为虽然学术界对魏晋玄学和佛学的关系的研究上有很大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明显的研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二者完全相同论，另外一种是二者简单等同论（19）。石峻反对这两种倾向，他认为要从它们的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中探明其相互关系，进而辨别异同之处。从发展的过程来说，他认为使中国传统玄学先影响了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然后佛学与玄学相互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魏晋佛学本身还需要依靠玄学的影响力量才能够在社会得以广泛传播与发展。就玄佛两者的不同点而言，石峻概括出主要的四个方面：一是内容不同，佛学主要讲人人都可以成为佛，追求西方极乐世界，而玄学是讲统治者如何治理封建王朝的；二是思想渊源不同，是中国原有的儒道等传统思想演变而成的魏晋玄学，是印度佛学和魏晋玄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等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三是地位不同。玄学居正统的统治地位，成为统治者智力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佛学相较于玄学则处于依附地位，到了东晋末年时期，只是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佛学地位才能够有所上升，后来基本取代了玄学；四是作用不同。玄学对于人们摆脱神学目的论的影响和烦琐哲学的支配起过积极作用，有利于解放思想，发展哲学思维，但同时有消极作用的一面，而佛学从总体上来说主要是用宗教信条禁锢人民的思想，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20）。石峻也主要概括出四个相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性质相同，另一方面是都有较为丰富完善的辩证法条件，然后是对于儒家思想的态度，都有许多的相同之处，同时也都成为了门阀士族的统治社会的工具（21）。

2.《肇论》研究

石峻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僧肇的《肇论》。他认为对该书要读二十多遍，反复玩味，才能理解其中的要旨与意味。

经过考证，石峻认为《宗本义》的作者是不可确定的；他还认为应从僧肇与刘遗民的诘难中来理解《般若无知论》，他赞同南朝宋陆澄的观点，认为僧肇对刘遗民诘难的回答是确当的；他评价《不真空论》是“正宗的大乘佛学”（22），其中心思想是“诸法假号非真”；对于《物不迁论》的研究，石峻认为僧肇受到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影响，与中国传统思想大有不同。他不赞成把“物不迁”理解为绝对的“静”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他始终坚持的“不二”的立场是动即静，迁即不迁。由此看来，石峻认为，如果简单的以概念推演的形式对待实际的问题，那么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诡辩论，对于富有理性思维的宗教哲学的来说，要从一般的哲学的认识论角度去理解，更重要的能够考虑到信仰的宗教到实践的体验，这样才能够正确引导人们进入超然的精神境界。

石峻对《肇论》的高度评价，对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产生的意义重大。该书用中国传统话语表达了迥异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揭橥了佛教从依附玄学逐步转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并为涅槃佛性学说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礎。由此可见，《肇论》成为了中国研究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三）隋唐佛教研究

1.关于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和特点

石峻在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即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客观条件下探讨隋唐佛教形成的根源，认为“隋唐佛教宗派，是隋唐历史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23）。研究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有助于了解我国佛教的形成规律和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石峻对宗派做出了界定。他认为宗派与学派的含义不同，宗派有四个特点：宗派有独立的寺院经济；有不同的传法世系或法统；有不同的宗经和理论体系；四是传教地区的势力范围的不同，以及生活节律的不同。

其次，石峻认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主要有统一的政治格局、高度发达的寺院经济和佛教理论自身完善的结果等方面的原因。除此之外，除了隋唐的佛教宗派大不相同，他还强调了隋唐佛教宗派具有的两个基本特点，即排他性和独创性。石峻认为，历史具有一定规律的延续性，是不能随意割裂的。因此他认为隋唐佛教具有判教等六大特点（24）。

此外，石峻又从另外一种角度概括了四种隋唐佛教宗教的特点，即宗派性、系统性、统一性和国际性（25）。

2.关于玄奘的研究

玄奘远游印度也是石峻着重于研究的。他认为玄奘的西行求法并不是单纯地拜佛求经，还有地论师的相州南北两派之争、佛典的翻译问题、当、现二常的分辨问题以及正因佛性问题四个方面原因。石峻强调，虽然外来学说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也是反映了我国社会政治以至文化的发展”（26）。玄奘西行后，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是：第一，对于佛性问题的讨论，玄奘采用他印度老师戒贤所传护法一派的意见，即有五种姓的说法，特别是第五种人，有情无性，是无法成佛的，由此可以得出，能不能成佛，是由先天决定的。这和传统的“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核心观点有所不同；第二，关于轮回的载体问题，玄奘主张本新合成种子论。这是采取了一种调和折衷的态度；第三，玄奘构建了以“真唯识量”说为基础的思想体系。

3.禅宗研究

石峻对于禅宗的研究，坚持认为禅宗是一种“心学”（27），并不是纯粹的一种理论，它更注重的是心的自证，但中国人创造的禅宗，得到凭借的方法有拂子坐禅、棍喝、一动等，传统的禅法与禅宗的根本理论是相同的。

南宗的真正创始人是惠能，石峻对惠能的理解，强调了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出身于劳动人民，且有可能是少数民族；二是文化水平不高，但不一定是文盲（28）。禅宗强调这一点的用意，“表示佛教的最高智慧不在文字”。南宗的思想主张人人皆有佛性，提倡自悟自度，不迷信佛经、不崇拜偶像，不一味地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具有独特的精神面貌。我们应该研究学习的是南禅后来的分派，分派成为了带有某种规律性的中国思想学术的内容（29）。

（四）佛教与中国文化

石峻认为，佛教的信仰并不是孤立的，从佛教和文化的关系研究，它一直是跟不同时代、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民间风俗习惯等结合在一起的（30）。中国文化、佛教是双向的关系，石峻更强调的是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影响。

从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角度看，石峻列举了七个典型影响：一是因果报应学说的影响；二是佛教信仰有助于维护封建道德和巩固封建社会道德秩序；三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看，佛教的传播阻碍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四是隋唐佛学对于宋明理学的影响；五是佛教发展为寺院经济的兴起有利于保存古代的历史文物；六是佛教用语、概念或范畴，是中国思想与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七是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佛教也影响了中国的雕塑和壁画、建筑的艺术形式，佛教也影响了中国的俗文学、白话文化等对中国的音韵学。

石峻在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中，形成了其具有时代特色的佛教观。但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石峻也不例外，在20世纪60、70年代就不再轻易写作，所以他的佛学研究精到的观点没有呈现于世。这是十分可惜的。石峻研究佛教特别注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注释】

①⑧（15）（16）（18）（29）（30）石峻：《佛教与中国文化》，《石峻文存》（第一册，下同），华夏出版社第2006年版，第28、24、24、26、27、29、37页。

②单侠《民国时期佛教革新研究（1919—1949）——以革新派僧伽为主要研究对象》，《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第2期。

③石峻：《石峻学述》，《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514页。

④石峻：《肇论思想研究》之附记，《石峻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页。

⑤石峻：《回忆汤用彤先生的治学精神》，《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第3页。

⑥参阅董群：《石峻先生与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东南大学人文学院》2007年版第7期。

⑦参阅石峻、方立天：《论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哲学研究》1982年第12期。

⑨石峻：《宗教与文化》》，《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⑩石峻：《世界三大宗教》，《石峻文存》，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

（11）参阅弘法：《与时俱进看佛教的本质特征和主体意识的保持》，《法音》2006年版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