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超，王小小

(1.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2.重庆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重庆 401331)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到：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在于悲剧形成于行动之中，进而就必须有悲剧人物的存在。在此必须先探讨悲剧的实质是什么。叔本华认为：悲剧，也正是在抑制客体化的最高级别上使我们在可怕的规模和明确性中看到意志和它自身的分裂[1]86。换句话说就是逆来顺受不是悲剧，只有在困境中进行自我分裂和个体反抗方能构成悲剧。倘若照此定义，《寒夜》中的汪文宣则不能看做是悲剧人物，在他身上没有充分的悲剧意识，充其量只能看作是一种“悲哀”。那么悲剧意识又是什么呢？悲剧意识是一种主体性的认识，是人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内在感知与把握，即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汪文宣既生活在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夹击中，又困兽于母亲和妻子的日常争吵之中，他深谙自己的窘况却无力也不敢做出任何反抗，只能忍气吞声地做一个连自己都有些难为情的“老好人”。而曾树生却表现出与之截然相反的姿态：她与汪文宣一样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曾像汪文宣一样想要办教育，然而所有理想也终究在战火中付之一炬。当现实无情地粉碎了飘渺的理想时，曾树生卸下一切和平时期的光环，为生机而游走于权色之间，即便这或许是一种投机式的苟且偷生，但至少证明她没有放弃，只是以一种相对安逸的方式做着自我主体式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