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

1940年，钱穆的 《国史大纲》 正式出版，由此奠定其学术大师地位，而上面这段话出自该书《引言》 部分，在书面世前，钱穆特意先将这个 《引言》 公开发表。

这段话半公开地骂了傅斯年，曾有人问傅斯年对 《国史大纲》 的看法，傅斯年怒道：“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继而讥笑钱穆关于欧美的知识皆抄自《东方杂志》，来人奇怪道：“君既不读他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斯年语塞，只好默然。

傅斯年与钱穆都是史学巨擘，为何矛盾竟激化到如此地步？

钱穆曾受胡适傅斯年推崇

钱穆与傅斯年几乎同龄，钱略长数月，但二人前半生道路殊异。

傅斯年北大毕业后，赴欧游学7年，虽未获文凭，却因是胡适弟子，又是当年北大学生领袖，名满学界，回国后便任中山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学、历史两系主任，其时仅30岁。

钱穆因家境贫寒，只有中学文凭，到30多岁时，仍在苏州中学教书，但学问精深，誉满乡梓，时胡适应邀到苏州中学演讲，友人推荐说，务必要见钱穆一面。故胡适在登台演讲前，请钱穆台上就坐，没想到钱穆正写 《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个问题搞不清，便现场请教胡适，胡适也答不上来，场面极为尴尬，结果胡适午后便离开了苏州，钱穆后来自我检讨称，此行“事近刁难”。

1930年，钱穆35岁时完成了《刘向歆父子年谱》，轰动学界，被陈寅恪誉为“王静安 （即王国维） 后未见此等著作”，经顾颉刚介绍，破格入燕京大学任讲师，在顾引荐下，1931年春赴胡适寓所拜访，几个月后得到北大聘书，胡适还将自己所藏的古籍孤本借给钱穆看。

胡适如此推重，傅斯年自然亦步亦趋，请钱穆到他主持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每次接见外宾，傅斯年都特意安排钱穆坐在身边，并郑重介绍：这就是写出 《刘向歆父子年谱》 的钱穆，几乎视钱穆为“同志”。

锦上添花反添仇

胡适推重钱穆，有自己的想法：首先，钱穆在 《刘向歆父子年谱》 中所采取的细密求证方法，与胡适的考据主张不谋而合；其次，钱穆是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作为早期的发现者与支持者，此时锦上添花，能反证自己目光如炬、虚怀若谷。

但胡适忽略了，钱穆个性强悍，暴得大名后，对引路者未必会有感恩之心。钱穆年轻时曾参加过学潮，辛亥革命时，16岁的他曾计划在棉衣里塞入银元，制成类似盔甲的战斗服，去参加攻打南京的战役。

对胡适和傅斯年，钱穆颇不服气。

一方面，此时胡适已学而优则仕，更醉心于政坛，在学问上用功不够，在与钱穆的争论中，只能处于守势，找不到证据时，往往推到方法上，而钱穆对胡适、傅斯年从西方引进的研究方法并不熟悉，抱怨二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方法太忽略。

另一方面，钱穆恋栈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胡适、傅斯年对其了解不够，便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前一方面只是方法问题，可以沟通，但后一方面则比较致命，胡适、傅斯年靠反传统文化起家，这是他们影响力的基础，绝不能退让，而钱穆未有海外留学经历，只能反复强调自己熟悉的老办法，这样才能在学界开宗立派。

彼此矛盾先是以学术观点不同的名义显现出来，胡、傅总是能退就退，不愿激化矛盾，没想到钱穆步步为营，绝不妥协。

钱穆几番背后找茬

钱穆原本主要针对胡适，但胡适力避正面交锋，这使傅、钱之间矛盾渐渐激化。

据学者石兴泽的研究成果，傅、钱分歧主要体现在史学主张上，傅斯年受西方史学影响，强调断代史研究，这样才能把史料搞充分，而钱穆受传统史学影响，强调通史，认为只有通史才能贯通上下。

北大刚开设“中国通史课”，傅斯年主张由15名教授分别讲授，但钱穆坚持应该由他一人从头讲到尾。傅斯年虽有不满，但还是勉强同意了。钱穆讲课深受学生欢迎，据传说，胡适与钱穆开同样的课，学生都愿去听钱穆的课，钱穆在北大执教期间，在讲课竞争上从没输给过胡适。

“九·一八”后，傅斯年报国心切，组织学者并亲自参与，撰写完成 《东北史纲》，力证东北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以回击日方学者的谬论，没想到做得太仓促，在具体史料上出现了一些纰漏，钱穆带头讥笑，令傅斯年极为不快。

自此之后，两人私下常互相诋毁，钱穆说傅斯年是水泊梁山的山大王，傅斯年则骂钱穆根底肤浅，钱穆说傅斯年旧学功底差，傅斯年说钱穆不懂西学。

钱穆意识到，要颠覆胡适、傅斯年等人主导学界的地位，必须拿出足够分量的学术著作来，因而精心打造出 《国史大纲》，该书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对胡、傅等人提出批评，甚至连胡适提出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也予以否定，称为“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

原本私下纠纷，就这么被公开了，傅斯年当然气急败坏，所以才有“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的意气之论。

傅斯年原本就任性

在民国学者中，傅斯年最为个性鲜明，他有强烈的权利欲，做事快意恩仇。

在北大上本科时，傅斯年与顾颉刚同宿舍，两人曾讨论人的什么欲望最强烈，顾颉刚说是求知欲，傅斯年说是政治欲。多年后，二人果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傅斯年出国留学后，顾颉刚提出“古史辨”的一系列惊世骇俗观点，在学界引发巨大轰动，俨然成一门派开山鼻祖，傅斯年回国后非常不舒服，曾当面对顾颉刚说：如果不是顾颉刚，我该怎样嫉妒啊。

傅斯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任教，要顾颉刚去帮忙，没想到鲁迅对顾有误会，声明“顾颉刚来我就走”，傅斯年毫不客氣，也马上辞职，表示对鲁迅不满，最终鲁迅不顾而去，顾颉刚如愿进了中山大学。

然而，到中山大学后不久，顾颉刚发现事务性工作太多，而自己只搞学术工作，他给胡适写信抱怨，已几个月未写论文，决定离去。傅斯年知道了，大怒，竟然说出：“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

顾颉刚表示屈服，在给胡适的信中，他抱怨道：“孟真 （傅斯年字孟真）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太无轨道……孟真则但责人服从，爱人之心没有使令之心强。”顾颉刚性格亦强韧，几番大吵后，两人分道扬镳。

直到双方冲突40多年后，1973年时顾颉刚在补昔日日记时，还不忘抱怨：“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可见傅斯年留给他的心理阴影，不是一般的深。

大师联手做掉钱穆

“抗战”爆发后，大学南渡，钱穆也跑到云南，在西南联大任教，此时傅斯年名义上是北大校长，但常驻重庆，学科的管理工作由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

在西南联大，西学占压倒优势，钱穆只能与陈寅恪、吴宓、蒙文通等少数坚持传统文化的教授来往，备感孤独，据吴宓说，西南联大一次办“中国文化讲谈会”，吴宓被安排在最后一位讲话，先发言的闻一多、雷海宗先对传统文化狂贬一番，说“《四书》 《五经》 实极浅俚，不过初民之风俗与迷信”，令吴宓产生了深深的被排挤感。

但钱穆偏偏不服，1941年10月，他在媒体上发文称：“我国自辛亥革命前后，一辈浅薄躁进者流，误解革命真义，妄谓中国传统政治全无是处，盛夸西国政法……于是有‘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全盘西化诸口号，相随俱起。”这就连新文化运动也一并否定了。

钱穆的这些姿态，自然被当局看到眼里，他因而成了高官们的贵宾，出入于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堂，还应命撰写 《清儒学案》，俨然“帝王师”，钱穆原本就被胡适帐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鄙夷，如今又被左派视为眼中钉，据钱穆当时自己说“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不久，钱穆只好从西南联大辞职。

三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抗战”胜利后，各校北归，此时傅斯年主持北大校政，原属北大的教授都被召回，唯独没有给钱穆发聘书。

据学者张晓唯的研究成果，钱穆备感失落，晚年述及此事，认为这是一个“特例”。回不了北大，钱穆只好混迹于昆明五华书院、无锡江南大学等学校，他从前的学生欲追随他前来江南大学就学时，他忙回信制止，称该校学风太薄弱，贸然转学无益。

1949年后，国民党政权兵败台湾，钱穆突然开始高调指出国民党丢掉大陆的“思想责任”，锋芒直指胡适，并反复强调自己的“先见之明”，这或者是钱穆很长时间未能被选为中研院院士的原因，虽然有见证者称，胡适曾多次推举钱穆入选，但次次被他的“朋友们”否决，直到胡适去世6年后，钱穆才终于入选。

有趣的是，正是因为不愿再在傅斯年手下工作，钱穆没有去台，而是在香港辦起新亚书院，但钱穆晚年对傅斯年批评不多，或者是傅斯年去世太早，没必要再打死老虎了，但对于胡适，钱穆却没那么客气，直到胡适去世20年后，即自己89岁时，还撰文说：“适之 （胡适字适之） 晚年在台湾出席夏威夷召开之世界哲学会议，会中请中、日、印三国学人各介绍其本国之哲学。日、印两国出席人，皆分别介绍。独适之宣讲杜威哲学，于中国方面一字不提。”

三位大师斗了半辈子，吊诡的是，在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一文中，他们又成了一伙，文中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

（选自《北京晚报》2016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