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坡

(1.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上海 200062；2.安徽大学出版社 人文社科分社，安徽 合肥 230039)

廉泉与文明书局

卢 坡1,2

(1.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上海 200062；2.安徽大学出版社 人文社科分社，安徽 合肥 230039)

清末，廉泉与俞复等创办了文明书局，以出版新式教科书闻名业内。廉泉支持赵鸿雪采用新工艺，研制珂罗版等技术，提高了书业的印刷工艺；廉泉在人才培养和作者发掘方面也颇具眼光，文明书局成为汇聚人才的渊薮；同时，廉泉注重版权维护，与盗版、翻印行为做斗争，成为近代出版的先驱。

廉泉；文明书局；先驱

清末推行“新政”，教育成为重点革新领域。《钦定学堂章程》的制订、《奏定学堂章程》的推行、书院改学堂，一时间大中小学堂林立。在急速的改制之下，新式教科书籍严重匮乏。正是看到这样的市场需求，在无锡办学的俞复、丁宝书等拟自办书局，遂请同邑名士廉泉共谋此事。1902年，廉泉与俞复、丁宝书等在上海集股成立“文明编译印书局”，即“文明书局”。文明书局作为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之一，在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前，是中国近代编辑出版教科书最多的出版机构，在当时很有影响。文明书局的具体运营由俞复主持，但廉泉在新技术的探索和采用，在人才的培养和作者的发掘，以及图书版权的维护等方面，出力颇多，成为近代出版的先驱。

一、推扬技术

廉泉(1868—1932)，字惠卿，号南湖居士，又号岫云山人、小萬柳居士，江苏无锡人。光绪十二年(1886)，廉泉与桐城派大师吴汝纶侄女吴芝瑛成秦晋之好。光绪二十年成举人，翌年在京城会试时参与“公车上书”。光绪二十三年任户部郎官。精诗文，善书法，嗜金石书画，热心教育。

由“文明编译印书局”名称可知，文明书局以印刷为主业，“至于编译利用之书籍，收买合宜之稿本，资印外来分利之佳著，此则随时酌宜，尤为书局必争之利”[1]。因此，文明书局颇为重视印刷设备的采购和印刷技术的探索。文明书局编印教科书，需要绘制插图，廉泉聘请无锡同乡画师赵鸿雪为书局编印的教科书绘制插图。在廉泉的支持下，赵鸿雪能自制铜版和珂罗版，大大提高了印刷的工艺。

廉泉的祖辈就癖好金石书画，廉泉尤其如此，往往不吝重金购求，先世遗产几乎全换成其小万柳堂的藏品。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廉泉将私藏的书画作品奉出，供文明书局用珂罗版影印成册，流传于世。如所印名人书画碑帖《徐熙百花图长卷》、《潇湘八景图》、《黄山胜迹图册》、《兰亭序十二种》、《黄庭经五种》等，印刷精美，不仅国内十分畅销，还远销日本和南洋群岛。

(《徐熙百花图长卷》书影)

(《王麓台扇册十帧》书影)

(《王麓台扇册十帧》版权页)

上图一为《徐熙百花图长卷》之一幅，为文明书局用珂罗版技术所印，此书上标“霍邱裴氏藏本”，又署“文明书局审定制版”。“珂罗”为希腊语Glne(胶)音译，珂罗版的印刷原理就是以玻璃为板基，在玻璃上涂以明胶印刷质，然后在上面通过照相制版，把图像反映到胶质上，再采用水墨相斥的着墨原理用无网点印刷的方式，把物品印出来。与胶印复制的无法消除网点、色彩有偏差及木版水印人工刀刻刀痕难以除尽、形体有差异不同，珂罗版印刷具有细腻精致、浓淡相宜、层次清晰的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艺术特色。从现存的文明书局的印刷物看，确实达到了形象逼真的效果。如《王麓台扇册十帧》，扇面远山近树层次有致、设色浓淡相宜，深受士人喜爱。这正是出自“文明书局玻璃版部”的作品。

正是因为廉泉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赵鸿雪等才得以尝试珂罗版、铜版印刷技术的探求和摸索。而廉泉大量的碑帖书画则为技术人员提供了绝佳的训练素材，最终将珂罗版等技术成功地应用在出版印刷业。即使到了今天，珂罗版技术在名书画的复制保存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延揽人才

文明书局在当时可谓是人才渊薮。文明书局“延聘通人编辑，皆一时上选”，廉泉、俞复、丁宝书、丁宝福、庄俞、陈育、赵鸿雪、吴观岱、许文熊、董瑞春、杜嗣程等才俊，汇聚一堂。陆费逵曾在文明书局任襄理之职近两年时间，沈知方、吕子泉、陈协恭、沈鲁玉等曾任文明书局高级职员。后来，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沈知方创办世界书局，吕子泉创办大东书局，沈鲁玉出任上海印刷厂厂长等。这些人此后在出版、编辑界的成就与其在文明书局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文明书局所聚人才，或为“通人”，或为“专才”。如前所提，赵雪鸿在绘画等方面别有所长，堪称“专才”，对于印刷工艺改进投入很多，最终在铜板、铅版、珂罗版印刷术上有很大的创造和提升。这就为文明书局印刷物质量奠定了基础，也提高了图书的市场竞争力。同为无锡老乡的丁宝福则算得上“通人”。丁宝福学无所遗，在教科书的编辑方面贡献颇多，编纂了《蒙学笔算教科书》、《蒙学心算教科书》、《蒙学卫生教科书》，等等。在国学、佛学、道学、医学、算学等诸多领域编著图书300余种。

文明书局在延揽和培养人才方面还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输送了一批留学生。早在书局成立之前，廉泉就资助吴稚晖、孙揆均等赴日留学。在吴稚晖等人联络推动下，文明书局设立出洋游学生招待会，一批学员得以赴日游学，廉泉也于1914年赴日游学。文明书局成为赴日留学的中转站。书局鼓励赴日游学，这又与书局的经营是密切相关的。文明书局除了“发蒙”的宗旨外，还兼以传播“文明”为己任，“所有本局编译各书，大宗适于现时教科之用以及各种专门学问之书，因为此项书籍实为文明之先导”[2]。在当时，传播文明，很大程度上需要引入他国文明成果，日本则成为重点取法的对象。据统计， 1902至1904年，“文明书局出版的45种政法类书籍中，仅有7种书籍是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余下的都是翻译作品，分别有译自英文13种，法文4种，德文3种，日文18种，其中尤以日文著作为重，约占47%”[3]。文明书局还将图书广告刊发于主要流播于日本留学生的《江苏》上，这无疑有利于该局图书在日本的宣传及从日本获得更多的稿源。

除了延请和培养人才、鼓励留学外，廉泉还注重与传统士大夫的交往，其中重要的就有与桐城吴汝纶等人的交往。廉泉之妻吴芝瑛为吴汝纶之弟吴宝三之女。吴汝纶曾入曾国藩幕，又入李鸿章幕，与袁世凯等人亦有交往。受曾、李影响，其积极开办学校，传播新学，并亲赴日本考察学制，被称为“方今中国儒林中最有开化之思想者”[4] 1167。廉泉凭着这层姻亲，不仅得与吴氏相交，还与和吴汝纶有关联的严复、林纾等拉上关系。这无疑对于书局的出版资源的扩充是十分有利的。如严复因《天演论》在士林暴得大名，成为出版界的宠儿，廉泉即借着吴汝纶这层关系向严复邀稿，严氏的《群学肆言》即交由文明书局出版。严复的《天演论》虽未在为文明书局出版，但吴汝纶删节所作的《吴京卿节本天演论》却由文明书局刊出，成为在20世纪初《天演论》30多个版本中流传最广者。吴汝纶之子吴闿生留学日本，颇通中西之学，为文明书局译《万国通史》、《西史通释》、《世界地理学》、《理财学讲义》、《和文释例》等。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通人”、“专才”，有了这样的作者资源，文明书局才有了当时的发展。

三、保护版权

正是因为学制改革，刺激了教科书市场的发展，为了争夺利益，一些出版机构盗印、翻刻其他书局的图书。文明书局即成为盗版、翻刻不法行为的受害者。如其《蒙学读本全书》(1-7编)，由于编排合理，难易适中，又辅以插图，特别适合小学生使用，其首次印刷1万册，不到两个月就销售一空。这样的图书自然成为盗版、翻印的对象。

针对教材市场粗制滥造的混乱情况，廉泉主动向主管教育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书，要求建立教科书检定制度。即民间出版机构编制的教科书必须经过审定才能进入学堂，并建议由京师大学堂审定，审定合格者，可定为学堂课本。这无疑有助于教材质量的提高和教材市场的规范。同时，廉泉还非常有远见地提出版权保护的问题：“制度不立，规矩不已……所以规章之立不可不严，奖劝之方不能不讲。出版专卖之权为五洲公例，各国莫不兢兢奉守，严立法条，所以奖成劳、防冒滥”[5]。“文明书局所出各书，拟请由管学大臣明定版权，许以专利，并咨行天下大小学堂，各省官私局所，概不得私行翻印。”[5]张百熙对于廉泉提出的教材审定制度和版权保护要求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嗣后文明书局所出各书，无论编辑译述，准其随时送呈审定，由本大学堂加盖审定图章，分别咨行，严禁翻印，以为苦心编译者。”[6]正是得到官方的积极肯定的回复，所以文明书局以后的不少教材都冠以“京师大学堂审定文明书局本”的字样。

除了上书管学大臣以京师大学堂审定的形式保护文明书局版权外，廉泉还多次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比如，江南商务总局兼管南洋保商事宜司道发布公告曰：“须知文明印书局编译各种书籍，均系该职商等苦心经营而成，尔等不得私易书名，改换面目，翻印渔利。倘敢故违，一经该职商等查知，许即指名具禀，本总局立即提案，究惩不贷。”[7]廉泉等文明书局人士还曾请盛宣怀出面致电浙江巡抚，对杭州史学斋盗印《群学肆言》一书进行提案判罚。廉泉甚至向袁世凯这位权倾一时的北洋大臣提请保护版权之事。《北洋大臣袁宫保为文明书局咨各督抚文》道：“该员在沪设立文明书局，编译教科书并新学各书，复于京师设立分局，以便士林，请将由沪运京之书概行豁免水脚。查招商轮船局装运官书，向免半价，现在兴学为自强根本，但能全免，即可照办，候行核议，详复饬尊。至该局编译印行之书，无论官私局所，概禁翻印，以保版权。”[8]袁世凯此文不仅明确提出保护文明书局之版权，更是提议减免书籍运费，这无疑是有利整个图书市场的流通。

文明书局在维护版权的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遇到官局盗印，往往是非分明，却又无可奈何。就在文明书局申请版权保护后，北洋官报局稍作抽换之后公然翻印文明书局的《中国历史》等书。迫于北洋官报局权势，不便提起控诉，廉泉再次上书袁世凯，请求针对官报局的翻印行为进行查究，以保版权。袁世凯经商部批转将此指控送至北洋官报局总办张孝谦处。张孝谦以“专发直隶本省各学堂学生课本之用，不外出售，与别项商办印书局不同”为由，试图开脱。针对廉泉“禀蒙督院暨管学大臣批准，概禁翻印”的诘难，则以“究竟何书应有版权，何书曾经审定，漫无区别，从未奉有明文”应之[9]。更是以《中国历史》中错识太多为由，所以才抽换重印。针对北洋官报局这种明火执仗的盗版、翻印，廉泉据理力争：“伏查司员设立文明书局，所有版权历奉管学大臣、北洋大臣批准。文明书局所出各书，皆无论编辑译述，概禁翻印在案。故先后所出各书，皆于末页印有‘不准翻印’字样，为文明书局版权之证。如该道翻印之《中国历史》等四书，其末页并载有北洋大臣保护版权咨文。该道岂得不知？曰从未奉有明文，又曰承印官书与商办印书不同。不知官印书局者，乃专关印行官局编译之书，非为翻印商局之书，与商人争利而设也。今该道翻印之书，由学校司转发各属。各属皆缴偿领书，并非该道捐资印发，则与出售何异？至谓纠正错讹，则宜直告本局，使自改正，或呈请管学大臣、北洋大臣查核，岂有不认版权原案，竟自翻印，迨司员禀查，乃始声明者乎！……若版权不保，我当辛勤缔造之劳，而他人坐享其成利，则著述译纂之业，谁复为之？”[10]这份刊于《大公报》上的文章对于张孝谦的几条辩解给予逐条批判，是非曲直显而易见。虽然因种种原因，文明书局的此次维护版权未能成功，但其对于版权的保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对于良好的教科书市场的建立，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上可知，廉泉在清末与同里俞复等人创办文明书局，汇聚了一批“通人”、“专才”，出版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图书，特别是在制版技术革新和版权保护方面颇有作为。文明书局作为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之一，其创始人廉泉则为近代出版的先驱。

[1] 上海文明编译印书局招股章程[N].大公报，1902-11-29．

[2] 文明书局广告[N].中外日报，1902-8-12．

[3] 朱丽．书籍出版与文化传播——1902—1904年文明书局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出版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4] 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四册)[M] ．合肥：黄山书社，2002．

[5] 廉部郎上管学大臣论版权事[N].大公报，1903-5-2．

[6] 管学大臣批答廉惠卿部郎呈请明定版权由[N].大公报，1903-6-4．

[7] 黄林．文明书局——中国版权保护的先行者[J].出版广角，2003,(1)．

[8] 北洋大臣袁宫保为文明书局咨各督抚文[N].大公报，1903-1-19．

[9] 查办书局咨文[N].大公报，1904-3-3．

[10] 廉部郎声复商部请奏订版权法律呈稿并批[N].大公报，1904-4-17．

(责任编辑 陶有浩)

LIANQuan and Wen Ming Press

LU Po1, 2

(1.Centerforpost-doctoralstudies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2.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PublishingofAnhuiUniversityPress,Hefei230039,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AN Quan and YU Fu co-started Wen Ming Press, which was famous for publishing new textbooks. LIAN supported ZHAO Hong-xue in employing the new technology such as the collotype technique, therefore, printing process was greatly improved. LIAN was farsighted in the talent training and author scouting, therefore, the press had brought all kinds of talents together. LIAN was a pioneer of the modern publication in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the fight against the piracy and reproduction.

LIAN Quan; Wen Ming Press; pioneer

2016-11-23

卢坡(1983-)，男，安徽宿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博士后，安徽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副社长，副编审。

K203

A

1674-2273(2017)01-004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