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果达

孙中山之死的诸多疑问至今难以解释。

孙中山必须“销声匿迹”

孙中山必须“销声匿迹”是鲍罗廷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苏联对华政策受到威胁。

鲍罗廷要把国民党改造成能够牵制和对抗日本的力量，就必须让孙中山反帝，尤其是反日，但孙中山却反其道行之：

其一，对美、英、日的“幻想”。1924年1月6日，孙中山在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会见时，“呼吁美国帮助解决中国内部的政治性问题”。美国一位学者的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一书说：“孙博士曾经告诉舒尔曼，美国是中国人认为用不着怀疑的唯一国家，因此，她也就是拟议中的能够斡旋仲裁的唯一国家。”“一月十三日，正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前的一星期，在一次和美国记者的会晤中，孙博士又提到了这个建议。”“鲍罗廷返回广州以后，曾经费尽心机地说服孙博士放弃这个幻想。”因此，鲍罗廷在秘密报告中特地提到1924年1月23日于会议期间与孙中山的谈话：“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孙中山：他关于中国人民可能从美国、英国或日本得到某种帮助的幻想还将抱多久？难道他等待这种帮助不是已经太久了吗？现在还不该对充满幻想和失败的过去进行总结并转到新的道路上来吗？”

其二，“面向日本”。鲍罗廷认为：“美国人对孙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与日本人调情。”“但日本人不相信他，因为他同美国人调情。”“其实孙恰恰是面向日本的，他支持日本、俄国和德国组成同盟。”

孙中山对美国的“幻想”，尤其“面向日本”，严重威胁了斯大林的对华政策。

二、鲍罗廷无法控制国民党。

鲍罗廷要把国民党改造成能够牵制和对抗日本的力量，就必须控制国民党，但孙中山的存在使得鲍罗庭无法如愿以偿。

1923年7月31日，“斯大林建议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但孙中山却在10月18日“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讲话中“曾概括说明鲍罗廷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作用：‘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这一任命与作用无疑与斯大林的希望相去甚远。《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一书说：“鲍罗廷在广州的地位非常软弱”，“除了‘革命权威和苏联援助的许诺以外，他是极端孤立的。中国方面没有一个人了解他或有理由信任他。有些人拿不准他的意图；许多人希望他离开。”

1924年1月10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前10天，谭平山在与鲍罗廷的谈话中明确指出：“选举代表和一般任命中有许多困难问题，只有孙中山参加才能加以解决。”确实，孙中山完全不是鲍罗廷所能左右的。《孙中山的苏联顾问1920—1925》一文说：“孙中山进行第三次北伐的决定，必定与鲍罗廷的意见不符，因为这和他们两人在广州所致力的一切工作——重振国民党、号召群众参加革命、建立效忠于的新軍队——都格格不入。这不禁使人怀疑他到底接受了多少鲍罗廷的革命方案。”

张国焘也回忆说：鲍罗廷“以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他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卷入是非的漩涡，不多发言；他的几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征得孙先生的同意，并估计在会议上能够通过，才要言不繁地提出来。”鲍罗廷自己也说：“常常遇到困难，遇到了挫折，我们就去请教总理的引导，我们依了他的引导去做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就不会十分错误。”鲍罗廷的低声下气表明其当时不得不看孙中山的脸色行事。“尽管孙中山接受了许多鲍罗廷的建议，最后应该怎样做的决定权还是在他；他俩的意见也不尽一致。有时候鲍罗廷发现要改变孙中山的想法简直不可能。”

鲍罗廷不可能超越孙中山的权威，也就无法控制国民党。如果不能迅速改变这种局面，鲍罗廷很可能在华就一事无成。

三、孙中山无法“改变”。

鲍罗廷要把国民党改造成能够牵制和对抗日本的力量，但孙中山却坚持我行我素独立自主。鲍罗廷在秘密报告中强调，“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并不得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主，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孙就必须同以前组织上的混乱和思想上的涣散一刀两断，并完全投入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或者他销声匿迹。”鲍罗廷要报告斯大林的其实只有一句话：孙中山已经成为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障碍。

鉴于以上三大原因，鲍罗廷唯一的选择就是让孙中山尽早“销声匿迹”。看来孙中山的厄运在国民党一大后就开始悄悄降临。

孙中山的警觉与死亡预见

事实上，孙中山对自己已经面临危险并非一无所知。

孙中山违心任命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虽然不可能说出其中的内情，但有所警觉还是有迹可循的：

其一，孙中山当军校总理。“5月2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9日，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孙中山自己兼任军校总理，组成校本部最高领导机构，直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这一别出心裁又针锋相对的措施对蒋介石实行双重牵制：“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孙中山经过一星期考虑最后做出旨在架空蒋介石的决定，恐怕是出乎斯大林的预料的。如果照此下去，黄埔军校实际上依然由孙中山掌控。

其二，任命廖仲恺为总政委。孙中山“先生北上前曾一度下令委廖为各军总党代表，但廖尚未就职而中山先生邃尔逝世。”孙中山显然心有不安而要大力提升廖仲恺在军队中的地位以防万一。

其三，执意“中日提携”。苏联的“喘息”政策简而言之就是：扶助国民党执政以牵制日本；对日妥协以怂恿其侵华。其目的是制造中日冲突。因此，斯大林决不允许孙中山对日友好。但孙中山却坚持“中日提携”。1924年9月18日，孙中山派李烈钧访日。“在李出发前的一星期里，孙中山曾8次召见他进行了共约24小时的长谈，详细商定李的赴日活动计划。”“李烈钧抵日本后，曾多次表明此行目的”：“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提携。”随后，孙中山执意利用北上机会前往日本，不遗余力地宣扬“中日提携”。美国一位学者认为孙中山“有必要借重日本的帮助。他甚至需要一种对苏联影响抗衡的砝码。”

如果说张作霖后来是因为离间苏日关系而丧命，那么孙中山又岂能热衷于“中日提携”而幸免，更不用说意图借助日本以抗衡苏联。

在相关孙中山的研究中，很少涉及孙中山对自己面临死亡的精准预言。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北上前夕于广州乘船抵沪。“不知是有预感，还是出于尊重，蒋介石和黄埔军校方面以军校最高礼节——阅兵仪式，迎送总理。”孙中山随后与蒋介石有一次谈话：“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况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蒋：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孙答：“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孙中山明显是在表示，今有蒋介石，余“则可以死”。

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召开记者招待会时说：“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很有危险。”台湾的 《传记文学》 也有记载：“总理北上经过上海的时候，曾对上海的同志们说：‘我老了！不知道命在今年，还是明年呢？总理似乎已有生命历程行将终结的预感，这终究因为总理是一位极其高明的医生，他对自己身体的情形有很微妙的理解、抑或是因为总理是一位至诚的哲人，可以前知呢？”“今年还是明年”，孙中山难道料事如神？

孙中山在短时间内几次三番地预言死亡，竟然还不幸而言中，事先必定已有所察觉。但孙中山显然不知道死神究竟用何种方式降临。此外，孙中山唯一在私下对蒋介石“突作此言”，应该不是无的放矢。

孙中山病情的确诊与俄国“专家”的到来

孙中山病情的确诊有一个过程。据“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的日记记载：1924年12月3日“总理精神亦不见疲劳”。4日“一病而遂不起，是诚出人意料者也！”

“国父抵津，初延日本医师诊治，日医判断其为风寒感冒，在三数天内可愈。至六日乃改延德国医师施密特诊治。”9日，德医建议要查清病因，“须赴北京协和医院，因劝国父早日进京。”

“12月25日，日本北平同仁医院长小管勇博士往视总理病状，断定为肝脏炎。”29日，“今日德医诊视，谓总理确患肝病。”1925年元旦，“是日延请外国医生六、七人，考察病症，都断定是肝症。”可见孙中山病情的确诊在12月底前后。但“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一位俄国肝病专家从莫斯科来到北京。”《中华民国国父实录》 也记载：1925年1月4日，“复请俄籍医师协助会诊。”《孙逸仙先生传》 也说：“又请俄国医生协助，提出意见，与克利参考互商。时孙先生身体并未超过常温，神思也极清爽。”

此后，孙中山的病情急剧恶化。1月24日，鲍罗廷向斯大林报告孙中山病情的密信中附上了“专家”诊断书：“从所附的福尔特医生开具的诊断书可以看出，孙的病情如何之严重。”据俄国中国问题专家维克托·乌索夫在 《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一书披露，福尔特的全名是福尔图纳托夫·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1917年前当医生，1920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外局工作，20年代中期“以苏聯公使馆医生的身份作掩护在北京工作。”可见福尔特是个披着医生外衣的特工。此后，孙中山的诊治实际上就被鲍罗廷全程监控。1月26日，孙中山入北京协和医院，“当晚由德、美、俄三国医生切片检查”。可见“福尔特”参加了手术。顺便指出，福尔特“有一次试图获取秘密材料，就在拿到文件之时被中国警察抓住。随即被逮捕，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花一万美元将他赎出。”回国后，“1937年被逮捕，1938年被枪决。”不知他的盗窃和处决是否与孙中山的治疗有关。还需要指出，1941年王明的中毒与孙中山极其相似：发病突然来势凶猛；明显的肝胆病体征却难以确诊；苏联立即派出情报局专家阿洛夫来华治疗却导致患者病情的重大反复。幸亏当时中共中央已经提高了警惕，加上李鼎铭高超的解毒医术和王明暗中拒服阿洛夫给的所有药物才得以死里逃生。

孙中山“身旁的伙伴”与“我尚何说”的遗言

有证据显示，孙中山的最后时刻受到鲍罗廷的严密监控。

鲍罗廷的妻子鲍罗廷娜1966年在莫斯科撰文说：“当孙中山因胃癌与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宋庆龄和鲍罗廷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之旁。”

当时鲍罗廷的行踪甚至引起了美国的关注：“一月初，美国公使舒尔曼博士获悉，鲍罗廷是孙博士的随侍身旁的伙伴。”“是容许随侍孙博士病榻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位。”

“孙中山临终前，鲍罗廷在外榻前待候，并为孙中山英语口授致 《苏联遗书》 做笔记。”

“当病重的孙中山被抬进北京以后，鲍罗廷更是经常去看他。孙中山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那一天，任命了几位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组织一个临时政治委员会，鲍罗廷仍然担任顾问。汪精卫替孙中山起草的遗嘱，就曾经过这个委员会的批准。”鲍罗廷正是通过这一委员会名正言顺地掌控了孙中山的一切。美国一位学者说：“须知孙中山在活着的时候从来都不是苏联最坚定的盟友。因此对鲍罗廷来说，陪伴孙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可以保证其他人不至扣押或歪曲他的临终嘱托。”

1925年2月14日，鲍罗廷从北京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说：“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以及特邀的最著名的国民党员也在频繁地举行联合会议。我作为顾问出席了所有会议。”鲍罗廷显然是在炫耀自己对局势的洞察与掌控，让斯大林放心。

孙中山不是猝死，更知道已经不治，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理应对政治接班人有所考虑和安排，但孙中山却有口难言。1925年2月24日，汪精卫等人“至孙中山病榻前请求留下遗嘱”，“孙先生似甚注意倾听，听毕又似有深思远虑，欲言又止之状；但沉默甚久，又张目郑重而言曰：‘我何言哉。”对孙中山的拒绝，众人再三请求。“孙先生又默然，良久才张目谕曰：‘吾若留下说话给汝等，诚有许多危险。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汝等，我死之后，彼辈更将向汝等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汝等软化。如果汝等不被敌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甚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汝等应付环境，似较为容易也。如吾必定说出，汝等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矣！如此，我尚何说？语毕乃闭目。”孙中山反复出现的犹豫和“默然”体现出内心的矛盾和挣扎，经权衡再三后终于选择了暗示：遗言内容最为关键的三个“必”，充分体现了孙中山的悲观，似乎敌人过于强大不可战胜，明显暗示自己因为拒绝“软化”才被“加害”。由此看来，孙中山并非无话可说，而是有话不能说，只能发出含蓄的警告，毕竟鲍罗廷就在身边，只是汪精卫等人听不懂话中之音而已。“如此，我尚何说？”孙中山只能徒唤奈何。

孙中山的病历与肝脏留下的疑问

孙中山纪念馆撰文说：“而今协和医院留存的孙中山病案有13页，这只是孙中山病历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在1942年被日本人借走，至今没有归还。协和医院病案室的大铁柜里至今留着日本人的借条。”“诊断书清晰地记载着孙中山的死亡日期为1925年3月12日，尸检日期为1925年3月13日，采用手术治疗的手段，尸检医生为Dr.Cash，尸检医院为9954医院。”该文的含糊不清之处起码有二：

一是断言孙中山的病历只剩“一小部分”是由于日本人的“借走”欠妥。鲍罗廷既然直接把“福尔特”的诊断书寄给斯大林作为关键证据，似乎没有可能忽视协和医院的诊断情况，更何况当时“福尔特”也参与孙中山的手术。可见孙中山在协和医院病案的缺失决不能排除与此有关的可能。

二是协和医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办，至1948年才正式复院。日本在占领期间为何只要“病理报告”和“切片标本”，却不要“诊断书”？最合理的回答显然是其信不过有莫斯科特地派来参与诊治的“专家”与进行尸检的医生与医院，而要自行确认孙中山的死因。

上世纪80年代南京市档案局在整理馆内资料时，查到过孙中山的肝脏被盗一事，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档案记载：1942年初春，日军取走协和医院研究室内“孙中山的肝脏、肝脏切片和腊块等，其中还包括一册总理的临床记录报告。”后经汪伪政府派出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交涉取回，再交给上海一位癌症专家“作医学研究之用”。但相关档案没有记载协和医院为何会有孙中山的肝脏。

近年来，江苏省档案局、南京市档案局与扬子晚报进行了一次联合调查，“查阅了南京市档案馆上千卷民国档案资料后，又赴中山陵孙中山纪念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原始档案。”此后，以“孙中山肝脏下落之谜”为题撰文说：“在南京中山陵园肃穆的藏经楼中，发现中山陵史料汇编中的相关记载：协和医院将取出的肝脏以及制成的肝脏病理切片和腊块标本，经过药水洗涤后，用玻璃瓶储存著，收藏于该院病理研究室内。而此事对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及其子孙科以及在医院照料的国民党要员吴铁城、郑洪年等也是保密的，他们被告知，肝脏已焚化。”

协和医院这种看似严重违背医德的行为，恰好反证孙中山死因的可疑。毕竟，孙中山的死因关系重大，一家医院，包括诊治医师又岂敢贸然涉险，更何况“福尔特”就在身旁。因此，公开宣布死因，暗中保留证据，两者都可能是无奈之举，因为只要留得肝脏在，孙中山的死因显然迟早会真相大白，也就能还协和医院的清白。就此而言，当时的协和医院应该是尽其所能了。

抗战胜利后，沈醉根据褚民谊的交待去寻找“宝物”：“我到他亲戚家中取出一看，原来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副肝脏。因孙先生患肝癌逝世后，医生把他的肝脏切开后用玻璃瓶密封起来，这件东西不知怎样落到褚民谊手中。”褚民谊显然知道保留肝脏对证明孙中山死因的重要性。

《扬子晚报》 调查当年的几位知情者都说孙中山的肝脏已经焚毁，但“尚未查到1946年7月以后的有关档案记载孙中山肝脏的切片和腊块标本的最后去向，谜依然未解。”

孙中山死因的争论

1999年1月初，在台北举行的“第二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协和医院发表题为《孙中山与北京协和医院》的论文，“文中引用了一份北京协和医院对孙中山病理最终认证的资料，重新组织论证，论定：孙中山死于‘胆囊腺癌晚期，并广泛移转。”但台湾大学医院认为：“一般通称的胆囊癌，广义而言也是肝癌的一种”，“其实不论癌症原发于何处，孙中山最后应是转移性肝癌死亡的。”这一最近的分歧不仅说明对孙中山的死因依然有不同意见，更重要的是反映两点：一是协和医院当年的“最终认证”表明原来就有分歧；二是“重新组织论证”表明如今的协和医院对原有的结论还是有所怀疑。毕竟，孙中山死于肝癌的唯一证据，仅是当年协和医院一张无法排除受到当时政治需要之影响和干扰可能的诊断书。

在孙中山逝世后的4年内相继死去的还有廖仲恺、张作霖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如果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重要人物之死其实都与苏联的“喘息”政策有关，孙中山之死显然就难言孤立和偶然。

（选自《党史纵横》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