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的意义之网<br/>——《庶民视角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书评

“庶民”的意义之网
——《庶民视角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书评

2017-03-14马金龙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4期

关键词：庶民学派身份

马金龙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庶民”的意义之网
——《庶民视角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书评

马金龙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陈义华、卢云合著《庶民视角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一书，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印度庶民学派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此书融合庶民学派前沿理论和有关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学术研究，系统介绍庶民理论的基本概念、学术目标及理论关怀，同时阐述庶民视角下文学批评基本策略和文化研究基本范式。书中提到庶民视角、文学文本中的话语权力建构、庶民学派对西方文学经典的重读重释、国家话语与知识生产、离散文学等话题，为文学研究提供参考。

庶民；文学批评；文化研究；话语权力

《庶民视角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下文简称《庶民》）是一部有关庶民理论的学术著作，为暨南大学陈义华和中国地质大学卢云合著。庶民学派是20世纪80年代印度“左派”知识分子在反对精英主义历史书写中兴起的思想流派，其结合印度本土历史与社会现实，创造性改造西方先锋理论，建构描述本土经验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该学派以发掘庶民被遮蔽的历史，重构庶民意识，寻找庶民主体性为学术目标。

《庶民》一书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关注印度庶民学派理论的代表作之一，此书融合庶民学派前沿理论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1942-）的学术研究，系统介绍庶民理论基本概念、学术目标及理论关怀，同时阐述庶民视角下文学批评基本策略和文化研究基本范式。全书五章，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庶民理论诞生发展及基本学术思想，庶民学派对西方主流学术话语的借鉴和改造，介绍庶民学派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二部分即一二章。从庶民视角重释东西方文学经典作品，以三种不同阅读方式阐释经典文学文本内部话语权力生成。同时，结合具体文学文本，阐述欧洲东方殖民历史为文学带来的系列副产品——东方国家的英语文学和西方国家的东方语言书写（离散文学），并从后殖民主义文论角度具体阐述此类文学现象表现的诸如身份认同等突出问题。第三部分为第三四五章。着重探讨庶民学派对精英主义倾向的批判。作者在后殖民语境下，从庶民视角阐述国家知识生产过程中，精英知识分子通过建构民族国家话语等方式，遮蔽与忽视庶民经验。同时，作者结合斯皮瓦克后殖民主义理论，将女性列为特殊庶民群体在文学中予以呈现。

一、何谓“庶民”

本书最大亮点即开辟独特视角——庶民视角。何谓“庶民”？作者并未给出具体或相对具体的界定，而是阐述“庶民”的不确定性和包容性。“庶民”术语来自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意指意大利南部未被组织起来、缺乏阶级意识的农民。为避免使用“阶级”等敏感字眼，葛兰西使用“庶民”一词，以规避法兰西监狱检查[1]。“庶民”术语的模糊性和流动性受到庶民学派青睐。随着该学派发展，“庶民”术语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庶民学派最初将此术语拓展至工人群体；斯皮瓦克则将其涵盖至女性，特别是后殖民国家女性；而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1947-）则借“庶民”指前殖民地[2]。庶民学派不断地扩充“庶民”内容。通过作者介绍及文学文本分析可见，“庶民”的确定需参照物，当与具体阶层对应，或与对应阶层产生权力关系时方可确定其内涵指向。

第一章中，作者通过分析文学文本论及庶民学派，将《简·爱》中人物贝莎归入“庶民”范畴，因贝莎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有色人种，是被白人——罗切斯特和简——视为野蛮、淫荡、疯癫而禁于阁楼中的疯女人，相对罗彻斯特和简，贝莎为“沉默的他者”。然而，在第五章，斯皮瓦克分析《色目尔人的王妃》，将“王妃”也置于“庶民”范畴。按常理，“王妃”是特定社会或族群的特权阶级，但此“王妃”身份由印度殖民者操控，是受控制的“沉默的他者”。可见，“庶民”不仅指社会底层的无话语权者，也包括社会上层中受压抑的女性。

综上可见，“庶民”并非固化概念，而是柔性概念，应避免本质化倾向。本书亮点即向读者阐释“庶民”无关阶级，无论底层阶级，还是特权阶级，只要是受压抑或被剥夺话语权的人，即属特定社会中的“庶民”群体。

二、文学文本中话语权力的建构

按照米歇尔·福柯话语即是权力的观点，任何话语皆为权力的产物，哪里有话语实践，哪里就潜藏着话语权力的运行。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说：“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根据一个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3]即话语权力根据特定阶层建构。文学作为话语实践，自然带有某种话语诉求，通过特定社会统治阶级评价机制运作后，形成某种话语权力。《庶民》作者通过分析西方文学中劳工阶级文学和女性文学，阐述文学经典中话语权力的建构。

西方文学发展史上，劳工阶级文学在文学经典中并无席位，劳工阶级与精英阶级在各自文化形态中形成“话语场”差异，使其具有天然隔阂，居文学主流且具仲裁权的精英阶级很少，或不愿研究劳工阶级文学创作，武断地以自身标准衡量评价劳工阶级文学创作。劳工阶级偏重文学现实意义和功能①在《庶民视角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中，劳工阶级可理解为工人阶级亦或无产阶级。精英阶级即精英阶层，指受过高等教育，有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背景的人。，“通过创作达到某种特定政治目的，使读者形成自我意识与阶级意识，并灌输阶级团结的思想，以鼓励劳工阶级为社会正义和政治平等而斗争”[2]。即劳工阶级作品主要书写其与读者共享的世界，从而达到凝聚意识目的，自然产生话语权力的支配和建构，进而产生不同组织、行为方式，以及文化和艺术的不同观念。因此，按传统文学经典标准审视劳工阶级文学创作，其结果自可想而知。劳工阶级生存条件形成其不同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关系模式，评价劳工阶级文学应建立劳工阶级文学评价机制。用统治阶级所谓普遍评价标准，显然会贬低和排斥劳工阶级文学[4]。

书中还提到另一问题值得深思，即如何建构性别意识形态。阿里西亚·奥斯特力克（Alicia Ostriker）在《美国妇女诗歌起源》[5]一书中，分析意识形态运作对女性诗人的边缘化过程。男性中心主义批评模式界定的美学原则，被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批评标准，使女性作家创作被遮蔽，同样也被用以排斥所谓“娘娘腔”的男性作家。故以白种男人文学评价标准评价女性文学，势必遮蔽女性文学成就。

三、庶民学派对西方文学经典的重读重释

文学经典生成是一个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持续不断地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在此传播过程中，既有纯文学、纯学术要素贯注其中，又有非文学、非经典、世俗的力量介入其间[6]，即意识形态的规约，庶民学派认为，此潜在意识形态建构为排斥和贬损甚至压迫他者提供了某种合法性。

在本书中，作者介绍庶民学派在阅读西方文学经典时抱持的抗拒性姿态，此为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借鉴。具体而言，庶民学派在阅读西方文学经典时，常抱持一种不遵循主流阅读的抗拒性阅读方式。抗拒性阅读具体可分为三个等级，即建立在无对话基础上的主观臆想的霸权式阅读，从美学和叙事学角度抗拒文本原有意识形态的理性颠覆式阅读，通过批判原有叙事建立自我叙事的建设性颠覆式阅读。三种抗拒性阅读各有意义和目的，但其最大目的是主张从底层历史经验和现实体验出发，解构性阅读文学文本，发掘庶民的意识形态，继而彰显此意识形态的独特性表达。三种抗拒性阅读具体如何操作和体现，作者在本书中以西方经典著作《简·爱》为例加以阐述。

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自诞生以来，深受读者喜爱，也一直受到批评界关注。读者大多认为，《简·爱》讲述孤儿简一生坎坷与波折的经历，其通过不断努力，坚持自我，追求自由和尊严，最终获得幸福生活。随着20世纪中叶女权运动兴起，女权主义者将此视为女性独立宣言，即书中所说的第一种抗拒性阅读——霸权式颠覆阅读。“霸权式颠覆阅读是那种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而驱逐作者、文本与世界，强行建立读者话语的批评方式。”[2]霸权式颠覆阅读代表作是20世纪70年代英美女权主义代表作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她们认为，简是自己决定命运并反抗父权的第一人，“阁楼上的疯女人”贝莎则是简的黑色替身，将贝莎最终烧毁桑菲尔德庄园解释为简反抗以罗彻斯特为代表的男权主义的潜在欲望，是女性毁灭男权的象征。这种阅读方式脱离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的现实处境，完全是一种臆想式解读，故称此抗拒性阅读方式为霸权式颠覆阅读。随着20世纪下半叶后殖民主义话语兴起，当代后殖民女性主义先锋斯皮瓦克在其著作《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中对《简·爱》作以理性颠覆阅读[7]。斯皮瓦克是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她善于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去分析东西方女性所遭受到的权力话语剥离处境，运用解构主义的权力话语理论透析后殖民语境的‘东方’地位，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解读殖民主义权威的形成，以解除权威的力量并恢复历史的真相”[8]。斯皮瓦克认为，读者阅读《简·爱》是在深知帝国主义暴力认知基础上，作者勃朗特为白人女性简发声同时，压抑了来自殖民地西印度群岛贝莎的声音，并将贝莎设置为疯女人。雅克·德里达与米歇尔·福柯的论战中指出，“疯癫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本质主义概念，它不是自古就有和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是被逐渐地建构起来的”[9]，即谁掌握话语权，谁就可以给一切异己贴上疯癫标签。斯皮瓦克分析认为，正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勃朗特才将贝莎设置为疯癫形象，从而赋予简获得一个合法家庭的正当性。同时，斯皮瓦克还结合欧洲19世纪40年代黑人奴隶反抗英国殖民者史实，将贝莎最终烧毁桑菲尔德庄园的情节解释为用怒火反抗压迫。斯皮瓦克的理性颠覆性阅读，将《简·爱》中英国人对“自我”与“他者”的想象及其根深蒂固的殖民意识分析得入木三分。书中介绍的第三种庶民学派对西方文学经典重读重释方法——建设性颠覆阅读极具启示性意味。作家简·里斯（Jean Rhys）出生于西印度群岛，是游走于英国与欧洲文化边缘地带的女作家，其于1968年发表中篇小说《藻海无边》[10]，认为《简·爱》中勃朗特将贝莎设置为疯子形象，只因勃朗特将话语权赋予了白人女性简，完全压抑了贝莎的声音。因此，里斯在《藻海无边》中赋予贝莎充分的话语权，使其从话语边缘走向舞台中心，通过贝莎讲述自己的故事，重新建构经典文本《简·爱》，让“沉默的他者”建构起自己的叙事，进而扭转文本中的叙事话语。

可见，庶民学派对西方文学经典三种重读重释的阅读方法，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具有抗拒意识的读者、批评家，对作者、文本、世界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文本意义生成：如建立在霸权式颠覆阅读上，结果只能使阅读成为臆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颠覆原有文本意识形态建构的颠覆阅读又无法彰显读者创造性；只有自由出入文本、作者和世界之间，发现三者间裂隙，再度挖掘叙事和意义，才能有效建构自我意义之网，从而颠覆经典文本意识形态，使文本进入意义再生产中。

四、民族国家话语与国家知识生产

本书还分析阐释了庶民视角下民族国家话语建构及国家知识生产。

民族国家话语是庶民学派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作者通过阐述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欧洲殖民者和本土精英知识分子对印度民族国家的叙事，掌控国家知识生产，从而揭示民族国家话语背后隐秘的意识形态运行。如书中所言：“印度古代历史书写的缺席为欧洲殖民主义者与印度本土民族主义者争夺历史阐释权提供了话语空间。欧洲东方学家历史书写为欧洲殖民者统治印度提供合法性；民族主义者的历史书写为印度本土民族精英接管政权服务。两者以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掩盖其中的意识形态运行。”[2]突出体现在，英殖民时期东方学对印度民族与历史的扭曲与丑化，如詹姆斯·米尔（James Mill）三卷本《英印历史》[11]（History of British India）认为，印度人自古即野蛮无知，无任何政治价值观，习惯于暴君统治，也无任何进步动力和意愿，其以女性地位衡量社会文明程度，从而认为印度是一个野蛮的国度。可见，“殖民主义者及东方学家并未将历史学传统所谓客观与实证的最高标准放在眼里，而是以实用主义即是否有利于殖民统治，作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2]扭曲印度历史的《英印历史》一书成为国家知识的历史课本并大量发行，通过主流知识生产机制，将“进步”“理性”等后启蒙话语作为“好的民族主义”与“坏的民族主义”的分水岭，据此认为印度人野蛮，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又缺乏内省，毫无能力管理本民族事务，必须依靠文明的西方人帮助，方可建立正常社会秩序。不言而喻，带有极端偏见的国家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势必极大损害国家形象。而在后殖民时期，本土精英知识分子接管政权后，仍受西方民族国家建构思想影响，以“进步”“自由”“理性”等标准评判印度本土全现代社区、民族主义等问题，从而对边缘群体再次形成新的压迫——即“内部殖民”。

就“内部殖民”现象，作者介绍了查特吉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相关研究。查特吉论述印度民族主义，受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民族主义三段论启发，不仅阐释反殖民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还分析反殖民民族主义压迫机制形成过程。依据法农关于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民族主义三段论，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经历三阶段，即离开阶段、操演阶段和到达阶段。查特吉认为，民族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离开阶段”，虽然欧洲具有进步科技，但东方文化在精神文明层面具更高位置，殖民地精英人物试图将西方先进技术同东方精神文明结合。第二阶段即操演阶段。殖民地精英们因不满其在殖民地中的从属地位，试图发动底层大众反抗驱逐殖民者，使精英群体重获其在前殖民时期的权力。在此过程中，他们极力确保大众远离权力中心，使大众顺服其统治。因此，此阶段精英群体非为团结大众抵抗西方现代文明，而是借高扬“本土文化”或“本土主体性”赢得本土大众支持，使其顺理成章从西方殖民者手中接过统治权。第三阶段即“到达阶段”。当第二阶段目标实现后，“民族主义作为统一、理性话语在殖民地出现，民族精英宣布其利益与公众意识是一致的，从而在新的民族国家疆界内用一个相同的政治目标将社会各阶层联合成一个统一体。”[2]至此，精英群体与大众群体结成政治联盟，但根据法农观点，此种被精英群体掌权的政治联盟，因其内部存在不平等政治、经济关系，很有可能形成新的压迫，即“内部殖民”。

总之，此书通过论述民族国家话语建构与国家知识生产间的关系，试图说明一个隐晦事实，即在西方国家，民族国家话语建构和国家知识生产均为话语权力运作，而话语权力运作隐藏在社会文化表层和国家政策导向中。

五、离散文学

此书提到一类文学现象，即离散文学。离散文学是后殖民文学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移民作家文学创作。移民作家因移民过程中与母国文化疏离打破稳定的文化认同，在不同文化间穿行造成经验破碎和文化认同危机。“移民作家从自身经历以及写作实践中意识到移民群体文化身份危机并积极思考造成危机原因和重构移民文化身份的可能性，同时努力在现有模式下再现这种文化现象。”[2]

在稳定文化环境中，人们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单一固定，离散视角挑战本质文化身份认同模式。针对离散文学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作者援引霍米巴巴（Homi K.Bhabha，1949-）在《文化的定位》中提出的身份杂糅理论[12]，使身份认同问题认识视野更为开阔。首先，霍米巴巴认为，身份是一种话语建构，其反对本质化身份认同；其次，身份既然是话语建构，即可以新的方式重构，新“杂糅”身份可通过“操演”建构和强化；最后，新的文化身份对个体和群体产生不同影响力，而此新文化身份建立的群体关系不同于以往建立在民族、种族等稳定范畴基础上的横向联系。如人们在不同场合具不同身份，每种身份均被建构，每种身份均在一遍遍“操演”中得以强化。作者列举移民作家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1955-）和萨曼·拉什迪（Saman Rashid，1948-）作品加以阐释。

哈尼夫·库雷西自传小说《漂亮的彩虹》描述移民二代尴尬的身份认同和生存处境。库雷西父亲是巴基斯坦人，母亲是英国白种人。作品大篇幅记录其在伦敦的童年生活，以及成年后回到巴基斯坦的经历。库雷西成长于英国文化中，然因其肤色和相貌，依然被视为印度人而在学校遭受歧视，身份认同危机促使其将寻根目光投向祖国——巴基斯坦。为解开心结，找到文化归属感，成年后库雷西回到巴基斯坦卡拉奇，然而现实并不美好，他发现自己与巴基斯坦本土文化隔阂更深，当地人对其“巴基-英国人”的蔑称，以及叔父的反英言论使其内心腾起前所未有的对英国的爱国情怀。此即离散身份尴尬：对任何地方或群体均无身份归属感。另一移民作家萨曼·拉什迪创作《午夜的孩子》目的在于寻找并恢复童年的家园，让离散的心和灵魂找到归憩之所。此移民身份重构方式与霍米巴巴身份建构理论不谋而合，因“移民生活虽充满失落与漂泊感，但移民经历及糅杂身份也为其带来不同观看世界的方式与新的可能性，最终势必挑战本质文化身份的建构方式”[2]。

总之，此书以独特庶民视角，通过阐述庶民学派对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探索与实践，使人认识到庶民学派通过发掘庶民被遮蔽的历史而重构其历史，达到寻找庶民在话语中主体性学术目标的重要意义。诚然，书中亦有瑕疵，如对“庶民”术语并无明确界定等。

六、结语

《庶民》开辟了文学研究新视角，但仅为研究之始，随着文学新人和文学流派涌现，庶民学派理论将被我国文学研究逐步借鉴。马克斯·韦伯曾言，人是悬挂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13]。人类无法决定最初的命运，但可尽力编织属于自己的意义之网。无论是庶民学派为反抗精英主义历史书写而开展的理论探索，还是精英主义为稳固政权对边缘群体有意无意的遮蔽和忽视，均在编织各自的意义之网。

［1］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丽,张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陈义华,卢云.庶民视角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3］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

［4］陈义华.文学经典建构的政治性[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5］ Alicia Ostriker.Stealing the Language:The Emergence of Women’s Poetry in American[M].Boston:Beacon Press,1986.

［6］张德明.文学经典的生成谱系与传播机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6).

［7］Henry Louis Gates Jr.Race,Writing,and Differenc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86.

［8］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9］王安民.疯癫与结构:福柯与德里达之争[J].外国文学,2002(3).

［10］简·里斯.藻海无边:《简爱》前篇[M].陈良廷,刘文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11］ Mill James.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M].Oxford:Clarendon Press,1818.

［12］ 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New York:Routledge,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