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因为我是成龙的助理。那时成龙才23岁，已经演了《醉拳》和《蛇形刁手》，非常红，很多导演都来找他拍戏。身为他的助理，我自然也受人追捧，跟着他享受荣耀。他每次买衣服总是让我也挑一件，对我很好。我每天都很忙，几乎很少去片场看他拍戏。“有30个韩国影迷来了，你陪他们去海洋公园走走。”“宝马出了一款新车，你去帮我试试。”“那个别墅好像不错，你去帮我看看。”我在琐碎繁杂的事务中忙碌着。我问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吗？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心底的梦想，我跟着他是想让自己的导演梦尽快实现。我要辞职，辞掉这份让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

那晚，我跟他一起去兜风，我决定提出辞职，但我不敢看他，就看着车的后视镜。当我说了要辞职的话后，他也不讲话，但越开越快，情绪完全就是失恋分手的感觉。后来成龙把车停在了一个情侣约会看夜景的地方，点了一根烟，问我：“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说：“没有。”他又问我：“是我对你不好吗？”我说：“没有，你对我很好。”“对你很好为什么要辞职？”我说：“我想当导演。”成龙听后没说话，但是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了他的表情，满脸的不屑和鄙视。那时候我特别想哭。然后成龙又点燃第二根烟，问我：“告诉我，你打算怎样开始做导演？”我说：“我想从场记做起。”他说：“可以，下个礼拜陈勋奇有一个电影要开机，我把场记换了，你上去做。”然后他把烟一丢就开车走了。没想到，在这之后他20年都没有再理我。

在这之前，我是成龙的助理，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多人都来跟我这个18岁的少年讲好话，希望成龙接他们的戏。但是从那天开始，我的境遇一落千丈，面对的是各种冷嘲热讽。但我并没有后悔，为了自己的理想，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奋斗的路上我有多痛苦、多心酸，在这里我不想讲，因为谁也不可能轻轻松松地实现理想。我从最底层做到了导演，拍了几部不错的电影，在电影圈里也获得了认可。但这期间，无论我在哪个场合见到成龙，我叫他“大哥”他从没理过我。后来我想，算了，再看到他就远远地点个头吧。

直到1999年，我突然接到成龙的电话，电话里他说：“你有一个写给金城武的剧本，叫《特务迷城》，我觉得还不错，我想拍。”我笑了，心想：“大哥你要拍什么，谁敢说不？为什么来跟我讲？”他说：“我想你来做导演。”我挂掉电话后，打开一瓶红酒连喝了三杯，然后才去和成龙见面。见面后我又跟他接着喝酒，喝得很晕。我就问成龙：“你还记得20年前，听说我想当导演时你的表情吗？你为什么20年不理我？”他就拍桌子：“我跟你讲，陈德森，只有我炒别人鱿鱼，从没有人跟我辞职的，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后来他又说：“陈德森你听着，这20年我一直都在看着你，我是觉得你真的在努力，所以拍这部电影时我不是你大哥，我是演员，你是我的导演。”听完这些话，我的眼泪都出来了。我终于理解了成龙。我的辞职伤害了他的尊严，所以，他20年不理我；而我20年的努力则为自己赢得了尊重。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自己一无所有，还想别人尊重你，那是奢望。

在外人看来，導演很了不起，指挥着那些光芒四射的大明星，但背后的辛苦外人是看不到的。刚才我没讲我的辛苦，现在要讲一讲，为什么要讲呢？我讲的是我取得了成绩后的辛苦，只是想告诉大家，人成功了依然还是要拼命的。《十月围城》这部电影从筹拍到杀青，我花了10年的时间。对我来讲，它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一个人10年的人生，因为其间有我妈妈的去世、老板的自杀，当电影无法按计划杀青时，演员们开始有怨言，各种事都来了，我的压力大到不行。开始我吃一颗安眠药可以睡5个小时，到后来吃3颗安眠药只能睡3个小时，每天早上5点多，整个走廊都能听到我在吼，总是做噩梦，一推开窗户就是那个场景，我被困在了那座城里面，太压抑了。

我给陈可辛发微信，说：“可辛，这部戏我送你，因为我没办法拍了，为了这部戏我快没命了。”《十月围城》拍了三分之一我就走了，回了香港。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吃安眠药和治疗抑郁症的药，第一天回去后，我断断续续睡了26个小时，躺在床上就不愿意动了，甚至连大小便都不想起来。我姐姐很担心我，全家从澳洲回来陪我，所有的朋友也每天都来陪我，不聊电影，就是喝喝红酒，讲讲佛理。我离开剧组差不多10天后，我的制作团队发来短信说：“导演，这部戏我们陪你走了10年，如果你不想走下去，我们就全撤了。”就这一句话给了我力量，10年，他们陪了我10年，我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这样对不起他们啊。我决定回到剧组，重新开始。

《十月围城》得以存活下来，我也随着活下来。这不是开玩笑，对于我来说，电影就是我的生命。你热爱这一行，就得把它看成是自己的生命。这样，你才会永不停止地付出，你才能面对重重难关，宁死也不愿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