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文是大陆作家韩少功先生在香港浸会大学校庆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他认为作家的成长受时代的限制、作家的影响也受时代的制约，还谈及对“小时代与大时代”等。

关键词：韩少功；香港演讲；文学与时代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1-0008-04

韩少功，195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湖南澧县。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代表作品有《月兰》、《西望茅草地》等，另与人合作完成传记《任弼时》。他是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这一时期代表作有《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厚的文化哲学意蕴。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争论，2000年，由《亚洲周刊》邀两岸三地专家评为“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百部经典”之一，排名第22位。新世纪创作的长篇《暗示》、《山南水北》、《日夜书》等均产生了不小反响。另外，韩少功“天涯体”散文在当代独树一帜，《性而上的迷失》、《完美的假定》、《革命后记》等作品既有形式美感，又以思想见长。

曾获境内外奖项多次。主要有：1980年、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2年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2007年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杰出作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等。作品分别以十多种外国文字共三十多种在境外出版。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著）、《惶然录》（佩索阿著）等数种出版。

曾任第一届、二届海南省政协常委（兼），第三届省人大代表（兼）。曾任第三届海南省文联主席、省文联作协党组成员、书记。2011年申请卸任这些职务获准。现兼职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全委会委员，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

“文学与时代”这个题目特大，怎么说都只能是挂一漏万，所以我只能从一个很小的侧面，谈谈个人看法。

主要有这样三个意思：

第一，作家的成长受到时代制约

我经常觉得自己走上文学这条道是一个意外，甚至是一种误会。小时候，我的语文成绩很烂，考中学时的语文成绩差一点不及格——这是中学老师告诉我的。但是我的数学成绩不错，在中学一年级就把三年级的数学自学完了。每次数学竞赛，我只要一半的时间就能走出赛场，然后拿到高分。我的父母也特别鼓励我在理科方面发展，觉得同文字打交道特别危险，可能会卷入政治的纠纷和斗争，甚至引来杀身之祸。“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们觉得数理化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以为自己会在理科路上走下去，像我父母期望的那样，将来当一个工程师或者医生。牛皮哄哄的时候，我甚至觉得父母太小看我了，当一个发明家就不行吗？就像我一个朋友，在乡下劳动时，听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了，居然跑到山后大哭一场。人家问他为什么哭，这卫星上天不是好事吗？他的回答让大家哭笑不得。他说：你看，人家把头功给抢走了，我今后的路还怎么走！

但我遇到了“文革”这样的时代。十年之内所有的大学都关门了，1972年后即便招生，也不通过考试，你学得再好也没用。那时我在乡下务农，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所谓两头不见天，就是说白天出工时天还是黑的，晚上收工时天也是黑的。数理化有什么用呢？我所在之地的附近有一个公社机关，相当于后来的乡政府，经常飘出一些食堂里的香味，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菜，不过油盐稍多一些的味道，但这已经让我就特别向往。我在黑板报上写的字不错，于是有一位干部就把我找去复写材料——在没有复印机的时代，一种常见的人工复印方式。后来又因为我在复写过程中能纠正一些语言标点和词句的错误，干部们说，这小家伙还有点语文的才华，于是就让我干更多的事情，比如写材料，比如给业余文艺宣传队写脚本，三句半、对口词、表演唱、花鼓戏什么的，因此能让我吃上一些稍好的饭菜。这就开始了我的文学道路。所以我说，我和文学发生关系，不是我对命运的选择，而是命运对我的选择。

很多作家也有类似的经历，不过是阴错阳差，误打误撞，最终被命运抛到了写作这样的一个位置。至于他们写什么，怎么写，更受到时代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暗中制约。其中有些人比较贴近时代，例如英国的狄更斯（Dickens），法国的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俄国的托尔斯泰（Tolstoy），用他们的笔展现了战争、革命、人间苦难，一幅幅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以前很多中国的作家也把文学看作“旗帜”“号角”“投枪”“匕首”，紧紧地盯住时代，有力地介入时代——这些作家同时代的关系看起来好像比较明显。不过也有另一些作家，好像离时代比较远，甚至信誓旦旦咬牙切齿地要逃离时代。这些人会经常提到一个名字：卡夫卡（Kafka）。卡夫卡有一则著名的日记，只有一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我去游泳”。多么大的事情，世界大战都要爆发了，他居然冷漠，无所谓，超然世外，背对时代和逃离时代的姿态再明显不过吧？原来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直到不久前我在布拉格待了近一个月，才觉得自己的看法有些动摇。我在布拉格寻找卡夫卡的痕迹。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布拉格的住处经常变换，先后换了七、八个地方，好像一直在东躲西藏——躲藏什么呢？他所在街区有一个显赫的建筑是市政厅，上面矗立不同民族身份的四个人物塑像，分别代表不同的人性品质，其中犹太人代表了最可耻、最糟糕的一种：贪婪。卡夫卡几乎每天都看到这组塑像，其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基督教徒对犹太人存在普遍的偏见，比如他们认为犹太人应该为耶稣之死和欧洲的黑死病承担罪责。在布拉格的西边，德国、法国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排犹仇犹喧嚣；在布拉格的东边，波兰、俄国等地同样有排犹仇犹的暗潮汹涌。在那种情况下，德国向俄国开战，对于卡夫卡有多大的意义？那样的“时代”是否值得卡夫卡去贴近、去热心投入？也许恰恰相反，无论向东看还是向西看，无处不在的排犹仇犹只可能让他选择自我主義，选择一种逃避、冷漠、孤绝。很多卡夫卡研究专家强调他与时代的疏离，也许恰恰忽略了他当时四面受困的真切处境。从这个角度来看，设身处境地想，卡夫卡同样是那个时代的“儿子”——只是那个时代对他那种自我主义的催生，表现为一种隐晦曲折的方式而已。

第二，作家的影响也受到时代制约

有一个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Balzac），在中国内地一度非常流行，至少在知识界无人不晓，如果谁不知道他，恐怕都不好出门去混。可是我后来见到一些法国朋友，他们说巴尔扎克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吧，他在我们看来写作很一般呵，法文很粗糙的，你们中国人凭什么把巴尔扎克看得那么高？这件事情让我有点纳闷。后来我一想，可能其原因藏在翻译的过程里。比如翻译巴尔扎克的有傅雷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好作家，一个美文家。他在翻译巴尔扎克小说的过程中，也许是为原著加分了。在座的浸会大学各位朋友，肯定都是双语、多语的人才，当然都知道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因译者的水準不一，所以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有时会给原著加分，有时会给原著减分。巴尔扎克因汉译者而加分，是他的幸运。但是其他作家是否有同样的幸运呢？那就不一定。有一次，一个国际性的作家会议在某国召开，也有中国作家参加，恰逢鲁迅先生周年忌日，于是与会的中国作家们建议，以大会的名义向中国内地纪念活动组委会发一份电报，对鲁迅先生表达敬意。据说那些外国同行都非常友好，都同意，只是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鲁迅是谁？”

鲁迅的名字在中国文学界如雷贯耳，在国外的知名度、可见度却受到明显的局限，肯定不如姚明，也比不上章子怡和巩俐。这些球员、演员是不需要翻译的，人家可以直接看，但鲁迅的文章是需要翻译的。很多人知道，越浅白的作品往往越好译，比如学生腔就最好译，倒是内涵特别丰富和深邃的作家，语言风格特别有独创性的作家，碰到翻译这一关，往往就是“九死一生”。没遇上好译者，就免不了七折八扣、伤痕累累。鲁迅的小说已经是很难译的了，杂文中的含蓄、幽默、典故等等，一经译者的过滤，更可能变成了大字报。一部《红楼梦》有好几个英译本。中国孩子们读中文系的，还不一定能把《红楼梦》原著全读懂，特别是读其中有些诗词是这样。但是中国孩子读英文系的，读英文版的《红楼梦》几乎毫无问题——可见《红楼梦》英译本也比原著简化了不少。在整个20世纪，中国第一流的作家，如鲁迅、茅盾、巴金、周作人等；第一流的学者，如严复、费孝通、朱光潜、钱锺书等；其绝大部分都在学西语，做翻译，表现出中国人对西学的巨大热情，因此他们的翻译几乎都是加分的。但西方第一流的作家、第一流的学者会来学汉语，做汉语作品的翻译吗？让我们数上50个、100个，其中可能一个也没有。没错，那里有不少优秀的汉学家，曾经为推介中国文化贡献卓越，功不可没但总的来看，汉学队伍还是很小，处在某种边缘位置，二、三、四流人才混杂其中。这就会造成所谓跨国文化交流的一个失衡现象，“双行道”可能变成“单行道”，或者一条道是高速公路，另一条道是泥泞小道。有一位老前辈说过，参评诺贝尔文学奖，人家大多数是用原版，东方人却只能用翻译版，这就像体育竞赛中的不平等规则。而这一切都缘于时代——19世纪以来的这个时代已经把世界分成了富国与穷国，分成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我们对此毫无办法，一时无法改变。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强弱双方的翻译意愿、能力、效果完全不对等，很多作家的境外影响力，以及“出口转内销”以后的国内影响力，都是自己力所不及的。

我也被不少人看成一个运气不错的作家，比如在读大学期间就多次获奖。其实回头看看当年的作品，自己也觉得很粗糙。眼下在青年作家群体里随便拎出一个来，也许都比我当年写得更圆熟、更轻松、更活泼灵动，而且知识面更广。可在我出道的那个时候就是很少人写，整个文坛几乎空荡荡。很多人还有“文革”留下的余悸，还不敢写。所以在那时的勇敢就是文学，诚实就是文学，一个孩子只要说出皇帝没穿新衣，也可能成为名满天下的社会意见领袖。这就像象棋中的棋子，在特定的棋局里，小卒完全可以强过车马炮，所谓“时势造英雄”也。从这一角度看，一个作家的价值，与社会所承认的他的价值，与社会若干年后所重新认定的他的价值，都不是一回事，不能用等号来链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如果倒霉了，可能就不必过于沮丧，抱怨什么“生不逢时”。如果我们成功了，可能也不必牛皮哄哄，夸耀什么“天生有才”。在一个流动不居的时代里，在价值评估机制和环境不断发生转移的动态过程中，对于一个写作人来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也许更为可取。

最后一点，“大时代”与“小时代”

什么叫做“小时代”？内地不久前有一部票房不错的电影，就名叫《小时代》，由一位知名的青年作家制作出品。这人当然是成功人士，据说到哪里都有自带的化妆师、保镖、秘书、摄影师等前呼后拥。“小时代”由此就被很多人视为一个恰当的命名，用来描述当下这个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时代，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技术进步、思想突破、经济危机、民意压力等综合性条件积累得不够，实现社会大变革的前景显得较为渺茫和遥远。那么什么是“大时代”？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之内，我觉得人类文明曾出现过两大高峰。一是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古中东的文明同时爆炸式呈现，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百家争鸣”，包括三大宗教几乎不约而同登场，颇有点神秘意味，由此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基本框架和坚实基础，被史家称之为“轴心时代”。二是史家们说的“启蒙时代”，即从欧洲的16世纪开始、俄国的18世纪开始、中国的19世纪末开始，直到今天的所谓“现代化”过程。中国人似乎“慢了一、两拍”，把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文革”后的“新时期”。其实欧洲与中国的启蒙同中有异，都在说“启蒙”，语境和针对点却不一样。欧洲启蒙要反神学，但这个问题在中国不算太大，特别是在汉文化区，宗教传统比较薄弱；欧洲启蒙反贵族，但这个问题在中国也不算太大，历经皇帝改革与农民起义，贵族传统也一直比较薄弱。反过来说，中国外患严重民族危亡的问题，在欧洲人那里又很陌生。但不管怎么样，启蒙的工业化的伴生物，是“赛先生”“德先生”登场，中国人听了都觉得很对胃口，显示出东、西方的很多问题又是共通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总体而言，中国人很愿意把西方人当作自己的老师。

在这两个文明高峰期之外，人们会进入相对平庸、沉闷、迟滞的一些历史阶段，可能会有小破小立，但难有大破大立；可能会有延伸性的积累，但难有革命性的跨越。那么我们如何辨别眼下的时代？是一个大时代，还是一个小时代，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时代？电影《小时代》的看法是，尽情享乐吧，随波逐流吧，市场和钱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点。但根據某些科学家的预言，重大的事变迫在眉睫。互联网的发展，基因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这两个学科融合交叉的发展，将在二十年之内后把全人类送入一个历史的“奇点”——这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意味着天翻地覆，一切都要重新来过。比如基因技术一旦可以取代和废除生殖，如果人都成了基因公司的批量产品，那么还会不会有性别、爱情、家庭？人道主义怎么办，还要不要？对基因公司的产品谈真、善、美，是不是纯属文不对题和多此一举？

也许大时代和小时代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就文明的演进而言，也许“小时代”是生根发芽，“大时代”是开花结果，二者是互相依存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季节里干不同的活。我们还可以给文学找一点特殊性——在座各位朋友中有不是文学专业的，听了可别不高兴。我的意思是，文学超越时代的可能性比其他学科似乎要多一点。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如果没碰上工业化，没碰上市场和资本主义，无论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还是凯恩斯（Keynes）都出现不了。史学领域也差不多，如果没有遇上大航海，世界史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新的考古技术和考古发现，国内史就只能停留在司马迁时代。这就是说，经济学、史学等学科所受到的时代制约要大得多，而文学家们则可能相对超脱，可关切人和人性中较为永恒的一些问题，或这些问题中较为永恒的层面。这些问题中有爱情：以前用唱山歌的方式恋爱，现在用发视频的方式恋爱，但恋爱还是恋爱；这些问题中也有杀人：以前杀人用大马长矛，现在杀人用激光、纳米武器，但杀人还是杀人。命运、道德、智慧、精神、灵魂这一类问题的某种永恒性，不会因为工具、方式、技术的变化而变化，是工具理性和进步主义史观使不上劲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古往今来的作家跨越时空，其实就像进了同一个考场，面对同一张试卷，来回答人类自身的考题。他们面对特定的时代，也面对所有的时代。

我现在每年冬天都住在海南岛。海南岛曾经旅居过一位伟大的诗人苏东坡。他似乎也没有遇上一个好时代。他所处的宋代，刚好是中华文明经历过汉唐的高峰期，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的积弊交织如麻，把他折磨得灰头土脸，很倒霉。他官也当不成，在各党各派那里都碰壁，最后被流放到当时特别蛮荒的海南岛，过一种半野人式的生活。但他的诗词、散文直到今天仍让我们欣喜和激动，比眼下任何一位当红的诗人也毫不逊色，甚至更好。他是一个在任何逆境下都能快乐生活的人，文思飞扬妙句如涌的人。他的一生证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只要我们努力，无论是生根发芽也好，是开花结果也罢，我们的文学事业不会死亡，我们靠一支笔仍可以有所作为，甚至能取得一个个让我们自己都惊讶不已的成果。

谢谢大家！

[以上文字由香港理工大学研究生徐雨霁整理，并经韩少功先生校阅。]

（责任编辑：庄园）