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

买下第一本禁书

“如果你好好地在图书馆里走一走，幸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借过的书，借书单上写着‘李敖两个字。这时候，你不要犹豫，先赶紧借出来，不要管它是什么书，先借了再说，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在借书单上他的名字下面，签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签名就跟在李敖的签名后面，多有学问！你可以对别人说，你和李敖看过同一本书！像我，就已经签过好几本了。”

那是1973年，我16岁。进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学期，一个爱吹嘘的地理老师就用一种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课堂上这样讲着。许多同学相互打听李敖是谁，还有许多人追问李敖到哪里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传说中的李敖在就读台中一中的时候，就翻遍了学校图书馆里的藏书，后来他去台湾大学读历史系了。一个被一中的师长们誉为“最有才华的人”，因为“思想有问题”，写了一些批判当局的文字，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妈妈还曾在台中一中任职，好像在教务处还是什么地方。

神秘的李敖成为我们的偶像。许多人走遍图书馆，寻找他看过的书。

而且，我们很快就听说在第二市场附近的一家书店，可以找到他的盗印书：《没有窗，哪有窗外》和《传统下的独白》。

我们平时就在这家书店买参考书，所以与老板还算熟悉。但要去问有没有禁书，我还是非常担心，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为看禁书、思想“有问题”而被抓起来。去买书的那一天，我站在书店里东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等到老板身边的人少了，才上前低声问：“老板，有……有没有《传统下的独白》？”

书店老板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外地口音，面容白白净净，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用一种陌生的眼神打量着我。一个穿卡其色高中制服的男生，没有买参考书，居然要买李敖的书，似乎有点奇怪。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面无表情地说：“是你要看的吗？”

“嗯。”我点点头，装得像一个好学生，心里只觉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盘问。

“你知道这是禁书吗？”他的口吻变得稍稍温和了一点儿，虽然不像在盘查，但语气依旧冷淡。

“我知道。”我老实说。

“那，还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他依然面无表情。

我心底跳了一下，算算口袋里的钱，就说：“好。”

他没有回话，起身走到书店后面的仓库，拿了两本书，用报纸包起来，再用橡皮筋套上，面无表情，但先观望了一下四周，才塞给我。眼睛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看，低声说：“200元。”相较于当时那些平装本的口袋书，如水牛文库、文星书店的平价书，这样的价格简直贵了一倍。但我连想都没想，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钱，迅速付了，像生怕被发觉似的，将书塞到书包里，藏到最深处厚厚的一堆参考书下面。走出书店，我才发觉自己心跳得非常厉害。

即使已经坐在公交车上，我还是不敢把书打开。我四下张望，生怕有人跟踪。回到家里，背著父母，我才悄悄地把书打开。粗糙的黄色封皮，黑色的一行书名，没有印作者，内页一样是简陋的纸张和印刷，有些字体的油墨还会粘在手上。但我却用一个晚上就看完了一本。

这是我第一次买禁书。第一次看禁书的感觉，和第一次跟女生约会没什么两样。微微晕眩，心跳加速，向禁忌的地方不断摸索前行。

买禁书成了我们的乐趣。只要有人说起某书是一本禁书，我们就会立即抢购，怕买晚了书就会绝版。陈映真的《将军族》就是这样买来的。当然，同时购入的还有《第一件差事》。

暗娼街的罗曼·罗兰

台中一中附近还有一个可以买到禁书的旧书摊，靠近福音街的路边。书摊老板是一个退伍老兵。那个年代，似乎有特别多的退伍老兵散落在校园附近。不是卖豆浆烧饼，就是卖绿豆稀饭；要不就开一个旧书店，或者小说出租书店。他们可能原本是读书人，只因战乱来到台湾。退伍之后不知怎么谋生，就在街边开起了旧书摊。

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16毫米黄色小电影的地方，也有招揽客人的“三七仔”皮条客。那些暗娼会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卖阳春面的摊子前，跷起雪白雪白的大腿，点两三道小菜，呼呼地吸着面条，一双堆满浓厚脂粉的眼睛，无神也无惧地望着街道上过往的行人。

17岁的我站在那个旧书摊前找书，却往往被那些暗娼的身影所惑，忍不住眯了眼睛偷偷去瞧。旧书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这个现象，卖的多是黄色小说，或者《花花公子》之类的旧杂志。那时的黄色小说印刷非常粗糙，与李敖的盗印书没什么两样，我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已经看过，兴趣不大。但是柏杨的书这里也在卖。此外还有郭良蕙的《心锁》，李宗吾的《厚黑学》，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据说是全本的《金瓶梅》。

有趣的是，这老板不知道怎么进来的书，竟还有许多苏联文学作品，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契诃夫。

有一次，我竟在旧书摊的角落里找到罗曼·罗兰著的两册精装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巨人三传》。这些翻译书都没写译者，但《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巨人三传》译笔之优美，令人爱不释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充满禁忌的年代，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如果1949年之后留在了大陆，没随国民党一起撤退，他们的书一律查禁。而罗曼·罗兰作品的译者傅雷，正是那个年代最好的译笔。

那个旧书摊老板特别有趣，又胖又壮，戴一副老花眼镜，老是坐在书架旁一张竹子编的躺椅上兀自看着书，偶尔瞧一眼来逛的买书人。

我拿着书问他价格，他就拉下眼镜，斜吊着眼瞧我一眼，再看一眼书，然后再戴上眼镜，看也不看地说出价格。那些黄色书籍应是营生之用，卖得特别贵，这些世界文学经典反而非常便宜。我有时候不免好奇：他到底懂不懂文学，为什么会进这些其他旧书摊子上找不到的书？为什么卖得这么便宜？但我不敢问。因为每一次我拿书去问他，他总是一副“你要就拿去看”的酷模样。

在那个禁忌的年代里，不仅是傅雷，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一样，出版时都不敢写上作者的名字，要不就是改名。例如郑振铎改为郑西谛，而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的自传》，译者都写着“巴克”。只因巴金是因崇拜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而取笔名为巴金，既然有禁忌，就变成了“巴克”。

被查禁的金庸

在旧书摊上寻禁书还不满足，我们就进了台中省立图书馆。不知道为什么，那里还保留着许多已经被查禁的书。而早期的《文学季刊》《现代文学》《文星》《自由中国》等，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只是某些期刊可能已被查禁，就找不到了。

多年后我在叶荣钟的杂文里才读到，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他曾在图书馆工作，工作的具体内容就是把图书馆里关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没有撤退来台的作家出版的作品，以及“日据”时期有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社会分析、“左”倾色彩的书，全部找出来销毁。他一本一本地查，一本一本地向那些或平装或精装的、饱含了思想和文学内涵的书告别。一个读书人啊，还有什么能比从事这项工作更痛苦的呢？

然而台中省立图书馆始终保留着某种开明的风气。因为像李敖、柏杨等人的书并非每一本都查禁，他们人已入狱，一般的图书馆都全面禁了，唯有台中省立图书馆只拿下了被禁的书，其他书籍还保留着。比起我后来在其他图书馆所见到的模样，简直好得太多了。

臺中省立图书馆对面是一排老眷村，搭着矮小平房。那里有一家武侠小说出租店，老板五十岁开外，是个东北大汉，个性带着大兵的直爽。有一日，我听说金庸的小说亦是禁书，平日从来不看武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同小可，竟连续租了好几部，看了一个多月。当时的武侠小说是用报纸的纸张印刷的，装订成小册子，一套《神雕侠侣》，竟有20多册。碍于押金太高，我得分两次租，才能看完。但武侠小说看到一半，如同约会中断，心痒难当，如何能停止？于是往往熬夜看到天明，一早就去续租。

因为查禁，金庸的许多武侠小说都用了别名。《射雕英雄传》被改名为《大漠英雄传》，最有趣的是《鹿鼎记》被改名为《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为“任大同”，作者还写作“司马翎”。

多年以后，台中省立图书馆已经全面改建，所有的书肆与风景早已不再。我重新想起这场景，才想到，1949年的时候，随着国民政府迁徙来台的200多万人中，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多少读书人、多少大学生和世家子弟？他们飘荡来到这个小岛，无以为生，仿佛也就只能以租书店、旧书肆寄托此生。

读大学之后到了台北，第一件事就是去明星咖啡馆前，看周梦蝶独坐街道边的一排简单的书架前，独自翻看着书，仿佛与世界隔绝了一般。这景象真的太熟悉了，从台中的福音街到明星咖啡馆，到台大前面的旧书摊，他们的身影，仿佛是一个寂寞的、流离飘荡的时代的缩影。

在街道边独坐阅读，以卖书为生，他们背负着流离千万里的身世和故国的旧梦，最终在书堆中，是想要寻找一个思想的出路，还是一个武侠的幻想世界来遗忘人间的痛苦？或者是要靠着文学的安慰来度过这残损的岁月？

禁书也是一种对知识的垄断。已经查禁，你便找不到了。拥有者如同拥有武林秘籍《九阴真经》，他引以为傲，自己在家苦练，出来炫耀武技，经常引用两句。你却看不到，心痒难耐，痛苦难当。恨不能去他家偷出来看看。而愈是不传，愈是让人好奇。

因为是禁忌，得来特别困难，我们也读得特别起劲，有如在练功。仿佛拥有秘籍，再加上苦练，总有一天会练就一身绝技。

看禁书与玩禁忌的爱情一样，是会上瘾的。你越查禁，我越是要看。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越偷偷摸摸越是有趣。

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影响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学校规定的书，也不是正经八百的书，而是禁书。没办法，禁忌之爱，永远有着致命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