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人民文学》 杂志召开文艺座谈会，揭批“四人帮”，反对文艺方面的“两个凡是”。这个会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有意思的是这个反对“两个凡是”的会，是打着“热烈欢呼华主席光辉题词”的旗号开的。

华国锋，山西交城县人，1921年生。1938年在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当过县抗联主任、武工队长。解放战争后期南下湖南，先后任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对这一代人我感到亲切，怀着敬意。在“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71年调中央工作，“十大”进政治局，四届“人大”任国务院副总理。他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是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亿万人关心由谁代总理时，毛泽东提议由华代总理。这就是著名的“中发 〔1976〕

1号”文件。那个文件在当时关心政治形势的人们心中引起的震动和思考，是现在年轻的读者不可想象的。

一心想任总理的张春桥在文件下发当天就作出强烈地反应，秉笔疾书，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當时广大人民群众最怕这个自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张春桥当上“总理”，结果使张春桥失望，人民群众稍稍松了一口气。

就在张春桥气急败坏地写下这个 《有感》 后八个月零三天，猖狂一时的“四人帮”，“来得凶，垮得也快”，于10月6日彻底垮台了。在这次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华国锋的作用是不能低估，不能替代的。也是华国锋别无选择的。

根据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被称为“英明领袖华主席”。这个“英明领袖”的称号有点“讨嫌”，但考虑到他“除四害”的功劳，为了提高新领袖的威信，稳定形势，当时媒体突出宣传这位新主席。我们“人文社”也出了一些这样的书，记得我签发过《华主席穿上新军装》 和 《胜利之歌——歌颂华主席、批判“四人帮”诗集》。前者除赞词用得过分外，其中记述华国锋的一些事迹 （特别是在做地方工作时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 是真实可信的，也是值得学习的。但是，这种突出个人的宣传，愈来愈烈，大有快速“大树特树”的味道。“英明领袖华主席视察、劳动”，为××题字，连篇累牍，附有大幅照片和他写的并不太好的毛笔字。还发表并传唱歌颂华的歌曲，其中一首是山西民歌 《交城的山》：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在美。交城的山里住过咱们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绣那个前程放光辉。

深受个人迷信之苦之害的中国人民，对这种新个人迷信当然是很反感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1977年初“两个凡是”的提出，使人们对新领袖的“英明”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人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林彪和“四人帮”干的许多事情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难道对这一切“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吗？毛泽东对文艺的“两个批示”，还有他亲自修改了三遍的林彪、江青的 《纪要》，我们都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吗？

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加上由于历史、现实的种种原因，文艺界思想认识也不一致，有人曾严肃地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向我反映：有人反对 《纪要》。报刊上对“四人帮”的批判目标也极分散，把“四条汉子”、“刘少奇文艺路线”、“胡风集团”、“右派分子”一锅煮。在这种情况下，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到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上是不易的。当时文联各协均未恢复工作，《人民文学》 杂志只是出版局的一个下属刊物，组织一次文艺界的大型会议也似乎力所难及。但是，为了真正拨乱反正，团结、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繁荣创作，他们勇于承担了这个重任，并用心良苦地请华主席题词以壮声势，扩大影响，大大冲破了一个刊物集会的规格。会议全称是“热烈欢呼华主席的光辉题词，向‘文艺黑线专政论猛烈开火”。

华国锋的题词是：“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就任不久的中宣部部长张平化高举华主席题词来到会场，宣读了题词。当时的报道用了歌颂毛泽东的词句，描述当时的情景：“好像华主席走进了会场”，“顿时沸腾起来”，“一种极大的幸福的感情浮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张平化在讲话中仍然又讲了毛主席的两个批示和他亲自修改三遍的 《纪要》，说“文艺黑线”是有的。认为周扬仍有问题，各协会领导也有责任。特别提到全面、系统地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时机还不成熟。这当然引起不少人的不满和议论。但并未影响大家猛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斗志。在不少人的发言中批判了“仍有黑线论”的观点，这显然是针对张平化的讲话的。

会议的策划和主持人是张光年。

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书面讲话，中国作协主席茅盾讲话。其实文联、作协“文革”开始同“阎王殿”一起被砸烂，当时尚未恢复，所以特别标明郭、茅的职务，我想也是主持者的苦心。在当时的报道中还提到新上任的中宣部、文化部的正副部长和出版局的负责人。设有专题，用很大篇幅转述了“黄镇到会发表重要讲话”，这一切当时我都未注意。而特别注意的是那些受“四人帮”迫害极重的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

周扬在这次会议上出现并作了长篇讲话，这也是会议主持者有意安排的。当时关于周扬有种种说法，有人提出批两条黑线，一是周扬黑线，一是“四人帮”黑线。并准备了长篇文稿。原中宣部一位思想颇为解放的老同志曾同我说：周扬是个能干的人，恐怕再出来工作难了。

周扬本来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但这次是以普通与会者身份讲话的。他说：参加 《人民文学》 编辑部召开的这个座谈会，我觉得很兴奋，感慨万端。讲到这里他眼里含着泪水，停顿了一会儿。他接着以一个文艺队伍的老兵的身份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我错误很多，有路线错误，有一般性错误；有历史性错误，有当前工作的错误，对我的批判我都接受，这是对我很好的教育，我要感谢。但“四人帮”对我的诬陷迫害，我一概不能接受。他的讲话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但他说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后“我们真心诚意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我觉得不少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的文艺界领导人，在当时就认为“批示”是不符合实际的。

林默涵是12月初以主持新版 《鲁迅全集》编注工作名义调回北京，关系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借调的秦牧、冯牧、陈涌等人在“人文社”后楼办公。同月月底黄镇出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长，林被任命为副部长。他应是以“文艺黑线”的二号头目和新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双重身份参加这个会的。他的发言中心内容是“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这是一个很不易讲的主题，其他发言者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大都笼统讲十七年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占主导。林在讲话中全面肯定了十七年文艺路线的斗争，并具体点名指姓地进行了批判。在回述三十年代时，他把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作品分为三类：“一种是当时是正确的，今天还是正确的，例如鲁迅先生的作品；第二种，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今天可能进步意义不大了，例如巴金同志的某些作品 （不是全部作品）；第三种，今天看来是错的，在当时也是错的，例如夏衍同志的 《赛金花》。”当时夏衍就坐在林的旁边，未表态。（新版 《鲁迅全集》 中 《“这也是生活”》 一文注中说：这里说的赛金花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是针对夏衍所作剧本 《赛金花》 以及当时报刊对该剧的赞扬而说的。这句话1958年本注释中没有的。“文革”中对《赛金花》 剧批判的背景我在拙作 《文坛风云录》中有所交代。）

林讲话的主要部分以 《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 为题，发表在1978年第五期 《人民文学》 上。林默涵讲了一个争议很大的主题，反应颇不一致。蒋祖林、李灵源在《在太行山下的日子——回忆母亲丁玲（三）》 （《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二期） 中提到林的这个讲话时说：

《人民文学》 杂志1978年第五期发表了林默涵 《解放后十七年文艺路线上的思想斗争》 一文，这是他1977年12月29日在《人民文学》 编辑部召开的文学工作者揭批“文艺黑线专政”座谈会上的发言。林文中，关于“丁、陈”问题说了不少话，其中有这样一段：“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一个隐藏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隐藏在国统区。他们之间是遥相呼应的。”

林还说到丁玲等人在延安的错误，“我记得，在文艺座谈会结束的时候，一起照相，毛主席讽刺地对丁玲说：‘女同志坐到中间来吧，免得“三八节”的时候又要骂娘。”蒋、李文中详细记述了丁玲对这段讲话的意见，并针对林的这个发言写了陈述送中央组织部。

1986年出版的 《林默涵劫后文集》 中未收他的这个发言。1995年出版的林默涵的 《心言散集》 中收了林 《致“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贺信》，信中称“丁玲同志是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启蒙者之一”。

夏衍发言说：“四人帮”被打倒了，是不是还有些不成文、还有些不成形的精神枷锁。过去有些人就“左”得很。陆定一这个同志就很“左”。他反对电影里表现爱情，有一个影片 《锦上添花》 他看了说全是打打闹闹，让写文章批评。他的这几句话在 《人民文学》 的长篇报道中未提及。我当时所以印象深刻，因为 《锦上添花》 中宣部内部也闹了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我在《文坛风云录》 中有记述。

当时媒体对这次會议的报道规格很高，《人民日报》 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了长篇新闻，把大小会的发言人都列了出来，一大片名单，以壮声色。

我在小会上也发了个言，受到朋友们和长辈的鼓励，我一直为此沾沾自喜。最近再翻当年 《人民文学》，看到引了我的那一段话，出了一身冷汗，那时怎么讲那么多糊涂话。

（二）

1978年1月中旬，韦君宜、严文井先后找我，他们说：中宣部要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要借调你去参加筹备工作，说是参加起草小组。我说：我不想去。他们表示这是上面定的，还说可能是×××同志的意见。我明知不会是×××同志的意见。因为，我知道那位领导对我不会有什么印象。既然韦、严两位领导坚决让我去，我也只好服从。定下来以后，他们又问我，你还回社吗？我说：一定回来。

我第二天就按通知的地点去报到。当时新中宣部刚成立，还没确定办公处，暂住钓鱼台，记得是在11号楼，也就是当年反修写作班子住的那幢楼，另外在服务楼里也有几个房间。

当时中宣部部长是张平化，五十年代初他任武汉市委书记时我曾同他有过接触，在 《回忆与思考》 中我曾提到过，那是1952年“纪凯夫事件”他奉命检讨，“检讨稿”公开在 《长江日报》 发表时，是我到他那里拿的。当时还为了他个人生活上的趣事我同另一位同志去找过他。1966年6月陶铸重组宣传部时，他任常务副部长，不知怎么错走进我的宿舍，我当面作了检讨并套了几句近乎。对这位井冈山时的赤卫队长、新中国的高级首长的历史功绩我知道的不多，但是，对他在1974年和1976年为湘剧 《园丁之歌》 同江青一伙对着干的精神却极为佩服。

经历过“文革”的文艺界人士大概都会记得“批林批孔”、反“文艺黑线”回潮时，轰动一时的批判 《园丁之歌》 事件。这是文艺事件，更是政治事件，“琢磨”起来，颇有意思。

据我所知，事情是这样的：张平化1971年复出后任湖南省委书记，当时华国锋任第一书记，不久即调中央工作，张平化负责全面工作。1972年湖南组织一次文艺调演，出现了一批比较受欢迎的小戏，其中就有 《园丁之歌》，华国锋看后觉得好，建议拍成舞台艺术片。

1973年7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调审了《园丁之歌》。江青说：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能是教员？张春桥说：这个戏在教育路线上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师摆布。他们下令展开批判。于会泳的“文化组”下发了关于批判 《园丁之歌》的通知。姚文元主持写了《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署名初澜。经江青、张春桥审阅定稿后，发表于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 《园丁之歌》 的人民战争展开了，短短几个月全国发表了百余篇批判文章。

正当全国声讨 《园丁之歌》 之际，毛泽东来到湖南，他想看电影，接待毛主席的人提供了一个供选择的影片名单。毛选了 《园丁之歌》，看完后鼓掌并说了句“我看是出好戏”，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

有了最高指示，张平化让省文化局给文化部写报告，说“《园丁之歌》 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精神指导下产生的，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的，是一出好戏”。有人提醒这是“初澜”批过的。张平化说：“初烂 （初澜），就让他烂了吧。”

江青一伙看在眼里，恨在心里。1976年3月，江青在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十二省、区负责人会议，破口骂街，骂邓小平，骂一些中央领导人，骂胡乔木，骂李季……越骂越来劲，指着在场的张平化质问：“你对 《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写的，搞的？”

张答：“是！”

她见张平化并没有被她的淫威所吓倒，更加生气，讲了一大篇谎话、胡话，算起张平化的旧账，她说：你是好得不得了啊，我看你那封信了。那只是有缺点吗？你应当说是错误。你就是独独没有登评 《海瑞罢官》 文章的。（毛泽东也说过湖南独独未登评 《海瑞罢官》 的文章。） 初澜的文章明明是她同张春桥、姚文元共谋，由他们的写作班子起草，他们三人审改后发表的，原稿上有她的亲笔批语。她却说：“初澜的文章我没有看。初澜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

气焰嚣张的江青，没有想到她的这些讲话，很快地成为她的罪证之一。七个月以后，江青一伙彻底垮台。次年 （1977年），中共中央印发全党的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第二部分第四条就是“攻击毛主席肯定的 《园丁之歌》，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这一条 （二） 是“湖南省委的反击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四） 是“张平化同志的揭发”。在此正式文件印发之前，报刊上早已就 《园丁之歌》 被“四人帮”扼杀进行了揭发批判。

1976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写的题为 《扼杀 〈园丁之歌〉 也是为了篡党夺权》。文前加了一个 《人民日报》 编者按，按语中为本报1974年8月4日发表初澜的 《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 一文作了说明。当时围绕 《创业》、《园丁之歌》 发表了大量批判“四人帮”的文章。

现在看来，《创业》、《园丁之歌》 并非典范之作，“此片无大错”，“我看是出好戏”也不是多么深刻的高论，所以今天还要提到它们，只不过为了记述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窒息的年代，在那个时代能发出一点健康的声音是不容易的，是可贵的。

当时中宣部的副部长是黄镇（兼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张香山、廖井丹。廖1949年5月曾任 《长江日报》 社长，时间不长。林彪、邓子恢召开党报会议后，廖去西南局，熊复任社长。后来刘祖春告诉我那是一次小型会议后，林彪点名让熊复去的。在 《郭小川全集》 中记了这次会议，但未记会议的详细内容。

文艺处 （不知那时是称处还是称局） 负责人是李晓明。他于1949年同梁斌、李满天等人南下武汉，一直在基层工作。六十年代同人合作写了部表现抗日敌后游击队的长篇小说 《平原枪声》，颇有影响，九十年代仍在重版。

全国宣传会议筹备组的借调人员先后住总工会招待所和友谊宾馆。这个筹备组内部还分哪些小组我不清楚，约三十多个人。第一次见面会是在总工会招待所 （在国际新闻俱乐部附近） 开的。朱穆之主持，胡乔木出席会议，朱说，这个会议起草工作请乔木同志抓。胡乔木指着王若水说：我想请若水同志多管管。这次会议我一字未记，也没留下太多的印象，只记得同我过去熟悉的几个人打了招呼，如洪禹、王若水、严泉兴、郑惠等。当时我想，原中宣部有些应来的人怎么都没来？后来才知道其中有复杂的原因。

我当时没有经常住在筹备组，开会时当然必去的，就我现存的笔记本看，2月13日，张平化召集第一次正式会议。他讲了全国宣传工作的设想、开会的时间、规模和议程。

时间拟在3月中旬。

规模不超过三百人。各省市平均四个人。上海可以多来几个。

议程三个。一、先发个通知，这个通知要写得好一些。有号召，有指导意义，有推动作用。

二、起草一个加强理论工作的报告提纲。这是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难度比较大。在预备会议上尽可能拿出来，讨论后向华主席报告。这个报告最好请华主席作。

三、关于规划的说明。八年规划，头三年，后五年。首先是重点理论著作的规划，提出要求。

关于宣传工作队伍，基本上是好的，并不悲观。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破坏很厉害，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

3月15日张平化主持，召集宣传直属部门及有关单位开了一天的座谈会。发言的有胡耀邦、胡绩伟、张香山、曾濤、李曼村、王惠德、范戈、王匡等。张平化、朱穆之也讲了话。大家就当时宣传战线的形势，宣传会议的内容、开法、希望等各抒己见。张平化提出开一个像1957年3月那样的宣传工作会议。张平化信心十足。我则对这个会到底能否开成，开成什么样子，一点谱也没有。

3月份先后开了几个调研性的座谈会，我只记得在党校开的是各民族学员座谈会。在礼士胡同“文革”中于会泳的办公处开过一次文艺界座谈会，这次会由李晓明、冯牧主持。来了不少代表人物和各报刊管文艺的人，讲了不少当时批判“四人帮”的情况。不少人认为当时的批判“乱打枪”，如在一些谈到三十年代的文章中仍在指责“四条汉子”，在批姚文元的文章中讲姚氏父子与胡风关系密切，还有的文章说张春桥是钟惦荣的黑后台等等。这次会上冯至发言中特别谈到苏联的文艺情况，引起我特别注意。

我记得他是从那时刚刚出版的一本苏联理论著作谈起的。这本书是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科的 《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1972年出版，1974年获“列宁奖金”。在苏联1976年6月召开的苏联作家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得到很高的评价。苏这次作代会是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 （有人称为“十年停滞时期”）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马尔科夫作了题为 《为争取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苏联文学和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及其任务》 的冗长的、沉闷的报告。报告中把赫著列在优秀理论著作的第一位。勃氏“停滞的十年”正是我国“大动乱”的十年。这同一个时期，同一类国家，不同的发展情况，文艺方面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些做法似乎恢复到斯大林时代，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时被驱逐出国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文艺界还作出了值得注意的成绩。《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 在理论上有不少探索创新。对创作个性、风格都有深入的论述，专设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的论述，批评了对高尔基的种种错误理解。根据高尔基“人这个字，听起来又是多么令人自豪”这句名言，论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意义。具体分析陀氏的 《恶魔》 时，提到作品中背景与巴枯宁领导的一个事件有关，由此联系到马克思、恩格斯就这个事件对巴枯宁的批评，并引用了马恩批判巴枯宁关于未来社会制度原则的评论，嘲讽巴枯宁的那个未来社会制度是“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该书作者所以引用这些话加以发挥，是针对当时苏联的政治背景和文艺情况的。但对我们也很有启示。冯至觉得苏联在文艺理论研究工作上比我们深入，我们应该学习。当时这本书是作为“内部出版”，加了一个很长的批判性的“译者的话”，说“对我们了解目前苏修文艺理论方面的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了解那个时代的情况的人是不会责备译者的。冯至所以向大家推荐这本书，也不是为了宣扬“苏修”的文艺观点，而是让我们开扩眼界，认真地研究世界各国的情况，从中学到好的东西，克服我国理论研究工作的混乱状态。时隔二十多年我还清楚记得冯至的这个简单的发言，除了对他提供的材料注意外，更重要的是，对冯老严肃的治学态度的崇敬。

（选自《文坛风云续录》/ 黎之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