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时代转型，催生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的思想魅惑和历史合法，关于政治、国家、社会的现代“乌托邦”叙述，将“文学的想象能量”投射于它所能触及的所有领域。“民间”这个鲜活、巨大而深邃的空间存在，常常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乌托邦叙事的日常化微观佐证，或者呈现出与之吻合的政治想象和革命狂欢，或者呈现出与之相参照的启蒙解构和寓言叙事的“反乌托邦”即“恶托邦”面目。在这种“激进叙事”的裹挟和改造下，“民间”的“个体人”被悄然置换为“民间群体”的代名词，并在诸多的隐喻和象征的艺术抽象概括中，被赋予了民族性的整体内涵。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叙事，以其普遍性的煽情与悲恸的文学基调，祛除了虚幻的现代性幻象，让文学重新绽放其介入社会现实、转型剧痛和生存苦难的批判性锋芒，但它强烈的介入性和现实性，又在无意中构建了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苦难叙事主流，所包蕴的对社会公平与道德正义的诉求，成为当下对机制现代化和资本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种具有大众认同基础的价值输出，但民间个体的精神多维同样有着被底层群体借用来表达集体怨恨或悲苦情绪的嫌疑，民间寓言与个体言说之前总是存在着话语的间性和疏离，作为民间个体的面目依然模糊。“70后”作家杨遥以节制和内敛的小说叙事节奏，荡涤了历史风云和时代诡谲之于人的撞击与回响，却专注于聆听蜷缩于民间阴暗角落的幽微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